都說死亡是偉大的平等，但這個去處，不是誰身後想去就去的。
1993年，我在廣州一家新聞單位當辦公室主任，單位屬於廟大和尚少的單位，屬正廳級。說是正廳級，全單位的正式職工也不過幾十號人。一從未謀面的老革命同志在北京宣武醫院逝世，他屬於離休幹部，而不是退休幹部，自從料理了這位老同志的後事後，我終於搞明白離休和退休的細微差別。1949年參加革命工作，到離開工作崗位的叫離休；1949年後參加革命工作，到離開工作崗位的叫退休。其實離開工作崗位和退出工作崗位，說到底都不能再回到革命崗位，本質上沒啥區別。可這一字之差，待遇不一樣，其中享受國家或單位給的福利也不一樣。離休，有榮譽的成份在裡面；退休，沒有榮譽的成份在裡面。離休可以多享受一些國家所給的待遇，退休就要少很多。
那是個冬天，雪消又未全消，北京的寒冷像誰惹過的一窩馬蜂拼命往你身上鑽，生冷，生痛。我一下飛機，先到老乾局報到，然後直奔宣武醫院太平間。按照那個年代，工作熱情的指數來看，可評得上是個革命的孝子賢孫。
宣武醫院，專有一鄉下老頭，是負責給死者化妝的。他穿一身黑襖，鬍子拉喳的，半蹲在死者旁，從兜裡掏出一個小化妝盒，先是往手上吐一口唾沫，又拿出粉撲，左一下，右一下，死者臉上立馬裝修出一團神採奕奕。人是衣裳馬是鞍，化妝不化妝就是不一樣。然後就是在停屍間的一牆之隔的冷冰冰的房間，舉行告別儀式。說是告別儀式，也就是老乾局的兩個人加上三個家屬和我，程序老一套，默哀，放哀樂，念悼詞。然後移屍到殯葬車，再拉到八寶山的焚化爐火化，就這麼一過程。然後是挑選骨灰盒，當然像請貴客點菜一樣，越貴越好，反正骨灰盒由單位實報實銷。死者家屬精挑細選，選了一個雕刻精緻的骨質骨灰盒。我本以為事到此，算是一段白事告一段落，誰知死者家屬又提出，他爹屬於XX級，骨灰應入住八寶山裡的骨灰堂，不能擺在八寶山的骨灰牆。我說，反正人都死了，放在有琉璃瓦坐擋雨簾的骨灰牆和放在由一棟棟房子裡的四周也是擺滿了骨灰盒的骨灰堂又有多大區別？對方看來不但對官場的級別精通，對陰間的事也知道個八九，骨灰堂規格高，骨灰牆規格低。家屬執意讓我再打個報告，給上級有關部門。
跟室內的骨灰堂專櫃相比，骨灰牆在外面風吹日曬，就是不一樣。
任何單位裡的辦公室也都是幹這種活的。何況我所在的這家單位，級別高，兵少，許多粗活就必須親自幹。也沒什麼人可指揮，我又屬於那種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揉在一起的辦公室主任。你都得受，迎來送往，紅白喜事，吃喝拉撒。領導交辦，群眾意願，男人發牢騷，女人來耍賴，大官發大脾氣，小官發小脾氣，幹這活也好，多多少少能培養一點修養和道行，知道什麼是人情世故，什麼是江湖規矩。
按照死者家屬的意思，我鄭重其事地又打了一個報告。說實在的，最難辦的就是這類處於入骨灰堂和骨灰牆之間的骨灰盒，努力辦，打打報告，託託人情，就進了堂。不努力，不找人，不打報告，就入了牆。人家要堅持，辦公室主任也犯不著在這不是原則的問題上傷和氣，願放哪放哪，別讓我背回單位就行。報告很快批下來，家屬如願以償，那方骨灰盒終於擺進了八寶山骨灰堂。
在北京返回廣州的波音747飛機上，我看窗外，白雲一卷一捲地從機翼下飛走，太陽赤裸裸地照在雲層上。下面的村莊、城市、高樓、煙囪、高架線全都看不見了，高山、大河、森林也看不見了。我想，人要是想不開，死了也給多少後人找麻煩啊，看看那越來越清晰的白雲，看看那越來越模糊的大地。一個人，你擺在那，真有那麼重要嗎？更何況是一盒骨灰。飛機突然顛簸了一下，我嘴裡胡謅了一副對聯：生也貴重，死也貴重，生死都貴重；病也值錢，老也值錢，病老都值錢。橫批叫：沒轍。
一個人在一個機構內存活，一輩子就得幹許多沒轍的事，沒轍也得幹，這是規矩。
（本文作者田炳信，原新華社資深記者，現任香港《成報》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