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檢測:我們會因何而死?人們並不想知道

原標題：基因檢測：我們會因何而死？人們並不想知道

多年的基因檢測和數據表明，當人們可以選擇時，大多數人想得到更少的信息，而不是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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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A SPINNEY

發表於SLATE

封面：ANGELICA ALZONA

醫學 MEDICINE基因GENETICS 健康HEALTH

1996年，當法國修女Mariannick Caniou發現她沒有得亨廷頓舞蹈症這種致命的退行性遺傳疾病時，她的心情陷入了谷底。 在她的一生中，一直堅信自己會患上這種導致她祖母和母親死亡的疾病。 「我將會患上亨廷頓舞蹈症」這個想法影響了她人生中幾乎所有的重要決定，比如不結婚，不生孩子。全身心投入宗教領域她並不後悔，但她現在依然在擔心，亨廷頓舞蹈症也會危及這件事：「我所築就的一切，我的生命，似乎都輕如鴻毛。」

上世紀80年代，當醫生們意識到很快就能預測亨廷頓舞蹈症的患病機率時，並沒有預見到會出現像Caniou修女這樣的情況。即使他們對那些接受檢測的人深表擔憂，但是注意力主要放在那些結果不好的人們。為了應對他們可能出現的精神變化，醫生們甚至在精神科增加床位。然而這樣的情況並沒有發生，人們逐漸都可以應對壞結果。真正受到影響的是那些像Caniou修女一樣，以為自己一定會患病，卻始終沒有的人。

三十多年來，從第一個預測性的基因檢測面世，有大量數據積累告訴我們，人們在知道了從前無從得知之事後會作何反應。基因檢測的興起為科學家展示了一個延續三十年的實驗，他們從中發現了一些關於人類行為的驚人事實。數據顯示，大多數人在得知壞結果後，會採用違反直覺的方式去回應，或至少與專家預測的大相逕庭。但隨著基因檢測變得更加普遍，被驚嚇的較少數所採取的非理性行為，看起來更像是明智的大多數的理性行為。

在嘗試預測人們對於基因檢測結果的反應時，醫生們屢戰屢敗，這並不是因為他們缺乏準備。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醫生們做了問卷調查，詢問人們如果有基因檢測的話，在什麼情況下他們願意接受檢測。醫生們記錄下人們的答案，並據此去做計劃。麻煩的是，當這項檢測面世時，人們並沒有照此前回答問卷所說的那樣去做。

隨著基因檢測變得更加普遍，被驚嚇的較少數所採取的非理性行為，看起來更像是明智的大多數的理性行為。

亨廷頓舞蹈症是最早可以用基因檢測預測的疾病之一，也就是說這項檢測可以告訴一個健康的人，他將在未來的某個時候患上這種疾病。用於預測亨廷頓舞蹈症的基因檢測在1993年問世（自1986年起已有可靠性稍低的檢測）。這是一種由單個基因突變導致的神經退行性疾病，通常會在中年時期顯現。那些有遺傳史的家庭都會知道，患者的孩子有50%的機率患上這種疾病。現在通過基因檢測，他們可以確定哪些孩子會在將來患上這種疾病，哪些不會。

在那些前期問卷中，大約70%來自有亨廷頓舞蹈症家族遺傳史的人稱，他們願意接受基因檢測。事實上，只有15%的人接受了，而且在十多年間的多個國家地區，這個比例一直很穩定。當其他針對無法治癒的腦疾病，例如罕見家族遺傳型阿茲海默症以及額顳葉痴呆的基因檢測問世時，情況也是大致相同：大多數人寧願不去知道真相。

這種現象背後有它明確的邏輯：為什麼要知道那些我們也無能為力的事呢？而其他疾病的數據也證實了這種邏輯：在對該疾病有效的治療手段出現之後，接受檢測的人數就會變多。因為治療手段的進步，大約三分之二被診斷出乳腺癌的女性現在可以存活20年甚至更多，這個數字是40年前的兩倍。只有很少幾種乳腺癌是會遺傳的，調查顯示，60%有遺傳性乳腺癌風險的人，在基因檢測問世後接受了測試。

荷蘭萊頓大學醫學中心的心理學家Aad Tibben研究人們對基因檢測的反應已有三十多年，他說通常有兩個原因驅使那 15% 的人接受不治之症的基因檢測。第一點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他們想要消除不確定性；第二點則是他們不想把致病基因傳遞給下一代。第一點解釋了為什麼那些接受檢測的人可以處理好或至少開始接受壞結果帶來的刺激：不論結果如何，對他們來說都是一種解脫。即使當前沒有治療手段，他們至少可以作出理智的生育選擇，並為未來規劃。

然而關於第二個原因，人們的言行之間存在令人困惑的差異。產前基因診斷已經非常普及了，但是那些夫妻雙方中已知有一方攜帶致病基因的，比那些只是存在風險的夫妻更少接受檢測。前者中的絕大多數選擇讓自己的孩子承擔和自己出生時一樣的風險。為什麼人們會採取這種看似對後代不負責任的行為方式呢？

當其他針對無法治癒的腦疾病的基因檢測問世時，情況也是大致相同：大多數人寧願不去知道真相。

巴黎薩伯特慈善醫院的Hanane Bouchghoul及其同事在2016年發表了一項獨特的縱向研究調查，揭示了這個決策過程。他們採訪了54名女性，她們或她們的配偶有一方攜帶亨廷頓舞蹈症致病基因。調查顯示，這些夫婦如果在第一次產前診斷中得到好的結果，他們就會生下孩子，不再繼續生育。大多數得到壞結果的夫婦會選擇終止妊娠，再次嘗試。如果第二次產前診斷顯示好結果，他們會生下孩子並停止生育。但如果第二次依舊是壞結果，絕大多數便會更改策略。一些人選擇著床前胚胎遺傳學診斷，這樣做的好處是不用再去終止妊娠，因為只有經檢測沒有突變的胚胎才會植入母親的子宮內；也有些人會放棄生育的念想。但是，有45%，也就是將近一半的人會嘗試再次生育，並不再進行產前檢測。「他們對要一個孩子的渴望壓過了一切」，研究團隊的遺傳學家亞歷山德拉·杜爾（Alexandra Dürr）這樣總結道。

產前檢測可能會帶來一定的痛苦，特別是當結果不好最終導致妊娠終止的時候。杜爾說，沒有人能輕易接受它。沒有人能強迫一對夫婦終止妊娠，但是國際公認的指導手冊裡強烈建議他們在得到壞的產前檢測結果後採取一系列的行動，否則他們的孩子將不得不面臨一份偽造的產檢結果。即使這些孩子們長大成人後，可以選擇不去了解真相或者只是知道但不告訴其他人，但他們的致病基因攜帶情況早已經被他們的父母和醫生所知（只有針對童年發作且存在有效療法的疾病，醫生才會推薦產前基因檢測）。

在一項未發表的研究中，Tibben 證實了法國的研究者的結論。他調查了13對夫婦，他們同意如果產前篩查得到壞結果，就會選擇終止妊娠。但當他們得到壞結果後，沒有一對履行他們的諾言。「這意味著如今在荷蘭，我們確定有13個孩子是百分之百的亨廷頓舞蹈症致病基因攜帶者」。

在基因檢測面世之前，醫生們希望它的出現能夠在幾代內把確定的罕見病致病基因從人類的基因庫中消除，進而停止尋找對應的療法（因為已經沒有患者）。但是有攜帶致病基因風險的人對基因檢測接受率很低，確定攜帶致病基因的群體接受率更低，現實讓醫生們放棄了這個希望。「現在我們知道了，這些疾病會一直存在下去。」Tibben這樣說。

到目前為止，那些符合孟德爾遺傳定律或單基因遺傳的疾病，都可以藉助基因檢測獲得確定的答案。但隨著檢測範圍的延伸，湧現了更多的不確定性，這意味著人們對於結果的反應也更難預測了。舉例來說，針對由兩個BRCA基因突變導致的乳腺癌的基因檢測，有時會誤將臨床表現不顯著的由基因多樣性產生的突變認定為致病基因。不久之後，一種新的無定論的基因檢測將成為主流，那就是全基因組測序，它可以揭示那些由不同生活方式導致、而非遺傳因素決定的疾病，比如肥胖。

因此，不可預測性可能最終才是常態。或許過去三十多年給我們帶來的最大啟示就是，人們對於新工具的反應可能會顛覆我們的預測與假設。與此同時，給這樣的行為貼上不理性的標籤是很困難的。畢竟，基因檢測教給我們的另一件事就是：確定性轉瞬即逝，修女Caniou太了解這一點了。當她從抑鬱中恢復，取而代之的是解脫和愉悅。十年前，她被確診患上乳腺癌。早早採取治療病癒後，她至今依然很健康。諷刺的是，當她最終得知患上了某種疾病時，卻發現不是自己預料的那一種。

改編一句名言，生命中依然只有兩件事是確定的。其中一件就是人固有一死。至於死於什麼，我們可以不那麼確定。

Laura Spinney

科學記者，小說家，非虛構作家，現居巴黎。最新著作《The Spanish Flu of 1918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

翻譯：Louis；校對：tangcubibi；編輯：EON

原文：We Don’t Want to Know What Will Kill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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