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認為,廣泛的知識與興趣能激發創造力。就像大學辯論比賽中「厲害」的一方還能將對方的觀點包進己方立場,本文作者對反方的回應是,「人們能夠既做專家,又做『文藝復興式的人物』」。本文作者為天體物理學家、暢銷書《伽利略和科學否定者》(Galileo and the Science Deniers)作者馬裡奧·利維奧(Mario Livio)博士,原文標題「Back to the Renaissance?」。
本文轉自:神譯局
譯者:沈晨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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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過去幾個世紀裡所見證的潮流之一就是「專業化」,專業範疇與焦點的日益收緊。「文藝復興式人物」或者多面手——一個在許多領域有著廣泛興趣愛好的人——已成為一種瀕危物種。當今不僅沒有達文西一樣的人物(達文西在文藝復興時期非常特別),甚至也沒有像伽利略一樣的人物。
很多人不知道,伽利略除了在天文學和機械學方面的突破性發現之外,他同樣在人文方面非常有造詣。他學習繪畫(這一技能後來被他用來呈現他對月球的觀察),他對但丁和亞里斯多德非常感興趣(在24歲的時候,他就已經講了兩堂關於但丁《神曲》三部曲之一《地獄》的課了),寫了一篇比較繪畫藝術與雕像藝術的文章,與同時代偉大的畫家奇戈利(Cigoli)、阿特米希婭·津迪勒奇(Artemisia Gentileschi)交流。
當今社會是否對「文藝復興式人物」有需求?
我研讀了芝加哥大學心理學家米哈裡·契克森米哈(Mihaly Csikszentmihalyi)的一份研究,表明現在可能是有的。契克森米哈研究了人類創造力的本質,他採訪了來自不同領域的近百名創造性人物。他總結出,神童並非後天創造力的先決條件,非同尋常的強烈的好奇心才似乎是前提。在此方面,他註明「實際上,每一位在一個領域做出了新貢獻的受訪者都記得自己對生命的秘密那種敬畏的感覺,也有很多故事來告訴你他們是如何去探尋這些秘密的。」
你仔細想想,好奇心可能是創造力的必要條件(即使不充分),這一事實並不令人吃驚。畢竟,創造性行為通常是從一個領域獲得靈感,將其運用到另一個領域。然而,要能夠這麼做,就需要你對專業領域之外的領域也很熟悉。物理化學家和諾貝爾獎得主伊利亞·普裡高津(Ilya Prigogine)就是一個好的例子,在複雜且成果頗豐的道路上,好奇心能夠帶來創造力。
和伽利略一樣,普裡高津最初的興趣是在人文上。在家庭壓力下,他開始學習法律(伽利略的父親強迫他的兒子學習醫學)。這使得普裡高津對犯罪心理學感興趣,之後他沉迷於神經化學,想要去揭開大腦的底層過程。但是,當他意識到神經科學尚不能解釋或預測人類行為,他決定投入到最根本的過程的研究——自組織系統的基本化學(這也是他做出傑出貢獻的地方)。
伽利略有著相似的知識旅程。他對醫學感到厭倦,醫學在當時需要完全接受古希臘著名解剖學家蓋倫的規則、論斷與觀點,他想到他的父親(一位樂理學家)經常談及數學的奇妙。他聽了幾堂數學課後,他為之著迷了。而且,他堅信數學是宇宙的語言。
大約五年前,我採訪了九位因永不知足的好奇心和卓越的創造力所聞名的人物,比如偉大的已故物理學家弗裡曼·戴森(Freeman Dyson)、皇后樂隊吉他手布萊恩·梅(Brian May),我發現,他們所有人都樂於去處理不熟悉的新領域中的挑戰。比如,布萊恩·梅除了在音樂上的成就以外,他還是NASA「新地平線」天文學研究團隊中的一員,同時也是一位積極的動物福利社會活動家,更是一名維多利亞立體攝影方面的世界級專家。
事實是,廣泛的興趣和廣博的知識能夠激發創造性,這就說明,現代世界需要「文藝復興式的人物」。
這是否意味著我們需要放棄專業化呢?當然不是!偉大的成就是由專家貢獻的,他們在一個話題上貢獻了他們的大量時間。但是,最近幾十年裡的兩大重要進展使得人們能夠既做專家,又做「文藝復興式的人物」。一個是,我們比過去活得更久,因此我們有更多的時間。第二個是,我們現在能夠在指尖接觸到海量的信息和知識。
關鍵在於,知識簡簡單單地學著去觀察。正如知名物理學家和諾獎得主理察·費曼(Richard Feynman)曾說過的,「我總是在尋找,像孩子一樣,尋找我知道我要找到的奇蹟——也許不是每一次,但奇蹟總是隔一段時間就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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