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晉諾獎得主阿爾特，生活不止有科研，還有詩和諾貝爾獎

論壇 · 看點

離第三屆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WLF）召開還有10天。從今天起，WLF將每天推送重點參會科學家，介紹他們的研究和趣事，敬請期待。

率先登場的是2020年新科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美國病毒學家哈維·阿爾特（Harvey J. Alter）。

阿爾特將參加第三屆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領銜病毒之戰——世界頂尖科學家病毒峰會。他也將以頂尖科學家的身份，參加世界頂尖科學家青年論壇，給後輩科學家提供指導與經驗。

哈維·阿爾特曾經是個文學青年，喜歡讀羅伯特·弗羅斯特（Robert Frost，美國桂冠詩人）的詩，擔任過羅切斯特大學的校報總編。進入醫學研究領域後，阿爾特仍時不時寫詩自娛——尤其是在研究遭遇挫折的時候。他發現了非甲非乙的肝炎病毒（即C肝病毒），但始終無法將其分離，於是賦詩一首，祈禱肝神保佑，病毒分離成功。

然而，麥可·霍頓（Michael Houghton）在阿爾特之前發現了分離C肝病毒的方法。得知消息的阿爾特再次賦詩，感嘆自己可能與諾貝爾獎無緣了——他曾與1976年諾貝爾生理學及醫學獎得主巴魯克·塞繆爾·布隆伯格（Baruch Samuel Blumberg）共事，發現澳大利亞抗原（現名B肝表面抗原），但與諾貝爾獎擦肩而過。

擔憂悲劇重新上演的阿爾特。圖|Tenor

肝神最終還是眷顧了哈維·阿爾特。他與麥可·霍頓以及查爾斯·萊斯（Charles M. Rice），因對發現C型肝炎病毒做出的貢獻，共同獲得了2020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2020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以相同的比例頒給了阿爾特、霍頓和賴斯。（圖左至右）。圖｜nobelprize.org

在因年齡原因逐步退出研究一線之後，哈維·阿爾特以詼諧幽默的筆調撰寫了自傳《未選擇的路，以及我是如何愛上肝臟的》（《未選擇的路》是羅伯特·弗羅斯特的名篇——編者注），在2013年發表。

在第三屆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倒計時10天之際，我們編譯此文，以便公眾對這位新科諾獎得主有更深入的了解。因原文較長，將分幾天推送；在不影響理解的前提下，內容有所精簡。

1、諾獎得主初長成

我出生在紐約曼哈頓，是一對猶太夫婦的獨子。從我在醫院出生開始，我就感覺呆在醫院裡挺舒服的，大概命中注定我要成為一名醫生。

我的父親是猶太移民家庭九個孩子中最聰明的一個，他非常想成為一名醫生，但由於經濟原因未能如願。儘管如此，他仍然是家族裡第一個大學生，並在學校裡表現優異。他最終成為了一個成功的商人，但從未對醫學失去興趣。他讀科學文摘和其他的醫學書籍，而不是看報紙的體育版；而我則正好相反。

不管怎樣，父親對我的醫學之路有很大的影響。儘管我想，即使沒有他的鼓勵，我也會選擇這條路。對我來說，生物科學比任何其他學科都更有趣——除了棒球。如果我能成為布魯克林道奇隊的球員，我會毫不猶豫地把醫學扔到九霄雲外。

遺憾的是，我的棒球打的非常爛。因此，我「升華」了我的夢想，成為一名醫生。儘管如此，和父親一起去埃貝特球場看球賽是我最美好的回憶之一。但是，在我狂熱迷戀道奇隊的時候，他們搬去了洛杉磯……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悲劇之一，恥辱程度僅次於珍珠港遭遇偷襲。

我母親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但她有街頭歷練出來的智慧，也是我父親過激行為的平衡器。多年來，他們幾乎沒有在什麼事情上達成過一致，但都具備正直和慷慨的品質。他們相伴近60年，直到80多歲去世。

我母親很焦慮，使我也充滿了神經質傾向。我母親是一個高超的廚師，奇怪的是，我和妹妹卻瘦得一塌糊塗。結果上小學時，我不得不和「正常」的孩子們分開，去一個「健康提高班」上課。

這個班由體弱、肥胖、輕度弱智和其他各色人等組成。學校以無限的智慧，認為只做室內教學、一杯牛奶和一段午休時間，就能讓他們受益匪淺。在這裡，我學會了在下午上課時打瞌睡；不久之後，我也掌握了在上午的課上打瞌睡的技巧。

阿爾特的在校時光：全天犯困。圖｜ISS VOICE

分到這樣的班級，對我脆弱的自尊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這也是繼失去心愛的道奇隊之後，我生命中的第二大悲劇。儘管如此，我還是能苦中作樂、以禍為福——這個主題會貫穿我的整個人生——因為我是這個低成就群體中最聰明的一個。所以我提早了一年，在13歲的時候小學畢業了。

當生活給你海量檸檬時，那就榨檸檬汁吧。圖｜WiffleGif

跳級的缺點是影響我的社交。我的中學生活與那些每個人都在跳舞、唱歌和約會的青春電影毫無相似之處。直到進入大學，我才學會了和女孩子調情（此處略去八百字，原注）。中學時的我是一個社交棄兒；但在學業上，我是「中等偏上」的人——並不聰明，但是個好學生。直到今天，我還是這樣評價自己。

2、從校報總編到醫學生

我對大學生活充滿了幻想。在參觀了幾所學校後，我選擇了羅切斯特大學，因為那裡有一所醫學院。我沒有申請哈佛或耶魯，我想如果他們真的想要我，他們會打電話來。不知怎麼的，反正他們沒給我電話。多年以後，當吉姆·博伊爾（James Boyer，耶魯大學肝臟研究中心主任）邀請我去耶魯大學做講座時，我洋洋自得，在行政大樓大聲嚷嚷：「你早就該打電話來了！」

吼，這個電話我值得！——by real 阿爾特

大學的第一個學期，我發奮圖強，卻眼睜睜看著上醫學院的希望化為泡影。尤其讓我痛苦的是，我以為我英文很強，結果第一篇作文拿了「D」。老師說我太囉嗦了，就像你現在看到的文章一樣。

被不斷嫌棄的小可憐阿爾特的故事。圖｜Giphy

儘管如此，我還是努力學習，成績也有所提高。到大四的時候，我的導師稱讚說，我做得比他們預想的要好得多。

我當上了校報的總編輯，寫些幽默小品，甚至寫嚴肅的社論。這給我帶來了意外收穫——羅切斯特大學醫學院院長倫·芬寧格（Len Fenninger）是我的讀者。有次我去醫學院採訪，和他交流了一個多小時。後來我才知道，芬寧格博士是個令人生畏的面試官，簡直能把面試的學生給吃了。但我卻和他一拍即合，於是我被只招70名學生的醫學院錄取了。

值得一提的是，那天我的第二個採訪對象是一位非常和藹的老先生，他名叫喬治·霍伊特·惠普爾（George Hoyt Whipple，1934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後來我才知道，他因為開創性地發現維生素B12與惡性貧血的關係而獲得了諾貝爾獎。此後我每次診療巨幼細胞性貧血的病人，就會想起他和那次採訪。

我喜歡醫學院，甚至解剖學。我們上了整整一年的解剖課，我和屍體都成老朋友了，滿身都是福馬林的味道，一、兩年都散不掉。前兩年我最喜歡的課程是病理學，因為由羅威爾·奧比松（Lowell Orbison，羅切斯特大學醫學院病理學教授）領導的教員團隊非常出色，而且課程開始涉及臨床問題。我報名參加為期一年的病理學研究，但在最後一刻，我拒絕了，因為我失去了對屍體的興趣。

儘管學術生活挺吸引我，但當時我對做醫學研究不感興趣。關於臨床診療和醫學研究之間的心理鬥爭一直困擾著我，花了差不多10年時間才得到解決。醫學院的所有課程和學科我都挺喜歡，我依次學了病理學、眼科、兒科，最後到內科，特別是血液學。雖然那時我還沒特別留意肝臟病學，但我現在發現血液學和肝病學有相似之處。

我的高光時刻出現在四年級的時候，我率先對一名卡車司機的急性腎功能衰竭做出診斷。他的病情令人困惑，基於他的職業和偶然在《讀者文摘》雜誌上讀到的文章，我推斷他是四氯化碳中毒；我發現吸入四氯化碳是腎毒性，而不是肝毒性。我去他的卡車做實地考察，發現了一個空的四氯化碳滅火器，儘管從未使用過。

因為解決了這個案例，我聲名鵲起。我以四年級學生的身份，不僅作了案例演示，還參加了大會診研討。我講這個故事是因為今年（2013年），我將以羅切斯特大學傑出校友獎得主的身份，在同一個禮堂裡做惠普爾冠名的演講。我的生活就是這樣循環往復。

（未完待續）

編譯｜羽華

編輯｜Kai

責編｜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