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消除與群體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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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維坦按：

你可能見過傍晚空中的鳥群（如上圖）

，如此密集的飛行，鳥與鳥之間保持著驚人的協調性，冥冥中似乎有某種群體指令，使得它們可以統一行動而不會產生碰撞。這在凱文·凱利《失控》一書中，被稱為「湧現」（emergence）——它是事件發展過程中方向上的質變，是關鍵的轉折點。從整體看，這就是「群氓」的智慧。

通過「湧現」這一概念，我們還可以將我們的人腦和宇宙做一比較。模擬研究發現，人類大腦中神經元的總數和目前宇宙中可觀測到的星係數量大致相同。這種整體主義的視角，其實也帶有演化的特徵，畢竟，減輕競擇力度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合作，就是「抱團求生（snuggle for surv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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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詩人丹尼斯·李（Dennis Lee）曾經寫道，如果我們的思考、工作和生活，都發生在「更美好的早期文明時代」一樣，那麼世間的一切存在將會為我們帶來更多的安慰。

這對人能否單獨或一起作出更好選擇提出了檢驗。這既是一個關於智慧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關於科學的問題。

我們發現，想要預判科學技術的持續進步並不是一件難事。我們能夠根據上個世紀的經驗推斷出，一個更先進的文明必然通曉更多，掌控更多，對抗危機時更有力量。沒錯，如果全憑人的理性，我們想要的應該是機器人那樣全智全能的身體才對——假肢、人造眼、擴容的記憶內存，這樣人們才能保住他們有趣的工作，以及與之匹配的社會地位和薪水，而不是眼睜睜地看到這部分被割讓出去。

但在其他類型的知識體系中，相對的進步則沒有那麼具象。

對一個保守派來說，智慧就體現在我們身邊現存的事物中——機構、紀念碑、習慣和範式，在不斷重複，日積月累，和常添常新的智慧中日臻完善。生存便是唯一要緊的考驗。

可激進派不會這麼想。對他們來說，世界因理性思想的重塑而存在，繼而從中推導出行動，集體想像力體現在政黨、政治運動和知識的潮流中。我們周遭的世界，可能並不是最好的世界。

©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Research Institute

而，群體智能這一複合概念可能會對兩方立場同時提出挑戰。

群體智能表明，一切社會只有受到過預想的試驗和試錯才能得到最好的發展。「（最好的世界）是什麼」的問法顯然不是最準確的，即便是對於那些生來窮苦的人們來說也是如此。但「（最好的世界）可能是什麼」，即便如此提出，也從來沒有與生俱來的完美答案；而是需要通過經驗不斷地探索，打磨和重鑄。

換句話說，進步必須通過辯證的方法慢慢培育孵化，通過實踐而不是純粹的智力，這其中一部分就涉及對理論的抽象性不斷加以質疑——比如「市場」，「國家」或「社會」這些抽象的概念。

不同文明和不同時代中關於智慧的研究已經證實，對於什麼才是智慧，什麼才是最高水平的智能的判斷有著驚人的一致性。這包括高瞻遠矚的能力，將道德與思維和決策相結合，關注環境中細微敏感的環節而不是簡單的套用規則或啟示。

也許過去對於智慧的研究中最重要的教訓，就是我們逐漸認識到：智慧需要超越自我或者身份歸屬的界限。一些人能夠認識到自己的公司是整個行業和經濟體的一部分，自己的城市是整個國家和世界的一部分，自己的軍事組織可能是更大的維和軍事系統中的一部分，就連他們個人和所在的團體也有賴於整個生態系統，在這樣的領導者身上，我們常常能夠看到這樣的智慧。

然而，一邊是近在咫尺，立足當下，另一邊是志存高遠，放眼未來，二者間存在一種難以迴避的緊張關係。事實上，很多人在聽到群體智能這個概念以後可能會感到不太舒服，消除了自我的界限，就意味著更加徹底地洞悉自己，發現自身的弱點，挑戰我們對於永恆概念的幻想。

© The Unwanted Opinion

社交媒體早已開啟了對我們這一代人的培養，我們漸漸適應了讓自己的生活接受他人目光的注視，無論它給我們帶來多少益處，抑或是多少不安。一個真正實現信息化的社會可能比一個專制國家更難以抵禦。而某些情況下，群體智能也可能會對創造力和破除迷信的力量構成威脅，人們對於社交媒體的過分沉迷似乎已經使獨創精神受到了動搖。

樂觀主義的觀點會希望看到人們將努力成為群體智能的一部分視作一種文化習慣加以學習和培養——更加善於分享，善於聆聽，或者遵守秩序，承擔責任。也希望人們能夠學會應對反對派的智慧——能夠明白質疑對於真理的必要性，忌憚對於希望的必要性，以及監管對於自由的必要性。

我們似乎很容易將群體智能未來可能的演變方向與我們對於進化已知的認識聯繫起來。約翰·梅納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和艾爾斯·薩斯邁利（Eörs Szathmary）提出了在向複雜生命的演進過程中的八個重要表徵，同時也為我們理解群體智能的演進提供了最好的詮釋。

©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Unit, CBS

它們包括，從染色體到多細胞生物的轉型，從原核細胞到真核細胞的轉型，從植物到動物的轉型，和從簡單性生殖到有性生殖的轉型。每一次轉型都產生相互合作和依賴的新形式（基於此，轉型前的結構可以獨立複製，而轉型後只能作為「更大整體的一部分」得以複製），新的交流方式，以及儲存和傳遞信息的方式。

未來智慧經過演變將具有可比較的特性，同時伴隨著合作與相互依賴的新形式，和處理溝通問題的新方式的出現，這有助於加深我們對外部世界和內在世界的理解，這一點是完全可信的。

意識進化的概念看似是一句廢話，又同時令人望而生畏。顯然，意識正在經歷進化，未來也有可能繼續發展。不過，社會科學所擔憂的其實是：單純的推斷以及許多以此為主題的藝術作品要麼抽象晦澀，要麼空洞無味。

在諸多電影和小說中，我們見到了未來機器的雛形，它們往往擁有異常高超的計算能力，觀察力和反應能力。這樣的機器對人類也許是福音，也許是夢魘（當它們扮演著惡魔般的角色，往往更有意思），但是，當我們看到有的機器通過面部掃描系統來捕捉人的情緒好惡，有的在飛彈如驟雨般來襲時將它們一一擊落，或者還有的機器通過操縱複雜的網絡，左右人的思想和行為，往往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理解它們更深的意義。

然而，無需細想我們就會發現，在整個歷史長河中，計算總量或者智力總量的變化總是伴隨著質量的變化——也就是思維方式的變化。這為我們帶來了看待這個世界的新視角，比如，一個由科學規律制定法則的世界，而不是魔法世界，人民是主權公民，人類的生活依賴於全球的生態系統，或者個體作為一種複雜、從屬、甚至一定程度上虛幻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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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所有未來智慧的變化同樣也會兼顧數量和質量的變化。歷史向我們講述了這樣的轉變：向更大規模，更全面複雜的國家形式發展；文明的興起，城市中陌生人間的社交文化；死亡率統計數據的降低，日常衝突事件的減少，以及其所代表的暴力事件的減少。

即使這種演變不是線性和必然的，甚至也不可預測，我們仍然有證據表明，發展的整體趨勢是更多的溝通，和更大範圍的「共同智慧」，這也就意味著達成更多共同法則與協議，更富有同理心，願意將邊界視為一種可以交換的條件，同時摒棄將魔法或命運當作解釋的思維定勢。

已經有很多人嘗試將這些變化置於整齊的時期序列中加以考察。這在19世紀就已興起（從約翰·斯圖爾特·穆勒到卡爾·馬克思）。作家們通常將自己置於進化後的最高層（奇怪的是，每當談到遠遠超越他們想像力的進化發展時，他們似乎缺乏應有的虛心）。

在生物學上我們與十萬年前的祖先是如此相似，所以因果機制在這裡完全講不清楚。表觀遺傳學的知識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不同的環境會造就不同的人和文化。只不過我們對此並不理解，僅此而已。

同樣令理論家們感到不安的是，最能體現意識最高水平的著作很多已能追溯2000多年的歷史。更多的近代思想家的智慧和見解並沒有超越釋迦摩尼，耶穌和老子。事實上，體現人類智慧的幾乎所有其他領域——科學，藝術，文學——都實現了長足的進步，而在智慧領域卻不然。

類似的不確定性也適用於人類個體。同樣，人們已經做出多種嘗試，試圖用可預測的順序階段，繪出一條人類的發展之路。他們將重要的事實一一指明。但這些事實並不能很好地彼此吻合，證據也不充分。所有這些理論都體現了人類尋找發展模式時近乎絕望的迫切心態，以及對發展模式本身的極度渴望。

那麼，我們能不能想像出一種更先進的群體智能，也許是超越了自我幻覺和人為界限的群體智能，將思想看作一種更像是借用我們來實現表達的東西，而不是由我們發明的東西，活躍的智慧光環在我們身邊，在我們的對話中無處不在，不再僅僅是為我們頭腦中的世界提供反饋和評價，更對我們之間的現實世界作出反應？

我們能不能想像出一個思想和感官與機器職能相融合的世界，意識的方方面面都在無形中被放大，得到指引，並且相互聯繫起來？當人類的大腦和數字智能結合起來產生了意識的新形態，我們要如何洞悉內心世界的景觀？

可靠的意識進化理論中，沒有哪個是現實可行的，因為孕育它的文化和意識落後於它所要試圖解釋的文化和意識，也就只有經過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沉澱後才能證實是對還是錯。不過，想像、探索、強化觀念的形式，從而提高意識力，同時消除自我和獨立身份這樣人為的錯覺，這是我們可以做到的。

這樣的預言可能會讓我們感到可怖。不過，所有高級的意識形態都會讓人感到可怖。或許我們可以效仿威廉·巴特勒·葉芝（William Butler Yeats），他認為「這個世界上充滿了神奇的事物，它們正耐心等待著人們的感官變得更加敏感」。

本文作者傑夫·馬根（Jeoff Mulgan）是英國國家科學、技術及藝術基金會執行長，哈佛大學高級客座教授。

文/Geoff Mulgan

譯/溪溪

校對/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nautil.us/blog/-collective-intelligence-will-end-identity_based-politics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溪溪在利維坦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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