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繼光是隆慶二年（1568 年）北上薊鎮的，所以要想了解他任職之前薊鎮的情況，須從嘉靖朝開始梳理。1、薊鎮的設立。「薊州，秦時為無終縣，隋為漁陽縣，明初省漁陽入州，為薊州(州府今薊縣縣城)，轄管今天津薊縣、北京平谷、河北玉田、豐潤、遵化等縣。後來軍事重鎮薊州鎮就由此而得名。」關於薊鎮的設立，明史有簡單的記載：「薊之稱鎮，自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始。時鎮兵未練，因詔各邊入衛兵往戍。……時兵力孱弱，有警徵召四集，而議者惟以據險為事，無敢言戰者。三十七年（1558年），諸鎮建議，各練本鎮戍卒，可省徵發費十之六。然戍卒選懦不任戰，歲練亦費萬餘，而臨事徵發如故。」該史料大致介紹了嘉靖朝薊鎮的情況。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薊始稱鎮，此時，薊鎮沒有自己的將士戍邊，也沒有有利的地形可以憑藉，因此它就成了明朝邊防的一個薄弱環節，經常被北方民族侵擾。每每遇襲，只能調集其他地方的兵士前來應敵，常常是杯水車薪、捉襟見肘。然而繼任的幾位總督，也曾發奮要修築邊牆，選將練兵。結局卻不如人意。
嘉靖朝薊鎮的戰事。 由於薊鎮的守軍兵力單薄且實力不強，薊鎮在嘉靖年間戰事不斷，人民苦不聊生。從嘉靖十八年到隆慶初年，薊鎮幾乎是烽火連天日，經常遭到北方遊牧民族的襲擾，而薊鎮的防禦幾乎無力抵擋蒙古騎軍的狂風驟雨。北部遊牧民族先後以薊鎮為突破口，深入中國腹地。關於嘉靖朝的薊鎮發生的戰事，《明世宗實錄》有多則記載：一、嘉靖十八年（1539年），蒙古騎軍突破薊鎮李家谷，一直打到鐵門關，在當地掠奪牲畜、金銀細軟以及食物，與反抗的當地民眾發生戰爭，造成了傷亡。薊鎮的指揮、總兵等人受到了懲處。二、嘉靖二十九年（15450），薊鎮屬夷酋猛可犯邊，可見屬夷的態度也是時戰時服的，搖擺不定。三、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俺答汗突破薊鎮，一路打到京師門下，造成了嘉靖朝最大的一次邊患危機。
也是從這一次的危機開始，明朝的統治者以及大臣們才終於真切地感受了什麼是邊疆危機，才開始真正的重視起了薊州的邊防事務。四、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蒙古部落首領把都兒率領近十萬人從潘家口深入內地，進逼三屯營，對薊鎮造成了巨大的壓力。五、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蒙古騎軍突破牆子嶺的城牆，入犯薊鎮，給當地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並且影響了京師的安寧。總督楊選被處決。
從以上的歷史記錄可以看出，北部蒙古族的勢力在這一時期十分的強大，而薊鎮的軍事防禦能力卻極端低下。加之俺答連年求貢不得，而蒙古內部又急需內地的一些物品，所以戰爭不可避免。在庚午之變後，當朝者也已經意識到了空前的危機感，所以一直都在尋找合適的人才戍守薊鎮，希望可以改變薊鎮的頹勢，擔當起保衛京師的重大職責。
嘉靖朝薊鎮駐守官員的遭遇。薊鎮連年失事，戍守薊鎮的官員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牽連。例，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處決了建昌侯張延齡、總督薊遼兵部右侍郎胡守中等人。史料載，胡守中冒領了修築邊牆的銀兩，擅自出口外採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薊州巡都御史王汝孝、總兵羅希韓、副總兵盧鉞被充軍。「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總督薊遼右都御史王忬及中軍遊擊張倫逮至下鎮撫司拷訊，付法司議罪，當忬等守邊將帥守備不設，被賊侵入境內，虜掠人民者律戍邊。上於抗曰，諸將皆斬。」總督薊遼右都御史王忬及中軍遊擊張倫被斬。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薊州總督楊選被斬，妻子遭流放。諸多的官員都因戰事失利而受到牽連，不得善終。因為薊鎮駐守軍官的悲慘結局，所以薊鎮成為了一個是非之地，幾乎無人願意接手這一地區。
由此可見，薊鎮的邊防已經敗壞到不得不收拾的地步了。王鏊在他的《上邊議八事》中寫出了當時邊政的敗壞：「今延邊之民，終年守障，辛苦萬狀，而上之人又北方誅求，雖有屯田，而子粒不得入口；雖有月糧，而升鬥不得入其家。上雖有賞賜，而或不得給；戰雖有首級，而不得為己功。今者又遭虜寇殘破……肝腦塗於郊原，哭聲遍於城市。為將者尚不知恤，又從朘削，其心安得不離乎！」薊鎮連年戰事，連年失事，守城將士毫無抵抗力，任內文武官員大多不能保全自身，軍心渙散。到隆慶五年間，薊鎮的局勢漸有改變。因為隆慶帝登基後，對邊疆的政策趨於緩和，到隆慶五年，和議達成後，宣府大同以西，烽火漸熄。所以薊鎮所面臨的敵人就少了許多。雖然當時薊鎮所面臨的敵人勢力不算大，然而薊鎮的防禦能力太弱，經常會讓他們有機可乘，邊境甚不安寧。
薊鎮的危局絕不能僅僅歸罪於守城將士們的無能，更是在於皇帝昏聵，大臣專權，對邊臣不給予信任，他們多因一些小的失誤遭到懲處，所以邊將更是畏手畏腳不敢作為，明朝的邊防就難以有所成就。因此，薊鎮的危局持續了幾十年都難有轉變，一直影響到京師的安寧，成為朝廷的心頭大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