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改革應先辦簡體字」】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此時，解放軍勢如破竹，全中國迎來解放只是一個時間問題。要建立一個怎樣的新中國，成為中國共產黨人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為此，中央決定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邀請全國各界愛國、進步人士共商國是。
一直致力於改革漢字的語言學家黎錦熙似乎看到了曙光。1949年5月，他聯同多所高校的語言文字專家，向中共「五老」之一的吳玉章建議成立一個文字改革研究會，恢復屢被戰亂打斷的文字改革工作。
在延安時期，吳玉章就一直熱心於文字改革。此時，他也正在思考著新中國的文字改革問題。黎錦熙的建議與他不謀而合。
於是，他「上書」劉少奇，希望能夠成立一個文字改革研究會，專門研究文字改革工作。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
吳玉章等人所說的文字改革工作主要指的是創立一種拼音化新文字以取代漢字，但當時對於這個問題中央還沒來得及考慮。劉少奇回信說：「可以組織這一團體，但不能限於新文字，漢字簡體字也應研究整理一下，以便大眾應用。」
於是，在1949年10月10日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成立時，漢字的整理和簡化也成為協會研究的目標之一。
但協會成立後，人們對於新文字的熱情遠遠高於漢字簡化。協會成立不到半年，就收到全國各地近百種漢字新文字方案。同時，全國各地新文字研究組織也紛紛成立。
統計，僅1950年一年全國就有60個縣進行了新文字的推廣活動，14000多人參加學習，6所大學和3所中學把新文字列為正式課程。
其實，中國知識分子對新文字的探索早在清末就開始了。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屢遭西方列強凌辱。是什麼造成中國民智不開，國力衰弱？中國知識界把審視的目光集中到一向被視為「靈物」的漢字上。
西方的拼音文字只有區區幾十個字母，只要會說就會寫，而漢字卻有幾萬個，即便是日常交流也要掌握至少1500個字。漢字繁難，成為開啟民智的攔路虎。從那時起，知識分子們就思索著如何把中國文字從表意文字變成拼音文字。
到新中國成立前，已經有許多新文字方案在社會上流傳。其中以語言學家黎錦熙和趙元任創立的《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簡稱「國羅」）和瞿秋白與蘇聯漢學家合作制訂的拉丁化新文字（簡稱「北拉」）影響最大。
在吳玉章的倡導下，「北拉」在延安甚至一度取得了和漢字相當的地位。許多目不識丁的農民通過這套拼音文字脫了盲，不但能讀拼音報，還能寫簡單的信件。這更堅定了語言學家們對新文字的信心。
不過，連年戰亂，新文字的試驗和推廣始終沒有在全國鋪開。中國文字改革協會的成立，重新點燃了人們對新文字的熱情。
相比之下，簡化漢字的研究則顯得有些「門庭冷落」。筆者在一本1950年出版的《中國語文問題論文輯要》中看到，全書50多篇文章中，涉及漢字簡化的只有6篇。
流傳幾千年的文字和讀寫習慣，說改就改，談何容易？許多有識之士主張先從簡化漢字著手中國的文字改革。1922年在國語統一籌備會第四次大會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錢玄同曾這樣說：
「現行漢字筆畫太多，書寫費時，是一種不適用的符號，為學術上、教育上之大障礙……我以為改用拼音是治本的辦法，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是治標的辦法。那治本的事業我們當然應該竭力去進行，但現行漢字在學術上、教育上的作梗，已經到了火燒眉毛的地步，不可不亟圖補救的方法。我們決不能等拼音的新文字成功了才來改革，所以治標的辦法是目前最切要的辦法。」
1950年7月，吳玉章在全國文字改革協會幹部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文字改革應首先辦「簡體字」，不能脫離實際，割斷歷史。直到此時，簡體字的研究和選定工作才真正開始。
【述而不作】
文字變化牽扯麵廣，如何簡化漢字成為社會各界關心的問題。漢字簡化工作開始後，各方面的意見和構想就湧向了文字改革協會。
新中國剛剛成立，人們普遍急於改變中國的落後面貌，對於文字工作的構想和方案也頗為大膽。從那時的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人們提交給文字改革協會的改造漢字的方案五花八門，有的甚至令人啼笑皆非。
有一種方案建議把漢字改造為「新形聲字」。
例如，把「京」字定為「鯨、景」等字的聲旁，類似「京」音的字，都用它作為聲旁。如此類推「涼、諒」等字的聲旁改為「良」自然很合理，但這樣一來「涼」變成了「浪」，則與「波浪」的「浪」一樣了。如果要為「浪、朗、郎」等字再找一個比「良」更合適的聲旁，就更難了。
於是，有人又建議把聲旁改用字母拼音。
但是字母夾雜在漢字內更不容易辨別，字的樣子也很難看。如果遇到同音字，意符相同而聲符不同的，把聲符改用字母拼寫，字形上就更無法區別了。如此一來，改得非驢非馬，反而會增加識字難度。
另一種理想是把每組同音的字留一個。
這樣如果不分四聲，只需要400多個字。即便分四聲，也就是1300多個漢字，把它們用詞連寫的辦法來寫。有人實驗過，這種音標式的漢字大體也可以看懂。但文字首先作用於視覺，完全改變漢字的用法，違背了習慣，讓人讀起來非常彆扭。
還有一種方案主張「系統類推」。
就是要把約定俗成的簡化字加以局部的修改，有系統地簡化漢字。例如「擬、礙、痴」三個字的聲符都是「疑」，而「擬」的簡體是「擬」，「礙」的簡體是「礙」，「痴」的簡體是「痴」。假定採用筆畫最少的「以」作為聲旁「疑」的簡體，那麼「擬、礙、痴」的簡體就是「擬、（石以）、（疒以）」。雖然這樣沒有打亂原字的形聲系統，認識字的人可以以繁體字類推辨認，但「礙」「痴」等簡體字在民間已經流傳甚廣，不管它多麼沒有系統，但總是人們熟悉的，如果按照「系統類推」來改反而會感到彆扭。
其實，對於漢字的簡化人們早已形成了一個「述而不作」的原則。
簡體字不是專家們閉門造車的結果。早在宋元時期平民社會就流傳著一種通俗的簡體字。這些字被稱為「俗體字」，登不了大雅之堂，甚至被許多文人視為鄙俗，但它們在民間應用極廣，人們在記帳、契約、書信，甚至話本小說裡常常會寫俗體字。
20世紀30年代，語言學家、北大教授王理嘉正在上海讀小學。對著字帖描字模是他每天的必修課。對於一個七八歲的孩子，每天一筆一畫地寫那些少則十幾畫，多則三十多畫的繁體字，真是一件苦差事。
那時，王理嘉經常會在店鋪的招牌上、家人的書信中，甚至老師私下的便條中看到這些俗體字。他想，如果在作業中，也能寫這些字就好了。
有一次，他在作文中把「費」字寫成了俗體字「費」，結果受到老師嚴厲的批評。時隔70餘年，王理嘉至今記憶猶新，「在老師的眼中，寫俗體字是沒有文化的表現」。
雖然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但俗體字的發展已勢不可擋。20世紀20年代，當人們開始著手簡化漢字時，這些已被公認的俗體字成為首選。
1935年8月21日，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選定了在民間流傳最廣的324個俗體字，公布了《第一批簡體字表》，並準備從次年7月起把它們編入小學課本，但這區區324個簡體字，卻在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
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尤為憤慨，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要求取消推行簡體字，甚至稱推行簡體字是比亡國滅種還可怕的事。
在一幹遺老的反對下，1936年2月公布還不到半年的《第一批簡體字表》就被收回了。
雖然，這次由政府出面的簡化字運動夭折了，但是它樹立的「述而不作」的原則成為日後人們進行漢字簡化的指導思想。簡化漢字是為了方便人們的日常使用，如果一個簡化字方案要通過長期的大力推廣才能收效，就得不償失了。
專家們在選定方案時，要照顧到各方面使用文字人的需求，同時兼顧印刷、打字、電碼等各方面技術條件，還不影響青年們閱讀古書。考慮到這些要求，「約定俗成、穩步前進」被確定為簡化漢字的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