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飛機從歐洲帶來了什麼？」
「它們都是空的。」
「空的？飛機？」
「是的，他們來，為了能裝魚回去。」
飛機掠過湛藍的印度洋，來到坦尚尼亞境內。機艙下方是一個呈藍灰色、略有些發黑的湖泊。維多利亞湖，世界上最大的熱帶湖泊，尼羅河的源頭，非洲的心臟，被認為是人類文明的發源地。
大約60年前，維多利亞湖中遊弋著120多種魚類，那是億萬年自然選擇的結果。生活在湖畔的老人們，能夠清晰地回憶起年輕時捕魚船上的豐富物種──鯰魚、肺魚、弓鰭魚、慈鯛……
但是，這一景象消失在上世紀60年代末。在這之前，一個外來物種被引入維多利亞湖。
兇猛的尼羅河鱸魚。黑亮的眼珠外，一圈鮮亮的金黃色觸目驚心。這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魚之一，體長可達近2米，重逾200公斤。
它的食物，是維多利亞湖中原生的「弱小」魚類。
關於尼羅河鱸魚最初來到維多利亞湖中的傳說，如今被當地人具化成一個畫面：一個男人，一個水桶，一條魚。
各種科學論證在之前已經貌似完備，科學家們的結論是，把魚留下。
現有資料表明，尼羅河鱸魚於1954年被當時坦尚尼亞的宗主國英國引進維多利亞湖。當時，英國人的考慮是，解決坦尚尼亞日益嚴重的糧食匱乏問題，同時提升湖區的經濟效益。
沒有人料到，尼羅河鱸魚的引進，造成上百種原生魚類完全或幾近滅絕──後者在美洲和歐洲的水族館中尋求庇護，並苦等有朝一日能返鄉復育。
本職工作是獵殺魚類的當地漁民，竟給這個新來的龐然大物起了一個名字——「獵殺者」。
不過，尼羅河鱸魚在經濟上的表現的確一度優秀。巨大的食肉鱸魚被捕殺後送往魚肉加工廠。清洗、去骨、切片、冷凍、檢驗，它們成為昂貴的美食，登上歐洲人和日本人的餐桌。每天，有200多萬人食用著維多利亞湖裡的鱸魚。
湖畔因為鱸魚而變得工廠林立，成千上萬的當地人或鄰國人在這裡找到工作。還有妓女，她們的顧客是開著飛機來，帶著鱸魚走的飛行員，每一次服務收費10美元。
2003年，尼羅河鱸魚在歐洲的銷售產值為1．69億歐元。令人咋舌的經濟效應，只不過是一次「微不足道的科學實驗」的結果。但那些經濟效應也僅僅是曇花一現。
湖區漁民為加工尼羅河鱸魚而伐樹做燃料，湖岸植被遭破壞，進而引起水土流失。大量生活和工業汙水，未經處理就被直接排入湖中。航拍照片中，湖水變成灰暗卻又泛著詭異油光的墨綠色。那是由於富含磷、氮等化學物質的工農業汙水，引起大規模綠潮現象。
與此同時，湖中的尼羅河鱸魚則遭重金屬和化學物質汙染，成為達不到歐盟和日本魚類食用安全標準的「毒魚」。製作魚乾的土法露天工廠裡，被氨水燻瞎了右眼的婦女轉身走進一排排木架的掩映中。木架上，擺滿了發黑的、看不清本來面目的「魚肉」。
被超市和餐廳拒絕的鱸魚滯留在漁港，成了當地人的果腹物。由於產量巨大，更多的鱸魚屍體裡則漸漸爬出了蛆蟲。
坦尚尼亞最終沒能從饑荒中走出來。人們甚至開始渴望戰爭，因為那樣才能帶來徹底的改變，或者至少，帶來更多金錢。
飛機開始載著貨物來到坦尚尼亞，然後空空如也地離開。留在坦尚尼亞境內的，是軍火。
飛行員始終只是忠實地執行任務，不論是帶走魚，還是送來槍枝。懺悔只是埋在心裡的個人體驗──同樣的飛機，平安夜前夕帶給歐洲孩子們的是新鮮葡萄乾，帶給東非孩子們的則是炮彈和傷痕。
一切被攝像機鏡頭鎖在一部名為《達爾文的噩夢》的紀錄片中。在短短半個世紀裡，維多利亞湖沿岸的居民們經歷了太多。他們無從選擇，只能將一切歸咎於「叢林法則」。
「誰更強大，誰就能活得更好。」這是他們的信條，而這信念或許並不僅僅來自尼羅河鱸魚的啟發，「在我們眼裡，歐洲人，就更強大。」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達爾文主義，原本只是用於解釋生物圈中的遺傳和變異。斯賓塞將達爾文的進化論演繹成了社會學理論，而一些弱肉強食，則與「適者生存」無關，更與發展和進化遙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