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是關於20個因抑鬱症休學在家的家庭。這些孩子在病前很多是重點中學的優等生，自我要求極高。然而在突如其來的心理疾病面前，一切的願景和家庭秩序都被打碎了。父母的訴求只剩下「希望孩子做一個快樂的普通人」。
而在抑鬱中掙扎的孩子卻對父母說，「我希望你能做你自己，做一個最真實的中年人。」
13歲的譚談沒有想到自己的手指竟然還能輕快地落在黑白琴鍵上。
她走到旅社吧檯前的電子琴旁，彈出一段旋律，又放聲吟唱歌劇……嘈雜的人聲頓時靜默，所有目光都被這位染著金色短髮的少女吸引。
過去休學半年間，讓家中鋼琴再無聲響，這是譚談對母親最直接的反叛。因為彈鋼琴，是她童年時由名校博士畢業的母親安在她身上的「高尚志趣」。
琴聲樂聲相伴的美好場景背後，其實在場老少有著共同的焦灼——這是一個以「因心理疾病休學少年療愈」為目的的親子共訓營現場。
媒體人張先生於2016年創辦了以精神健康為主題的「陪伴者計劃」，試圖從社會支持層面入手，探尋精神疾病療愈之路。11月末，「陪伴者計劃」在杭州舉辦了一次報名條件苛刻的首次線下活動，徵集20個因中重度抑鬱症等精神疾病休學在家的青少年及其父母參與。打來電話報名的家長中，有一大半都幾度哽咽。
在「陪伴者計劃」建立的26個線上微信群中，8個群皆為青少年抑鬱症患者的滿員家長群。數量之驚人，揭開了青少年精神疾病患者現實處境的冰山一角。
親子共訓營的室內環境照。張進 攝
「孩子不是叛逆，是病了」
11月21日，共訓營第二天，上午的課堂黑壓壓坐滿了家長，卻很少見到孩子。
孩子在哪兒？父母們平靜地解釋 ：「還在睡。」晚起之所以被諒解，因為這屬於孩子們的病態表徵，也是抗抑鬱藥物的副作用。
下午，來聽講座的孩子漸漸多了，可他們聽了一會兒就走開了，就像中學課堂裡坐在最後一排搗蛋的孩子。但事實恰恰相反，記者發現這些孩子有著驚人的相同點：他們在病前大多是重點中學的優等生，自我要求極高。
19歲的韓青在分享環節自稱是個「逃兵」——來杭州入住後的第一天，一家人打算到浙江大學學生食堂吃飯。距食堂門不到100米時，她扭頭逃走。「我沒辦法走進去……」原本成績優秀的她現已休學3年，卻始終放不下考個好大學的念頭。因為這種灰心，她不久前吞服安眠藥試圖自殺。
袁然然被父親喊起床後，百無聊賴地坐在青旅客廳最後一排沙發上，用寬大外套罩住雙手。「暴食一個月，重了10公斤。」她語氣獵奇，仿佛在說一個與己無關的笑話。這位明豔的女孩患有嚴重的進食障礙：因為失戀而暴食，又因為暴食後擔心發胖而產生抑鬱和焦慮情緒。
晚餐時間，父親老袁總是熱情動員女兒陪他去吃飯，一旦女兒拒絕，他就陷入焦慮，因為女兒午夜可能躲在無人角落暴食……
訓練營的大部分講座時間，16歲的浙江男孩陳浸都在沙發休息區，和父母若即若離。
陳浸人高馬大，在所有人中看起來最健談，似乎總在幫身邊的小夥伴答疑解惑。他常常為一位因有認知障礙而覺得自己很醜的女孩拍照，不斷告訴她：「看，多好看！」
「我覺得我沒有問題，但我爸媽覺得我有很大問題。」陳浸聳聳肩，一派輕鬆模樣。
成績優異的陳浸，忽然有一天宣布不再上學，因為「沒意思」，之後不僅情緒有異，身體也會疼痛。短短幾個月，他學會抽菸喝酒，父母無力阻止：父親只能在他面部表情痛苦時給他一支煙抽，母親只能在他需要時和他一起喝酒。
在突如其來的心理疾病面前，家庭秩序變得渺小。
16歲的萬言遭遇過校園暴力，甚至有位男同學曾把她逼到廁所牆角後，伸出小刀對著她的脖子。糟糕的情形持續到萬言念初二時，她再也無法走進學校。
「我真的很後悔，最初以為她只是青春期厭學情緒……」萬言的母親現在終於擺脫了最初的自責。
一位母親直至女兒休學，都以為是女兒的「青春逆反心理」，直到有一天，她看到女兒手上有拿小刀划過的10道自殘傷疤。「我試著在我手上用小刀劃一道，但做不到……我真的意識到孩子不是叛逆，是病了。」這母親說。
認知疾病，對於這群曾經優秀的孩子而言，也和家長一樣困難重重：許多孩子在被確診前拒絕就醫，在確診後也拒絕服藥。萬言休學後在貼吧上建了一個「我要當大神」的小號，她每日反覆關注小號有沒有掉粉。獲得關注，成了曾經作為學霸的她現在精神世界的寄託。
「幫助無法正常上學、社會適應較弱、自救意識不強的初高中學生，正確認識抑鬱，改善親子關係……直至順利復學。」這是活動初期主辦方立下的目標。可記者發現，少有父母將「復學」作為直接訴求。
「希望孩子來這裡交幾個朋友，當個快樂的普通人……」這樣的回答，在這群父母中幾乎成為標準答案。
敵意和愛意
親子共訓營的第二天晚間，家長們被活動志願者要求「全部退場」：工作人員為孩子們設計了專場座談。
孩子們圍坐在一起，被鼓勵挨個發言，主題圍繞「你期望爸爸媽媽在接下來的日子裡幫你做些什麼？」
「我真的不怪他們了，就像是我養的貓，它餓了我拿質量不好的火腿腸餵它，但不知道這會讓它喪命，我只是不想讓它餓……」一位女孩在座位上泣不成聲。
她說起自己曾經在小學三四年級時患過腫瘤，病痛來襲時，她勉強支撐著到母親教書的教室門口求救，但不知情的母親搬了一把小板凳到教室外，命令她：「你就坐在這兒。」
陳浸回憶時帶著平靜的笑意，「我媽媽頭腦精明，她把我看成了最大的一筆投資。我上初中時，她反覆比較了兩所中學的收益回報，然後，哈哈……」
「我和我媽媽關係一直不好。」韓青低垂著頭，停頓了一會兒。她曾經勸父親離開母親，「我一直覺得我爸爸是我最好的陪伴者，但是他拒絕了我這個想法……」
患有雙相情感障礙的韓青正在調整藥物，母親一直陪伴在側。她對母親的負面情緒正在消退，因為她看到了強勢的母親逐漸變得柔軟。「我想或許我自己很難一下子變好，我只希望我的家庭關係能夠變好。」韓青說。
指導老師梁輝把這句話帶給了韓青的父母。那位強勢的母親落淚了，「女兒病後，我常常對她冷暴力，或者以出差工作忙的名義當逃兵，其實是我不敢面對她，即使知道她需要我……」
有時，敵意和愛意，或許本就是一個硬幣的兩面。
「我知道我應該恨我媽媽，但恨不起來。我變成現在的樣子，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都因為她。」從小跟著母親在美國長大的譚談，回國後就讀於北京最好的中學之一，成績保持在年級前20名。她擅長鋼琴、歌劇，有上千本的圖書閱讀量，在同學們眼裡是「完美人設」。
她卻說，因為母親，她沒有童年。「她是名校的博士後，躊躇滿志卻有很多遺憾，我就是她消除遺憾的工具。而且在我病後，我媽媽無堅不摧的權威形象被她自己親手毀掉了。」母親變得無所適從，這是譚談更加恐懼的。
共訓營裡一位人高馬大的男孩在發病時特別愛去超市的兒童玩具櫃檯——這是他唯一的快樂記憶，源自幼兒園時期。自從父親接管教育大權後，嘴邊只有一句：考不上清華北大，就是社會渣滓。男孩在中考前一個月向母親求救：「如果爸爸再看著我做數學題，我一個字也寫不下去了……」
一名因認知障礙而覺得自己「很醜很胖」的漂亮女孩，盤旋在腦中的是童年時母親對她「是個胖姑娘」的日常調侃。
一名患有雙相情感障礙的女孩依舊清晰記得，3歲時因為惹怒母親被反鎖在陽臺，直到她假裝昏厥才被放出；童年時父親常在公共場所把她打倒在地，圍觀的人裡三層外三層……「我永遠無法原諒他們，這就是我想對父母說的。」女孩說完低垂著頭。志願者遞來紙巾，她拒絕了，堅持說自己沒有眼淚。
記者原本以為，這次「控訴大會」會以冷場告終。「報名表上，我看到父母為孩子寫下性格內向的佔了大部分，事實卻相反。」指導老師梁輝亦有同感。
在大多數家長看來，梁輝「說話很直，有時讓人消化不了」。而在身為一線教育工作者的梁輝看來：善待學生，敲打鞭策家長，才是家庭教育中普遍缺失的「救贖」方法。
梁輝的話讓家長們沉默了：你們所感受到我刻意釋放的攻擊性，或許僅是你孩子曾經承受的你的攻擊性的1/10。
糾正的道路
課程進展不錯，幾位家長倡議孩子們建一個沒有家長參與的交流群。但之後的補充倡議壞了事：有家長建議邀請一兩位在場老師參與其中。
「他們還是不相信我們，這不就是監視嗎？」一位女孩生氣地說。
「接納」和「改變」已經成為這些家長的高頻詞彙，畢竟家庭環境「出錯了」，孩子病了。然而，糾正的道路，並非盡能如願。
共訓營進行了一半，一位母親依舊無法把女兒請出房間——孩子們都相約去逛街了，女兒還在房裡昏睡。
像往常一樣，她遛彎、跑步、深呼吸調節情緒，再度請孩子起床，女兒的拒絕將她又打回谷底。
學國學、健身……她幾乎遍嘗，依舊陷入死循環——她和顏悅色，女兒憤怒反抗，她強行調節焦慮……
這位母親找志願者鄒峰聊天，陪伴經驗豐富的鄒峰提出了她意想不到的觀點：你的和顏悅色，其實並不是放下，而是焦慮。
鄒峰找了這位母親的孩子聊天，發現孩子表達活躍，卻在母親介入聊天時，迅速萎蔫，一言不發。鄒峰給出的建議是：在孩子的成長上，母親需要進一步撤退。
當晚，這位母親主動告訴女兒：從今天開始你服藥，我不再遞給你。女兒欣然接受，並在當晚弄清了藥物資料。
服藥自主權下放後，她發現女兒變了。女兒不慎崴了腳，卻還是要和小夥伴參加次日的集體活動。儘管第二天女兒沒有兌現承諾，這位母親依然覺得：這是好的開頭。
放手與否的矛盾，幾乎如影隨形。
在餐廳裡，韓青主動提出想要負責點菜，母親愉快地一口答應。但韓青說出的好幾個菜名，都被母親否決了。
用餐時，韓青的母親主導著各個餐盤的擺布，還勉力往韓青碗中送去她覺得有營養的菜，可韓青被其中一塊辣椒嗆到咳嗽，母親變得慌亂……
陳浸的母親方捷也自稱不焦慮了，因為「孩子已經好轉」。陳浸情況最糟時，曾在一次母子爭吵後，大聲喊出：「我要殺了你！」
一家人在無可奈何之際鋌而走險：順應陳浸心願，讓他搬出去獨自居住。父親在獲得他允許的前提下去照顧起居，母親偶爾探望，夫妻倆從不在那裡過夜。陳浸外出獨自居住的4個月裡，方捷報名學習心理學課程。終於有一天，陳浸開口說想搬回家裡住。
方捷記得一個兒子歸家後的畫面——母子倆平靜地並排坐著喝酒，兒子突然說：「媽媽，不知道為什麼，我極度缺乏安全感。」方捷心痛而欣慰，起碼她重新成為了兒子情緒的出口。
然而，方捷的內心或許沒有自己所想的那樣無懈可擊。
共訓營最後一天下午，陳浸消失了。方捷打不通孩子的電話。好不容易接通，孩子懶懶地說：在吃飯，希望一個人安靜。方捷說：早點回來。
電話掛斷後，方捷詢問下得知，昨晚交流會，陳浸或許是因為某個孩子的發言引起共鳴而情緒波動，上半身不住戰慄……聽罷，方捷和愛人決定去找孩子，確認孩子無恙後，悄悄折回。
為人父母的尺度，對於這20個家庭而言，是需要精準拿捏的話題。答案，或許就在每一位孩子心中。
每次萬言的母親問她需要什麼幫助，萬言總說：希望你做自己。
什麼是「自己」？萬言給出的答案是：不要再做那個高高在上的家長權威，也不要再做那個因為孩子病了就唯唯諾諾的老好人，做一個最真實的成年人。
推倒後重建
今年，韓青獨自去成都參與一個實驗性的「復學計劃」。復學，難以堅持，調整再復學……她勇敢地在這個困頓的循環中不斷嘗試恢復社會功能。
但在父母面前，她輕描淡寫，舉重若輕。
就像一位主講人秋月在講座上所說的，「這個戰場血流成河，但除了我沒有人能看到」。秋月曾是重度的雙相情感障礙患者。
而轉頭看看家長們的推斷——「孩子認知疾病能力不足，自救意識不足。」這是共訓營上父母們提及最多的。
真實情況恰是反面。記者留意到一位女孩向主講人提了一個專業問題：青少年單相抑鬱症轉化為雙相情感障礙的概率是否真的很高？顯然，女孩在思索自己疾病的未來。
記者與陳浸溝通時得知，得病後的幾個月，他偷偷閱讀《變態心理學》《犯罪心理學》，他想知道對人友好的他對待生活的惡意究竟從何而來。
韓青和萬言也在嘗試著尋求認知行為療法等自我解救的道路。
在某種意義上，家庭所給予的最好幫助，或許僅僅是「陪伴者」的本來含義。
袁然然又「失蹤」了，回青旅時帶著好幾件新衣服。她和老袁解釋：這件是給老媽的，那件是給外婆的……
老袁看著女兒，這次沒有責備——雖然這又是一次女兒釋放壓力的瘋狂購物，但這是她很難得的一次為家人採購衣物。
距共訓營結束還有1天時，袁然然打算提前撤退，這次她沒有不辭而別。她告訴了老袁，希望父親和她一起回家。老袁尊重了女兒的想法。臨走前，老袁摸著女兒的頭，玩笑似地說：早知道女兒會因為失戀發展出心理問題，就應該教教她怎麼談戀愛，而不是一直補文化課。
20個家庭之中，另一對父女組合是譚談父女。有人問起她母親為什麼沒有同來，她的答案都是：媽媽工作太忙，她也很難因為參與這些活動被改變。
實際上，就在共訓營結束前那晚，從未在群裡發言的譚談母親寫下一段長長的話：「我很高興孩子能利用這個機會有個情緒的出口，有個公共場合釋放自己的攻擊性……我願意成為我女兒攻擊和推倒的目標。只有推倒，才能重建。」
這位未曾露面的母親道出了缺席的真實原因。她覺得自己仍有控制孩子的心理，因此自發離孩子遠一些。
彼此多一些信任，究竟會怎樣？
萬言的媽媽在女兒病後開始「追星」，追的是年逾五十的鄭伊健。她帶著女兒一邊四處求醫，一邊在各個城市機場體驗粉絲接機；女兒也常常幫母親所在的粉絲團發布推文。母女倆把看病過程視作「遊歷」。
課程最後一天，陳浸破天荒早起。他見到記者，歡喜地伸出手，想要擊掌。
課程結束後，陳浸對父母提出：想在杭州再逛逛。等父母回家一天後，他也順利歸家。母親方捷在群裡留言：返程時其實已經沒票了，我們在家坐立難安，但陳浸順利說服了火車站層層關卡的檢票人員，上車補票。看來他比我們想像中強大很多！
共訓營結束3天後，陳浸又獨自出發去湖南聽張嘉佳的講座了。孩子告訴母親，自己喜歡像他一樣的豐富人生。那一刻，方捷堅信：「我的孩子不是病人，只是需要更多時間探尋生命的意義。我要慢慢走，陪他看看風景。」
來源：解放日報·上觀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