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霾嚴重的上周五，從北京去往平遙的動車穿過近300公裡的霧霾區，越過太行山進入山西境內後，氣溫明顯下降、空氣也得到些許改善。
正是因為霧霾，賈樟柯一年前在微博上引發一陣討論和對抗，決定從北京回到家鄉汾陽定居。這位對於故鄉抱有極大情懷的電影導演，在熟悉的環境中開始生活與寫作，並且思考天體物理。
在「單純」的時間裡，賈樟柯完成了三個劇本的創作，其中包括即將正式開拍的《江湖兒女》。從簡單曝光的劇情看，賈樟柯再度運用了他標誌性的地理和時光魔術，這是一部從大同跨越至新疆的故事。
我們此行的目的是參加賈樟柯在山西開展的另一個大動作—平遙國際電影展。
平遙國際電影展紅毯一幕
八天時間裡，40多部海內外電影展映，大師梅爾維爾的回顧展，吳宇森、馮小剛的電影作品一票難求，範冰冰李晨光鮮亮麗。依然混亂和不成熟的管理秩序，讓短時間內湧入的大量影迷怨聲載道。
我不具備建築學意義上的審美能力，在山西甚至整個華北地區，我看到的古老縣城和城牆幾乎長得都一樣。遺憾的是，這座具有2700年歷史、保有明清古建築的古城也給了我同樣的印象——這是平遙在年輕人重構出行旅遊時代的困境。除了廉價、便捷和某種「麗江」式的憧憬，至少在北京的年輕人選擇裡，3小時外的平遙不在前列。
平遙需要新的標籤，這次電影展是繼國際攝影展之後的又一個重要的文化品牌動作。對於後者的沒落，大眾意義和影響力更大的國際電影展與賈樟柯，有可能讓這座進行旅遊開發數十年的古城有新的想像力。
這也是賈樟柯的必然選擇。你很難想像，這位年少成名的電影大師會一生只關注在自己的電影內容上。10年以來，在那家主要負責藝術片業務的公司西河星匯裡，他就是一位成功的商業運作者。同時，他也在家鄉投資酒廠和煤礦，也趕上了十年呂梁煤礦的黃金時代。2016年，賈樟柯創辦的專注於商業片運作的暖流影業，也獲得了曹國熊等資本大佬的青睞。
這幾天裡，我們見到了參與平遙電影展的許多人物：從北京來的影迷、影展首席內容官、贊助商、參展導演、熱情的客棧老闆等。在他們身上，在此時此地，我們想找到一位導演和一座古城如何度過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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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因為氣候特徵和出行慣性，11月的平遙在往年應該已經進入到旅遊淡季。電影展讓平遙的這個周五變得不一樣。剛下車時就接到了客棧老闆的電話，擁擠的接站人群中，很多人都高舉著和影展有關的牌子。
「你們都是來看電影展的吧」，我和兩位來自北京電影學院的學生住在同一間客棧，老闆熱情地迎接我們，「電影宮就在西大街那，離我家客棧走路七、八分鐘就到了」。平遙電影宮是平遙國際電影節的主會場和地標性建築，在過去幾個月中，這裡一直處於緊張的施工籌備狀態。
沿著客棧老闆所指的路線，我直接來到平遙電影宮。門口站立著兩排西裝超黑扮相的安保人員，他們在為電影節的開幕做著準備。第二天的開幕式紅毯中，還有大量的武警、公安們前來負責安保活動，這樣的陣勢在這座古城已經好幾年都不曾出現。
平遙電影宮並非屬於古代建築，而是計劃經濟在這個縣城的遺留品——在平遙柴油機廠的舊址上翻修和重建。除去門口的「平遙電影宮」的豎型裝置標誌外，走在尚未被明星和影迷佔領的廠區內，你甚至不會發現這這裡與電影有關。
從右數的第四個廠房開始，才真正有了廠房和電影之間的聯繫。幾乎所有的電影海報都會豎著懸掛在廠房內，其中外語片明顯多過國產片，每一部影片都有明顯的展映單元信息：「藏龍」、「臥虎」、「新生代」、「平遙一角」等等。
紅毯盡頭也就連接在這個「主宮「內，每一位走過紅毯的電影主創進入這個室內，都會發現自己參與的電影海報。
「主宮」的兩側分別是兩個最重要的兩個影廳，西邊的露天「站臺」影廳和東邊的能容納400人的「小城之春」室內影廳。「站臺」影廳是電影宮內最龐大的建築，開幕電影《芳華》在這裡進行了展映，1500人在北方瑟瑟寒冷的露天觀看完了這部影片。
「《芳華》能在平遙這塊土地上露天放映是好運的開始」。馮小剛將露天放映這種形式視作幸運的兆頭。在他的影片展映歷史中，2007年《集結號》在釜山首映，一萬人披著雨衣在露天看完了電影，此後《唐山大地震》在唐山體育場也進行了露天放映。這兩部電影都給他帶來了票房與口碑。
1500人的露天影院和開幕片《芳華》
不過，遭遇過「非正常」撤檔風波的《芳華》依然有很多「敏感」。一位接近影展核心主創的人士告訴我，「直到當天，賈樟柯還在為《芳華》的順利放映和上面做著協調」。開幕的當晚，《芳華》延遲了近一個多小時才放映，不能判斷延誤的具體原因，但一種風聲在記者群裡流傳：當晚的一些微信公號寫有「芳華」二字而無法推送。
平遙國際影展的首席內容官萬佳歡經歷了電影宮和影展的籌備全過程。2016年9月，賈樟柯同平遙政府籤訂了《平遙國際電影展合作框架協議》，雙方將利用廢棄廠房修建系列電影活動場所。2017年3月16日，影展在北京宣告正式啟動，平遙電影宮的修建才正式開始。
萬佳歡和執行長梁嘉豔是當時唯二的「影展員工」。在最初的設想中，平遙國際影展的調性和作用就是類似於坎城電影節，在場地上必須要有一個相對集中的放映場所，這對於電影創作人和影迷來講都有著極大的便利性。
古城內的廢棄柴油機廠成為被選擇的對象。這座始建於70年代，在1998年第二次廢棄後就徹底廢棄了，和「沒錢拆遷」的古城一樣柴油機廠避免了上個世紀80年代的拆遷，1997年平遙古城申請「世界文化遺產」成功，整個平遙古城都不會再做「更改」。
「如果修建的話把廠房先拆了，這個很快但不能這麼做」，我們是在影展開始的第三天才找到萬佳歡的，顯然她是電影宮完完全全的見證者。由於柴油機廠屬於文物保護的古城內，令電影宮的修建只能在這座廢棄廠房的內部做改造。
從廠房外部看根本不會發現裡面有影院
此前平遙國際攝影展已經在柴油機廠內連續舉辦了數屆。不過，都是在內部進行搭建展覽，搭建拆除後廠房便又回到了原始狀態。所以，如果電影展要修建影廳，就需要截然不同並且更為複雜的改造方法。
在萬佳歡的記憶中，電影宮的設計團隊進行了很多設計稿的改動。最大的困難在於，如何保存建築外觀的同時，在廠房內部進行嶄新的搭建。最後，影展團隊在最大的一個廠房的內部修建了四座小型影廳，每個能入座30-40人，在這個大廠房的南面，則修建了一座供400人上坐的「小城之春」影廳。
1500座的露天影院也是一個難題。由於正常的IMAX屏幕高度達到7-8米，但這又會超出古城牆的高度，破壞整體景致。最後，設計團隊是在廠房的西北角先挖出一個「大坑」，才讓這座1500人的露天影院「合規」建成。
影展藝術總監經常對萬佳歡說，「這是我們的第零屆影展」。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要在短短六個多月的工期內建造一個專屬於這個電影節的建築群，「對平遙來說，都是零的開始」。
在花掉大量時間、精心規劃和建造好廠區影廳後，留給電影宮的」內部裝飾「時間已經非常少。畢業於中央美院的青年策展人段少鋒在接到梁嘉豔邀約時，距離影展開幕僅僅只有最後一周的時間——從時間意義上，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一個任務。
我是在抵達平遙的當晚，見到了段少鋒，他在為作品做最後的「調試」。段少鋒的工作是負責「主宮」的內部展示：「我不想把它做成一個文獻展，要有現代感一些」。
於是，在最大的廠房內，可以看見梅爾維爾電影中的各種場景，穿越這些就會來到一個復古的影廳場景內，「這是復原的內地上個世紀「這是復原的內地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小縣城錄像廳。」
復原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錄像廳
段少鋒稱這一場景的設計思路來源於梅爾維爾的影史影響力。被稱為「黑色犯罪電影之王」的他，影響了香港導演吳宇森和杜琪峯的電影創作，而這兩位香港導演又拍出了數多經典的香港黑社會電影，「內地觀眾最早看到吳宇森們的作品，就是在這樣的錄像廳中。」
這也是賈樟柯和那一代中國文藝青年的記憶密碼，在昏暗和煙霧繚繞的房間中，他們通過閃爍著電視看到了伴隨著卡頓感的香港電影錄像。在《英雄本色》中，豪哥問小馬哥，「你信神不信神？」小馬哥在香江邊上回答：「信！我就是神！神也是人！能掌握自己命運的人就是神！」
那是中國流行文化的開始之時，幾年後，賈樟柯離開故鄉去掌握自己的命運。即使在今天的平遙人中，知道吳宇森的人要遠遠多於知道賈樟柯的，他們就是在類似的錄像廳中看到外面的世界，現在這個時節來到身邊。「那臺小電視是在舊貨市場淘的，幸運的是它真的能放」，段少鋒對這個經歷和裝置場景很是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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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獨不能缺少的賈樟柯」
「我覺得我自己是在用一個我的藝術標準，來判斷我做的每一件事情」。平遙國際電影展之前，我們在北京見到在為電影《時間去哪兒》做宣傳的賈樟柯。
這部電影的源頭是今年金磚五國領導人會議時，金磚國家電影節也同期在成都舉行。電影節官方提議，是否可以五個國家的導演一起來拍一部電影，後來這個「任務」的中國部分就交給了賈樟柯。
「你對這樣一個政宣項目的興趣點是在哪裡？」面對我們的提問，賈樟柯回答道，「我非常興奮，因為作為導演來說，它提供了一個我們跟其他幾個電影創意很強國家的近距離合作的機會。」
平遙國際影展上的賈樟柯
坦白說，我難以相信「創意很強」這樣的形容詞。某種程度上，這部影片幾乎是時下政治最高規格對待的電影項目之一，這與多少與賈樟柯的一種既定的形象並不符合。
這部《時間去哪兒》也是平遙國際影展的特別展映的一部電影。這部影片在社交媒體上的口碑評分並不高，豆瓣只有6.0分，遠遠低於賈樟柯的其他作品。更有一位影片評論人士直言道：「賈樟柯拍了一個二胎宣傳片」。
在我的感覺裡，輿論容易糾結的「商業片」「主旋律」、「政治觀念立場」、「和體制關係」等問題幾乎不會困擾賈樟柯。目標明確的人往往擁有實用主義的一面，這與他對於關公等民間神靈的敬畏、對於香港電影江湖豪情的崇拜、對於更自由表達氛圍的追求並存，共同組成我們看到的賈樟柯。
「無情慈悲」是賈樟柯相信的一種境界，在老家汾陽的賈家莊隱居時，他強化並享受這種狀態——不指望尋求共識也就難有世俗煩惱，也就可以提高效率追求目標。這樣的日子裡，賈樟柯上午通過網際網路處理完各種公司事務，下午兩點半一直到天黑都是賈樟柯的寫作時間，「去年我寫了三個劇本，這樣持續的工作時間是我以前所沒有的。」
這些事情之於賈樟柯還有別的意義，或者是賈樟柯對於藝術和商業趨勢的判斷，他自己也會參與和推動這種潮流——回老家寫作、建賈樟柯藝術中心和辦平遙電影展，這三件事情被賈樟柯認為是」文化資源向小城市回流」。
賈樟柯生於物質和文化資源普遍匱乏的1970年，屬於自覺的文藝分子，在學校跳霹靂舞，組織詩社，泡錄像廳……憂愁上身時，他也會反過去查看彼時環境。賈樟柯總能想起那時「喜歡電影看不到電影時的感覺」，十八歲時賈樟柯想考電影學院，在老家汾陽逛遍所有的書店，最後只買了一本和電影相關的書。
資源飢餓感伴隨了那個年代很多人的一生，賈樟柯自己也說過，「沒有資源，一個有電影夢的人可能就實現不了他的夢」。
在中國內地舉辦「電影節」，除了經驗和能力之外，取得政府部門的認可同樣十分關鍵，甚至是能否成行的決定條件。善於同政治資源的合作，成為賈樟柯「行事」的另一個重要切面。
「不拒絕」的態度至少起始於2010年的《海上傳奇》。這部作品的另一個身份是當年世博會的獻禮紀錄片。今年，賈樟柯則拍攝製作了影片《時間去哪兒》。某種程度上，將自己的藝術成就做到同政府意願的高度契合，賈樟柯是為數不多的人選，其他人則「有的是不屑，有的是不能。」
在中國創辦不一樣的電影節既來源於賈樟柯的成年生活體驗，也是他電影人生終究會觸碰的板塊。從1998年第一部長片《小武》拿到柏林電影節青年論壇大獎開始，賈樟柯就開始攜電影在世界各地電影節的體驗。賈樟柯說，「在亞美尼亞，重溫帕拉傑諾夫的《石榴的顏色》，在聖保羅，和沃爾特·賽勒斯一起聊電影的時空，這些生命中重要的時刻，都是各種各樣的電影節賦予我的」。
2007年，賈樟柯在荒木啟子和藤崗朝子的陪伴下在日本參加PIA電影節，日本PIA影展自1977年創辦，為當時數以千計的獨立短片、私人電影提供放映機會。他開始認識到這個電影節之於日本獨立電影的巨大意義。「如果被PIA影展選中，能進而獲獎，都有可能（為其）帶來進入電影界的機會」。
當荒木啟子問賈樟柯中國有無類似的影展，他一時慚愧，「自尊心讓我沉默」。會場裡的年輕人顯得分外活躍，賈樟柯回憶道，「那是人家的事，與我這個中國人無關。」
或許這是平遙國際影展的某種來源，賈樟柯和尋求新發展機會的地方政府站在了一起，他是旗幟就必須無處不在。露天影廳被命名為「站臺」，貴賓廳是「江湖兒女廳」，這個廳的牆上掛有所有賈樟柯作品的電影海報。
《三峽好人》在「江湖兒女廳」內
我身處平遙電影宮的幾天裡，幾乎能在任何場合見到，發布會上的主持人、電影的映前交流、參加群訪、為範冰冰遲到上場做解釋……
即使如此忙碌甚至混亂，賈樟柯堅持連續數晚在電影宮門前的臺階上，迎接走紅毯的電影主創們。「要讓年輕創作者感受到電影節的儀式感，無論他們是不是明星。」10月29日，一部「平遙一角」展映影片的創作團隊走過紅毯，創作人羞澀地不敢上前和賈樟柯握手寒暄，主持人調侃說，「我們賈導沒那麼嚴肅啊」。
在萬佳歡的眼中，賈樟柯和馬克·穆勒是平遙國際影展的「雙核心」，前者在影展的大方向上把控方向、提供意見，後者則提供國際化專業的策展選片。
不過，賈樟柯的個人「魅力」不止於此，還在於影展的兩個主贊助商都是「衝」著他去的——賈樟柯此前有為陌陌和廣汽傳祺拍攝過廣告片，後兩者因此和他結緣，也成為了「平遙元年」的主贊助商。
我們見到陌陌市場總監何寬是在29日的早上，前一天的晚上陌陌之夜在電影宮內舉行到零點之後。何寬對我說，這次陌陌的贊助並非出於通常意義上的商業合作，商業合作會很看重活動的人群覆蓋面等，第一屆是沒有這些數據的。
在何寬的介紹中，陌陌此次的贊助主要源於兩個層面，「陌陌高層同賈樟柯以及影展有著高度趨同的價值觀」。另外，陌陌影業對於人才有著強大的需求，而影展是「找人」一個好契機。「陌陌影業的一部戲是會由賈樟柯來做監製」。
「平遙國際電影展沒有什麼都可以，唯獨不能沒有賈樟柯」。影展的開始就意味著策展人工作的結束，段少鋒在影展開始的第二天酒離開了這裡，離開時他寫了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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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節和古城平遙的「相互選擇」
和我住同一個客棧的兩位影迷，在開幕後的第一天中午就開始了吐槽。
由於電影宮內幾個廠房內部都是連接在一起的，出於安保考慮，一些線路還會被時不時得被臨時封掉，導致換票和進場都很不方便。「有的時候進來時票被門口撕下了，連中午吃飯都不能出廠區了，因為票之前被檢了。」
田剛是一位來自山西傳媒學院的志願者，他也向我介紹了他在這幾天的不愉快工作。28日開幕式紅毯的那個下午，田剛被安排在電影宮的門口負責檢查票務，但瞬間湧入太多的觀眾以及不斷變換的指令，讓整個工作都進行得非常不順利。
「一批觀眾檢票進來後，一位領導又要求我們把人全部清出去後再重新過安檢，結果就是這批已經被檢票的觀眾無法再次進到電影宮內」，田剛告訴我這個決策的失誤加劇了人群的混亂。
在最初安排中，在電影宮門口工作的大學生志願者被告訴需要聽從證件上標有「G7」的領導，但到了開幕式當天下午，佩戴有這個標誌的「領導」多達20多位，也就不可避免了現場指揮和決策的極度混亂。
「開幕式紅毯的那天我在門口站了十一個小時，把我給站蠢了」。對田剛來說，第一天的工作強度實在太大了。
附近居民在電影宮內的空地上觀開幕紅毯直播
整個影展最不愉快的一件事發生在開幕後的第二天。一批影迷早已在「小城之春」門口等待梅爾維爾經典作品《獨行殺手》的放映。但是，由於上午《空天獵》的兩位主創遲遲未能抵達影廳，導致整個影廳接下來所有的電影都不得不推遲放映時間。結果就是聚集在此的影迷和保安發生了爭執，氣氛變得十分糟糕。
在社交媒體上，這樣的場景和情緒被迅速傳播，讓一些人從憧憬變成了質疑。實際上，在這些小插曲之外，平遙國際電影展一直保持著非常好的觀影氛圍。
影評人「海老鼠」此前去過海內外的多個電影節，就硬體水平和觀影氣氛，他認為第一屆平遙國際影展已經非常不錯。與我同住的那對影迷，在相繼觀看了華語作品《村戲》、藏龍單元影片《小鎮風雲》（義大利），「空降」平遙的動畫作品《大世界》以及梅爾維爾的數部作品之後，「能在內地看到這些影片的首映，已經很難得了。」
郭恆奇是我在平遙遇見的第一位導演。他的一部最新紀錄片《去他媽的詩和遠方》本想參加競賽單元，由於時長不夠被組委會推薦去了「平遙一角」展映單元並被提醒片名可否改一下，他索性取名為《無題》。
他的另一個身份是平遙本地導演，也幾乎是展映片中唯一的一位戶籍為平遙的導演。在他看來，平遙國際電影展是繼攝影展之後的又一大型文化活動，但前兩天的氛圍已經讓他覺得電影展對所帶來的想像力遠比舉行十幾年的平遙國際攝影節要大。
後者是平遙當地政府在文化品牌上的一次努力，也可以被視為國際電影展的遙遠先聲。2000年5月，原《人民攝影報》司蘇實向晉中地委提議在平遙效仿法國VISA國際攝影節，第二年攝影節隨之舉行，古城獨特的創作資源以及文化底蘊成為這項活動進行的重要基礎。
郭恆奇清楚地記著，攝影展舉辦的第一年他正好中專畢業，而攝影節最輝煌的時刻在第三、四屆，「那兩年的攝影展讓平遙古城』人滿為患』。」不過，這項活動對於古城經濟和品牌的帶動作用並不持久，「對古城人民來說，這幾年的攝影節和一個展銷會沒有太大的區別。」
不止一位古城居民對我表達了類似看法。攝影節衰落的最大的原因在於，始終出不了大師作品，也漸漸吸引不來大師。「現在掛出來展覽的照片都是大學生拍的，以前哪輪得到他們啊，大師的作品都掛不下」，一位愛好攝影的當地官員對我說道。
平遙希望攝影節沒落導致的缺失被熱鬧的電影展所填補，「不是路線錯誤，是具體執行有問題，賈樟柯和市場化運作能夠解決這種問題」。
當今中國旅遊市場早已不是依靠單純景點就能獲客。如果指望對遊客對生澀的「晉商文化」和明清古城產生興趣，平遙和山西其他地方已經很難繼續擁有競爭力。同為古城，平遙與同一批進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麗江難以相比，沒有山水的地理形勢和寒冷的冬季，註定讓這座古城一直處於明顯的天花板之下。
時間短暫的電影展難以快速直接拉升旅遊經濟，萬佳歡果斷地說，」旅遊是政府部門去考慮的事情」。對於平遙而言，這場電影展的真實價值在於，大眾普及程度更高、文藝氣質集中、影響力更大的電影節對於當地文化品牌的建設有著決定性的作用。
例如，或許你並不知道聖丹斯在美國的哪一個州，有著什麼樣的風土人情，但你一定知道聖丹斯有全世界最厲害的獨立製片電影節。
當地政府也盡力貢獻出自己的能力。10月20日，平遙縣著開始了首屆平遙電影展動員大會，就電影展相關工作進行了全面細緻的安排。在2017年3月，平遙電影展有限公司聯合創始人王懷宇介紹過，平遙國際電影展資金來源是政府前三年以遞減方式資助，第四年開始獨立化自主運營。
平遙古城內街
對於往更大價值的文化空間努力了20多年的古城平遙，國際電影展可能決定其未來走向。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導演賈樟柯所想在這裡實現的——「中年危機」的賈樟柯遇見同樣「中年危機」的平遙古城——在拍片19年之後，導演賈樟柯在中國內地激烈的群眾輿論中，愈發遭到分野完全不同的評價。
在賈樟柯的介紹下，電影宮將由「電影節模式」轉變為「日常運營模式」，「我們也不排除會與各式各樣的全國藝術放映機構進行合作。」
10月2日，平遙之夜在電影宮內舉行，也是整個影展最後的高潮，來自北京電影學院的這對影迷在露天影廳看完了全過程，他們決定明年繼續搖來平遙看電影。可是在這座古城裡，留存的影迷和遊客卻越來越少，他們等不到影展的最終結束。
我已經開始有些想念在古城的影展時光了。我坐上了客棧的車前往高鐵站，回到我的工作之中，送我的工作人員說， 「賈樟柯就是那個拍《三峽好人》的導演嘛，我知道的不多，但我是看著吳宇森電影長大的，他都來給賈樟柯捧場了，我覺他蠻厲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