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起中國航天的飛速發展，戚發軔有喜悅，也有時不我待的急切。王斯敏攝
如果有人為戚發軔立傳，這部傳記看起來一定像一部簡寫版的新中國航天史。
這位神舟一號到神舟五號的總設計師，幾乎從未錯過任何一個航天事業的重大節點：新中國第一發飛彈「東風一號」，新中國第一枚三級運載火箭「長徵一號」，新中國第一顆衛星「東方紅一號」，新中國第一艘試驗飛船「神舟一號」，新中國第一艘載人飛船「神舟五號」。據說，他的名字是遼寧復縣西瓦村一個私塾先生起的，等他上了中學之後才知道，「發軔」的意思是「新事物開始出現」。
2010年，是東方紅一號衛星發射成功40周年。紀念座談會上，戚發軔的發言最長。「很多人準備了稿子，我沒準備。」他記得當年任何一個微小的細節，可以連續講幾個小時，說到關鍵處，會有淚盈於睫。
別人都可以去，只有戚發軔不能去
「東風二號要加大射程、提高運載能力。但我們當時確實沒有經驗，1962年去酒泉基地發射時，點火不久就掉下來了。那時候對我們刺激特別大，你說辛辛苦苦幹了這麼多年，上去眼瞅著就掉下來了。當時我們覺得無地自容，覺得對不起國家對不起黨。」
1957年，北航畢業、剛剛分配到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中國首個專門研究飛彈和火箭的研究院）的戚發軔，從來沒見過飛彈。
「當時沒有學飛彈專業的人啊，只能找學航空的人。我們是搞飛彈的單位，但很少有人見過飛彈。」這個百十人的飛彈骨幹隊伍裡只有一個人見過飛彈、研究過飛彈，這就是五院（今空間技術研究院）第一任院長錢學森。
一個簡陋食堂成了教室，老師是錢學森，學生是包括戚發軔在內的新分配大學生，課本是錢學森自編的《飛彈概論》。除了自力更生，當時還有援助中國的蘇聯專家在，也算是一個「拐棍」。雖然創業艱難，但是幹勁無窮。
1958年，好消息來了——研究飛彈的年輕人可以到莫斯科茹可夫斯基航空軍事工程學院學習!只是蘇聯人不接受軍人到軍事學院學習，他們只好脫下軍裝，準備通過高教部去莫斯科航空學院學習。但不久，一個壞消息也來了——蘇聯方面再次通知，別人都可以去，只有戚發軔不能去！
「我都準備好了——婚也結了，衣服也做好了。但是不能去。因為什麼呢？因為我是學總體的，其他搞強度的、搞工藝的、搞材料的、搞氣動的都可以去，只有搞總體技術的人不能去——怕獲取核心技術。」
所謂「總體技術」，在航天技術裡是指用最可靠的技術、最少的代價、最有利的配合、最有遠見的前瞻性，制定出最可行方案的一種系統工程方法。通俗地說，學總體的人就是準備幹總設計師的人。飛彈技術涉及國家核心利益，蘇聯人怎麼會讓一個中國人去觀其全局，然後再研製出自己的系統呢？戚發軔受的打擊不小。
但更大的打擊還在後面。由於中蘇關係惡化，不久蘇聯專家也全部撤出了中國，並帶走了有關資料。當時首枚飛彈「東風一號」已經在研製中，這種不負責任的突然「撒手」，從小處講是要留下一個「爛尾工程」，從大處講是想人為切斷中國的飛彈研究進程。
「這件事對我個人、對我們航天戰線來講是莫大的刺激，既是一種屈辱，也是一種激勵。『自力更生』的航天精神就從那時候開始——靠別人靠不了啊，只能靠自己。」
蘇聯專家曾留下這樣的警告：作為推進劑的「液氧」，必須用蘇聯的，中國的「液氧」雜質太多。中國人不服，「液氧」的沸點是-183℃，怎麼從蘇聯運？如果不全程高壓就變成「氣」了，這是在設障。他們堅持用自己生產的「液氧」發射，到底把「東風一號」送上了天。
「東風一號」用了蘇聯的圖紙資料，「東風二號」就完全沒有任何經驗可借用了。「東風二號要加大射程、提高運載能力。但我們當時確實沒有經驗，1962年去酒泉基地發射時，點火不久就掉下來了。那時候對我們刺激特別大，你說辛辛苦苦幹了這麼多年，上去眼瞅著就掉下來了。當時我們覺得無地自容，覺得對不起國家對不起黨。」這次發射失敗在當年是機密，戚發軔和同事帶著政治和技術上的雙重壓力回到了北京，再接再厲。兩年後，「東二」成功發射了。
「東二」算是中國人自主研製的第一枚飛彈。過了這一關，中國飛彈和火箭研製之路才開始順利起來。「東二」發射的同年十月，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戚發軔接著就參加了「兩彈結合」。1966年十月份，兩彈結合成功。接下來的「東風四號」、「長徵一號」，他負責了結構和總體設計工作，都順利發射成功。
這些成功留給戚發軔的印象都不如「東二」失敗那麼深。幾十年後，戚發軔在一次政協會議上說，「科學實驗要經得起失敗、寬容失敗，我們現在最大的壓力就在於只能成功不能失敗。不允許失敗哪有人敢創新？」只有和航天相伴一生的人才能指出行業中癥結所在，戚發軔這段大實話在網上廣為流傳。
德新社的報導寫道：中國人過去被大大低估了
「搞衛星的和搞運載火箭的還不同。到了『星箭分離，衛星入軌』這一步，人家運載就完成任務了。當時一喊『星箭分離』，基地司令就一拍我肩膀——『小夥子，成啦！』我說不成，還得等著，還沒聽到《東方紅》
樂曲呢。」
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研製與「文化大革命」幾乎同時開始。就因為這個原因，在戚發軔接手總體設計工作之前，「東方紅一號」總負責人的崗位已經幾易其主。
前幾任分別是趙九章、錢驥、孫家棟。趙九章因為「文革」的不公平待遇而自殺，錢驥、孫家棟則因為莫須有的原因而被迫卸任。當時掌權的「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提出了一個辦法——按「巴黎公社」原則，普選負責人。投票結果，戚發軔票數最多，當了一個不倫不類的「組長」。
技術壓力非常大。衛星天線要做展開試驗，但當時既沒有設備也沒有試驗場地。設備只能自己改裝，場地是向中科院力學所借的一間倉庫。這種實驗危險性大，衛星天線一旦折斷就會傷人。戚發軔只能給同事們每人找個了包裝箱蓋兒當護板，從縫隙裡觀察衛星旋轉時天線的反應。就這樣找到了天線折斷的癥結。
更大的壓力是政治壓力。第一顆衛星，第一次上天，還要播放歌曲，播放的還是《東方紅》!這種壓力若以戚發軔大實話版本演繹就是：「（衛星）要是唱著東方紅掉下來了，這不相當於紅太陽掉下來了麼？這簡直是殺頭之罪。」
所有的相關人都加入了這場有關《東方紅》的討論，也包括錢學森。有人提議加一個過載開關，衛星達到第一宇宙速度就接通播放東方紅，達不到就不接通。有人不同意這個提議：過載開關也是新的，可靠性如何保證？萬一該接通時不接通怎麼辦？最後，錢學森只好把這個問題帶到北京，請周總理決定。
1970年4月14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接見了錢學森、任新民、楊南生、戚發軔等一行。在聽完匯報後，周恩來點了戚發軔的名字。
「衛星可不可靠呀？」「可靠。」「上天以後，《東方紅》會不會變調？」
戚發軔沉吟了一下，「凡是能想到的，凡是地面能做實驗的，我們都做過了。」
「那這樣吧，你們回去寫個報告，交中央政治局討論決定轉場時間。」
這下戚發軔緊張了，大實話也上來了：「總理，不行啊。衛星與運載火箭已經對接、水平放在運輸車上等著轉運到發射陣地了。我們只做了四天四夜橫放試驗，電解液不漏。再久了就無法保證電解液不漏。」
「為什麼不多做幾天試驗呢？」
語氣已略帶責備。
戚發軔馬上回答：「原因在我，是我們搞總體的沒有向負責電池的人提出這樣的要求。」
周恩來當時說了一段話，至今戚發軔還能一字不落地重複：「你們搞總體的人，應該像貨郎擔子和赤腳醫生那樣，要走出大樓，到各研製單位去，把你的要求老老實實告訴人家，讓人家知道應該怎樣做工作。」當向記者談及這段話時，這位在研製「東方紅」過程中曾暈厥、曾闌尾穿孔、曾被抄家的總設計師真誠地說，「我很服氣。」
報告仍舊得寫，不過有了「四天四夜」的限制，一切就要從速。當夜的國防部大樓，若干辦公室通宵亮燈——任新民負責運載火箭的一級二級報告，楊南生負責運載火箭三級報告，戚發軔負責衛星報告。三人寫完要交錢學森，錢學森改後要交國防科委副主任羅舜初，羅舜初改後要交國防科委主任王炳璋，王炳璋改後要在15日凌晨6點前送到周恩來手中。層層接力終於換回了一個重大批示——「政治局同意衛星發射安排」，也換回了一個重大要求——「萬無一失」。
1970年4月24日9時35分，「長徵一號」載著「東方紅一號」直上雲霄。一聲「衛星入軌」，全場沸騰。
除了戚發軔。「搞衛星的和搞運載火箭的還不同。到了『星箭分離，衛星入軌』這一步，人家運載就完成任務了。當時一喊『星箭分離』，基地司令就一拍我肩膀——『小夥子，成啦！』我說不成，還得等著，還沒聽到《東方紅》樂曲呢。」
酒泉發射基地已是一派狂歡景象，祝捷大會馬上開始。有人喊，「戚發軔，上去說兩句啊!」他只是沉默地坐在那裡。十五分鐘長似一個世紀，9點50分，國家廣播局來電：「收到衛星播送的《東方紅》樂曲，聲音格外清晰洪亮。」他仍舊忍著，一言不發。
90分鐘後，衛星繞地一周，新疆喀什站報告：收到太空傳來東方紅樂曲。萬千感情瞬間決堤，他站起來大喊一聲：「我們成功了!」已是哽咽難言。
新華社馬上發出喜報，天安門廣場上手握毛主席語錄的人們開始狂歡慶祝，街道和鄉村的百姓團團圍坐在收音機旁收聽《東方紅》，《參考消息》將所有外媒報導集中了一整版，其中德新社的報導寫道：中國人過去被大大低估了。
那一天如在眼前，滿頭鶴髮的老科學家說起來，眼中儘是氤氳之色。「真不容易啊，那時候的負責人沒有任命，也沒有人在乎這個，就憑著一股愛國熱情幹。」在一個派別林立、人心複雜、氣氛壓抑、組織渙散的特殊背景下，一群知識分子竟被「家國天下」這麼形而上的理想緊密地集合在一起，如何不算一個奇蹟。
幾十年後，當這段歷史要刻在為紀念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成立四十周年而建的「百星牆」上時，人們竟不知該在「總設計師」一欄中填上誰的名字。為了確定這個問題，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的領導提出了一個原則：發射時誰負責誰就是總師。按照這個標準，總師是戚發軔。
戚發軔說，我不同意。「『東方紅一號』當年沒有任命總師，只有前僕後繼的科學家群體。即使寫一個人，也應該是孫家棟。」「百星牆」最後刻上了戚發軔和孫家棟兩個人的名字。
他很少說這樣有些「煽情」的官話，絕大多數時候，都是這樣的大實話：「他們老讓我講，我說我沒啥可講的，我就是『第三個饅頭』，前面人家都幹那麼多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