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籍山東蓬萊，朋友戲言我是從蓬萊仙境走出來的。先祖地少土薄，不能餬口，來京打工。那時人力比畜力便宜，麵粉作坊主用人力推磨，我的先祖在北京打工，就是幹這種活兒。
聽祖母說，我祖父只有兩身衣服，一身棉衣，一身單衣。冬天過後，把棉衣裡的棉花掏出來，就成為袷衣，春秋時穿。入冬以後，再把掏出的棉花絮進袷衣，就成為棉衣，冬天時穿。至於夏天，只有一條單褲，穿髒了，晚上睡覺前洗一洗，天亮前幹了穿上。一年或兩年回鄉探一次親，往返3000裡路，背著乾糧，曉行夜宿，全是步行。
我的曾祖父、祖父、父親和我們兄弟，加上我的子女，已經五代生活在北京。曾祖父和祖父，按照舊時習俗，青年來京，打工謀生，晚年回鄉，百年之前，落葉歸根。
但從我父母雙親開始，不再回鄉，葉落北京。我們就成為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對於北京人的生活、習俗、禮儀、文化，或聽長輩言傳，或經自身親歷，或讀文獻筆記，或從報刊所知，就我來說——對舊北京人的悲苦，是非常熟悉的；對新北京人的幸福，是滿懷歡喜的。
我曾在天安門西側南長街南口西大街的北京市第六中學讀書，那時的體育課經常在天安門廣場上。我參加過1949年開國大典，白天慶典遊行，夜間提燈晚會。回憶當時，激情澎湃，如在昨日，一瞬之間，新中國成立已71年，我同祖國的前進相伴而行，雖然道路並不筆直平坦，卻是一步一步地走了過來。
我學習和研究歷史，所在單位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滿學研究所，又是以研究北京歷史文化而重任在肩。幾十年的光陰，我騎著自行車，或公或私，把老北京上千條胡同幾乎都轉遍了。
經歷、學志、職任、興趣——凝聚到一點，寫一本北京文化史的書。這本書，從何時開始寫作的呢？
20世紀50年代，吳晗先生主編一套「中國歷史小叢書」。事未竟而風浪起，留下半拉子工程。「文革」結束不久，當時主持編務工作的北京教育學院歷史教研室張習孔先生，和我是街坊，有時互相串門。他找我：「小叢書」缺《北京史話》，請您執筆。不便推脫，應承下來。寫完稿子，經過修改，《北京史話》於1982年3月，由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文化史》，閻崇年著，北京出版社出版
三年後，北京朝華出版社約我撰寫《古都北京》，三磨四催，終於應允，我撰寫文字，嚴鍾義先生攝影配片。1986年，圖文並茂的《古都北京》中文、英文版問世，後出德文、法文版。2008年,我和嚴鍾義先生再度合作，將《古都北京》做文字修訂和圖片增刪，以《中國古都北京》為書名，由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中文版、英文版。2016年，又重新推出《古都北京》（修訂本）的中文版、英文版、法文版。
2000年，我撰寫的《古代北京》一書，在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出版，被列為「中華文化寶庫」叢書之一。2010年，我寫了《北京文化史舉要》一書，作為「領導幹部半日讀」叢書之一。這本書我不僅更加簡明地梳理了北京歷史的文脈，而且以更加宏觀的視野，提出中華文明由中原農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東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沿海暨島嶼海洋文化組成，並以三個千年變局為線索，對北京三千多年文化史進行重新梳理、分析與整合，強調自元大都以來，北京是中華文明農耕、草原、森林、高原、海洋五種文化的中心，以此作為重點論述。
此後，我明確提出：北京是自元大都以來，由中原農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東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沿海暨島嶼海洋文化五種文化所組成的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
本書以上述觀點為主軸，縱向以北京自有文字記載以來的三個千年、三大變局做經線，橫向以中原農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東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沿海暨島嶼海洋文化做緯線，經緯交織、彼此綜析，闡述北京作為中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而產生、演進和發展的歷史。
北京出版集團約我以《北京史話》《古都北京》《古代北京》《北京文化史舉要》等著作為基礎，講一講北京文化史。於是，我重新研讀文獻、檔案、文集、筆記、輿圖、方志、考古、石刻等史料，吸納六十多年來北京考古新收穫，論著新成果，參酌踏查筆記，補充所見史料，更新陳舊觀點，進行分析綜合，撰寫成拙著。
北京歷史資料，浩瀚繁雜廣博。一人之力，難以窮盡。本書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但還是以文化的發展、演變及其影響為主線。這成為本書的一個特色。本書於文化交流，花費較多的筆墨。除北京與亞洲的東北亞、東南亞、南亞、中亞、西亞諸國家和地區的文化交流外，對中西文化交流多加以簡要敘述。這成為本書的又一個特色。本書於遼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北京、清京師均列出一節講該朝「文化殤鑑」，是因都城為其當朝的政治中心。這也成為本書的另一個特色。
金無足赤，書無完書。一切事物，都是過程。一本書的出版，只是治學旅途中的一個驛站，下站風光，尚未看到。在本書研究與纂著中，如《尚書·大禹謨》所言：「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鑑此，自警——謙虛敬慎，拾遺補缺，架構筋骨，豐滿血肉，充實修正，苟新日新，彳亍前行，追求寸進。拙著也儘量如此。
（作者為北京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