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語法研究所面臨的挑戰 --中小學教師頻道--中國教育在線

　　〇、引言

　　0.1《馬氏文通》出版至今已整整一百年了。《馬氏文通》的問世不僅標誌著漢語語法學的產生，也標誌著中國現代科學意義上的語言學的誕生。從此，中國語言 學不斷受到國外語言學思想和理論的影響，不用說現代漢語語音學、現代漢語詞彙學、現代漢語語法學、現代漢語語義學等都是在國外語言學的思想和理論的影響下 產生和不斷發展的，就是中國傳統的小學――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也深受國外現代語言學的思想和理論的影響，因而在研究思路上和研究方法上有所變化。當 然，受影響最深、發展最快的還是漢語語法學，尤其是現代漢語語法學。特別是八十年代以來，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無論是在對語言事實的挖掘、描寫上，也無論是在 理論和方法的探討上，也無論是在應用上，都有很顯著的成果。這一點，已有不少論著談到過。[i] 現在正處於世紀之交，在這樣的時刻，冷靜地思考一下現代漢語語法研究將面臨什麼樣的挑戰，面對挑戰我們該採取什麼對策，這是很需要的。

　　0.2 漢語語法研究所面臨的挑戰，有的是來自應用方面的，有的是來自理論方面的。從應用方面說，挑戰來自兩方面：一是對外漢語教學；二是中文信息處理。從理論方 面說，挑戰也來自兩方面：一是迫切需要對種種語法現象作出理論上的解釋；二是資訊時代的到來，迫切要求我們從認知的角度來探索人類的語言機制。下面分別說 明。

　　一、來自應用方面的挑戰

　　1.0 從應用方面說，挑戰來自兩方面：一是對外漢語教學；二是中文信息處理。為什麼對外漢語教學和中文信息處理會對漢語語法研究起挑戰的作用呢？

　　1.1 大家都知道，以往的現代漢語語法研究和漢語語法教學，主要是兩個目的，一是為了提高漢族人的語文修養，防止在寫作中出現這樣那樣的語法毛病；二是為了搞清 楚現代漢語語法的面貌，以建設漢語語法學。為了第一個目的，我們從中學開始就要在語文課裡給學生講些語法。這種語法教學主要是讓學生初步有一些語法方面的 知識，以利於學生的閱讀與寫作。對學生來說，老師講的語法規則聽了就聽了，至於老師講的語法規則對不對，全面不全面，都不怎麼考慮，更不會按老師講的語法 規則去說話。為了第二個目的，前人著實對現代漢語語法作了不少研究和探索，但一般採用歸納法，其研究思路一般都是從正面考慮問題。這種研究也能而且也已經 發現不少語法規則。

　　對外漢語教學，面對的是外國學生或外族學生，這跟面對漢族學生的漢語教學不同。外國學生或外族學生對漢語原先是一無所知，老師怎麼教，他們就怎麼學，就怎 麼說，而且本能地要按老師講的語法規則去類推。可是一類推就出錯。就拿處所賓語來說，不少語法論著都把「吃食堂」、「吃館子」裡的「食堂」、「館子」分析 為處所賓語。從事對外漢語教學的老師在談到這類「述賓結構」（或說「動賓結構」）時，常常會這樣說：

　　（1）吃食堂＝在食堂吃飯

　　（2）吃館子＝在館子裡吃飯

　　老師的話不能說不對，但學生的理解與思考往往是老師所沒有預料到的。既然說「吃食堂」就是「在食堂吃飯」，「吃館子」就是「在館子裡吃飯」，那也就是 說，「在食堂吃飯」、「在館子裡吃飯」可以分別說成「吃食堂」、「吃館子」。外國學生這樣一想，就類推起來，結果說出了下面這樣的病句：

　　（3）※勺園二號樓食堂的飯不好吃，我現在都吃勺園七號樓餐廳。

　　（4）※昨天我們進城是吃前門的全聚德。

　　為什麼「在食堂吃飯」、「在館子裡吃飯」可以分別說成「吃食堂」、「吃館子」，而「在勺園七號樓餐廳吃飯」、「在前門的全聚德吃飯」不能說成「吃勺園七號 樓餐廳」、「吃前門的全聚德」？這就很值得我們思考：第一，「吃食堂」、「吃館子」裡的「食堂」、「館子」到底是不是處所賓語，需從新加以考慮。第二，在 「吃食堂」、「吃館子」這類說法裡，對充任賓語的詞語有什麼限制沒有？第三，「吃食堂」、「吃館子」這類說法在什麼場合，也就是說在什麼語境下才能用？再 如，陸儉明、馬真（1985）在十多年前就提出了這樣一個來自對外漢語教學中所碰到的問題：「※他這樣做是合情合理。」不能說，因為後面缺少了跟「是」呼 應的「的」；可是有時前面用了「是」後再出現「的」，句子反而不能說了，譬如「※他這樣做是偏聽偏信的」裡的「的」必須刪去，得說成：「他這樣做是偏聽偏 信。」這為什麼？十多年過去了，至今未見有說清楚這個問題的論文。再如，動詞後如果既有趨向補語又有賓語成分，那麼趨向補語和賓語的次序該怎麼樣？也早就 提出來了，雖然已有一些學者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探討，並對不同的語序從多方面進行了解釋。[ii] 但還存在問題：一是不周全，不嚴密；二是缺乏可操作性。所以至今仍是對外漢語教學中的一個難點。類似這樣的問題，在對中國漢族學生的語文教學（包括語法教學）中是不大可能提出來的。

　　類似上面所談的問題舉不勝舉。一個人學習一種外語，常常會說出、寫出不合語法的病句，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學生母語語法規則的負遷移，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由 於受母語語法的影響而出錯。譬如日本學生剛開始說漢語時常常會把賓語放在動詞前邊（如「※我昨天到王府井衣服買了」），那是因為日語裡賓語通常是在動詞的 前邊；二是目的語（即所學的語言）語法規則的負遷移，也就是上面說的按老師說的語法規則去類推而出錯。前一種原因造成的病句一般容易糾正，隨著外語水平的 提高，這類語病就會逐步得到克服；難糾正的是後一種原因造成的病句。因為需要經過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後才能有效地糾正外國學生這方面的語病。在對外漢語教學 過程中所碰到的、所出現的這類語法問題，都很值得我們去思考，去研究。這方面的研究不僅有實用價值，也有理論意義。事實告訴我們，外國留學生的語法病句常 常會成為我們語法研究的新的突破口。無疑，對外漢語教學對現代漢語語法研究起著挑戰作用，同時也起了促進作用。

　　對外漢語教學不是從九十年代開始的，遠的不說，五十年代中國大陸就有對外漢語教學，為什麼到了九十年代對外漢語教學才對漢語語法研究形成挑戰呢？這有多方 面的原因，一是對外漢語教學進入九十年代以後有了飛速的發展，下面的數字──中國大陸在校留學生（只指長期生）的數字很說明問題：1950年，33 名；1961年，471名；1965年，3312名；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斷；1977年，1217名；1988年，5245名；（參看呂必 松（1990））；1997年，41211名。[iii] 二是對外漢語教學自八十年代以來已逐漸形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學科。三是現在的外國留學生隨著整個知識水平的提高，更喜歡思考，更「不老實」了，他們在學習漢語的過程中常常會提出各種各樣老師意想不到、也難以回答的問題。

　　1.2 以往的語法教學和語法研究，即使包括對外漢語教學及其相關的研究在內，面對的都是人，總起來說是要解決人與人之間的交際問題。碰到問題，即使是對外國學 生，適當地指點一下，解釋一下，也就過去了。現在的情況則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知道，作為人類文明的歷史，已經經歷了兩個大的時代，一個是農業時代，那 個時代以努力開發維持人最起碼的生存條件的物質資料為主要特點；一個是工業時代，那是從英國產業革命開始的，那個時代以開發能源資源、實現體力勞動機械化 為主要特點。現在則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那就是資訊時代。進入資訊時代應該從什麼時候算起，說法不一。有的說應該從四十年代後期（1946年）美國賓西 法尼亞大學（Pennsylvania University）研製出第一部「電子數字綜合計算機（Electrical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alculator ）」開始，有的說應該從八十年代廣泛使用個人電腦開始，有的說應該從九十年代建立起英特網（internet）開始。這個我們暫且不去管它，總之現在進入 了資訊時代。這個時代將以進一步開發計算機，以便進一步減輕人的體力勞動並逐步減輕人的腦力勞動為主要特點。九十年代開始更明確提出了建造信息高速公路、 研製智能計算機的任務。而要建造信息高速公路，研製智能計算機，離不開語言學。從報章雜誌的報導看，當今世界上已形成了三個研製智能計算機的中心，一個是 美國，他們力圖建立兩個新一代的智能系統來處理自由文本軍事信息，以建立起新的國家安全防衛系統；一個就是日本，日本要建立超巨型信息處理中心，決心成為 世界上最大的信息商販；一個是歐洲共同體，他們準備研製認知代理人，其第一步為認知代理人提供準確而可靠的認知機制。無論哪個中心，他們在著手進行研製智 能計算機的任務中，都不約而同地以語言信息處理為中心。在他們的研製隊伍裡既有計算機科學方面的專家，也有語言學家。其實在七十年代就有人預見，語言學將 成為領先科學；[iv] 世界著名的語音學家方特好像也曾說過，現在急需的不是第五代計算機，而是第五代語言學家。這都是說語言學將處于越來越重要的地位。進入九十年代更有人說， 從18世紀以來，世界科學的熱點，由經典物理學轉向數學，現在又正由數學逐步轉向語言學。這當然只是某些科學家的看法，但這種看法也不是一點沒有道理的。 人的思維離不開語言，語言是思維的物質外殼。所謂智能計算機，也就是能像人一樣會思維的計算機，使用這種計算機以實現人機（人與計算機）對話，包括人機筆 談。而要計算機能思維，必須把人的語言規則形式化，輸入到計算機中。輸入的語言規則如果有錯誤，或者不全面，不嚴密，都會嚴重影響計算機對自然語言的理 解，計算機也就不能說出人所能聽得懂的語言。而要把語言規則形式化，要保證輸入計算機的語言規則全面、準確、嚴密（這當然也有個過程，不可能一步到位）， 需要有語言學家的幫助。

　　在中國，也在醞釀研製智能計算機，並已列入國家科研規劃之中。在實施「211工程」中，也擬在多所綜合大學內（其中包括我們北京大學）籌建語言實驗室，以 便利用綜合大學文理交叉、師資力量雄厚的優勢，來為研製智能計算機作貢獻。中國在中文信息處理方面，其實起步還是比較早的。早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就 開始著手研究機器翻譯，在當時還處於世界先進水平。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研究一度處於停滯狀態。「文化大革命」後，特別是進入八十年代後，中文信息處理， 有比較大的發展，特別是在漢字信息處理方面，而且相應地在全國成立了一些研究機構。但是實際的進展還不讓人滿意，從語法的角度說，現在只是初步解決了分詞 和詞性標註的問題。句處理還剛剛起步，而其難度將遠遠超過分詞和詞性標註。句處理不僅面臨著複雜的語音問題、句法規則問題，更面臨著複雜的語義問題、知識 背景問題。而這些問題的解決都需要有語言學家的參與。過去從事計算機科學研究的學者和從事漢語研究的學者沒有或者說基本沒有很好的結合。八十年代後期，特 別是進入九十年代後，大家越來越意識到這個問題，逐步走上了二者互相結合的道路，雙方共同承擔科研任務，合作進行研究。我們看到近十年來取得了一些可喜的 成績。

　　中文信息處理使漢語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這是好事，但這對漢語研究者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就中文信息處理來說，早期的「人機對話」系統採用簡單模式匹配 方法，這可以看作是一種原始的處理方法。現在廣泛使用的有兩種方法，一是基於規則的處理方法，這種方法有的以一定的形式文法系統加上「複雜特徵」來表述自 然語言中大小成分的句法信息和它們之間的組合規則，有的則試圖「以概念化、層次化、網絡化（簡稱「HNC」）為基礎」來提供概念組合、語義表述的規則（參 看黃曾陽（1997））；二是基於經驗的語料庫統計方法，這種方法是以各種統計數據來顯示語言成分間的組合可能性。（參看黃昌寧等（1992）和黃昌寧 （1993））許多人認為這是兩種對立的處理方法。其實在我們看來，無論是哪種處理方法，都離不開自然語言（漢語）的知識。從發展趨勢看，基於規則的處理 方法和基於經驗的語料庫統計的處理方法必將走上結合的道路，相輔相成。不管採用哪種處理方法，大家都深感目前有關漢語的知識遠遠不能滿足中文信息處理的需 要。單就句法方面的情況說，在中文信息處理過程中將會不斷遇到我們所想像不到的問題。許多問題在人看來還是比較容易解決的，但機器解決不了。譬如說，

　　（15）北京的公路建設得很快

　　（16）北京的公路建設很有成績。

　　這兩句話中，字面上有相同的部分，那就是「北京的公路建設」，但這兩句話的內部構造是不同的。這對我們人來說，只要稍有一點語法知識，是很容易區分的：

　　（15）＇北京的公路  建設得很快。

　　（16）＇北京的公路建設  很有成績。

　　但讓計算機來切分時，就出了問題，第（2）句它可能會切分為：

　　（17）※  北京的公路  建設很有成績。

　　近十年來我們參與了一些中文信息處理方面的研究工作。在中文信息處理中，我們就已經遇到了以下四方面的難題：

　　一是表面詞類序列相同而內部結構關係不同的同形格式的區分問題。大家知道，「漢語詞類跟句法成分之間不存在簡單的一一對應關係」，「不像印歐語那樣，一種 詞類只跟一種句法成分對應」。（參看朱德熙（1985））同一類詞在句法結構中可以作不同的句法成分，而在形式上則沒有任何不同的標誌。例如同是「動詞＋ 動詞」的詞類序列，可以表示多種句法關係，請看：

　　（18）a. 打算回家        ［述賓關係］
　　b. 唱歌跳舞        ［聯合關係］
　　c. 研究結束        ［主謂關係］
　　d. 挖掘出來        ［述補關係］
　　e. 訪問回來        ［連動關係］
　　f. 養殖研究        ［「定－中」關係］[v]
　　g.（他）諷刺說     ［「狀－中」關係］

　　稍有語法知識的人一般都能把它們區別開來，可是計算機則區別不了，你要計算機把它們區別開來，一定得把現代漢語「動詞 ＋動詞」在什麼條件下形成什麼樣的結構關係的種種規則充分而準確地輸入計算機。說老實話，我們能把它們區分開來，憑的不是嚴密的規則，而是綜合了總體語義理解、自己的經驗和部分句法規則。下面再舉一個實際的例子：

　　（19）他被交通警叫去罰了一百塊錢。

　　（20）他被交通警叫去寫了一個檢查。

　　這兩句話，詞類序列相同，都是「NP1＋被＋NP2＋VP1＋VP2」。對人來說（不管是對漢族人，還是對外國學生），都不難區分，即使有人一下子看不清 楚，我們也很容易說明白它們之間的區別：例（19）介詞結構「被交通警」一直管到底，不只管VP1「叫去」，還管著VP2「罰了一百塊錢」（「被交通警叫 去」，「被交通警罰了一百塊錢」）；而例（20）介詞結構「被交通警」只管到VP1「叫去」（「被交通警叫去」），而VP2「寫了一個檢查」就不受那介詞 結構管轄了（「※被交通警寫了一個檢查」）。可是機器分辨不清楚，即使作了上面的說明，也還是分不清楚。機器所要求的是，把「介詞結構＋VP1＋VP2」 這一詞類序列在什麼情況下介詞結構只管到VP1，在什麼情況下那介詞結構可以一直管到VP2的規則，準確而又充分地輸入到計算機裡去。這樣，機器才能識別 這類詞類序列。（參看詹衛東（1997））

　　二是句法歧義格式的區分問題。所謂句法歧義格式是指不僅詞類序列相同而且具體的詞語也相同的歧義句法格式。這種句法歧義，八十年代語法學界已經討論得很多，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三種情況：[vi]

　　1. 由於層次構造不同而造成的句法歧義格式。例如：

　　（21）不  適當地管教孩子，對孩子成長不利。    ［強調要加強對孩子的管教］

　　（22）不適當地  管教孩子，對孩子成長不利。    ［強調對孩子管教要適當］

　　來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35e3000100d98v.html) - 陸儉明 郭銳： 漢語語法研究所面臨的挑戰_對外漢語教師之家_新浪博客

　　（23）對  領導的  批評意見，應該認真考慮。

　　（24）對  領導  的  批評意見，應該認真考慮。

　　2. 由於語法結構關係不同而造成的句法歧義格式。例如：

　　（25）錢匯去了。（＝錢匯走了）
　　（動補）
　　（26）錢匯去了。（＝錢去匯了）
　　（連動）
　　（27）姐姐買的｜麵包。（可以用來回答「姐姐買的是什麼？」）
　　（主謂關係）
　　（28）姐姐買的｜麵包。（可以用來回答「吃誰買的麵包？」）
　　（修飾關係）

　　3. 由於語義結構關係不同而造成的句法歧義格式。例如
　　（29）雞不吃了。［類似「我不吃了」，「雞」是動作者（施事）］
　　（30）雞不吃了。［類似「肉不吃了」，「雞」是受動者（受事）］
　　（31）山上架著炮。［＝「炮架在山上」，句子表示存在，表靜態；「山上」指明「炮」
　　存在的處所，類似「牆上掛著畫」］
　　（32）山上架著炮。［＝「山上正在架炮」，句子表示活動，表動態；「山上」指明

　　架炮這一活動的場所，類似「教室裡上著課」］

　　上述三種句法歧義格式，現在有一定漢語語法知識的人都可以運用一定方法把它們所表示的歧義加以分化，可是計算機還不能加以分化。要計算機對這些句法歧義格式加以分化，首先需要人把分化這些句法歧義格式的種種規則充分而又準確地輸入計算機。

　　三是詞語串的切分問題，包括一般所說的短語邊界問題。所謂詞語串是指詞和詞連在一起所形成的詞語序列。由於句法構造有層次性，所以連在一起的詞語序列不一定就組成一個合法的句法結構。請看實例：
　　（33）「爸爸到底去不去呀？」「爸爸去。」
　　（34）小王的爸爸去上海了。

　　「爸爸去」這個「名詞＋動詞」的詞語串，在例（33）答話裡是一個合法的句法結構，可是在例（34）裡就不是一個合法的句法結構。我們人很容易區辨，可是 計算機區辨不了。你要計算機區辨，那就得把「名詞＋動詞」這樣的詞語串在句中什麼情況下是一個合法的句法結構，在什麼情況下不是一個合法的句法結構的規則 充分而又準確地輸入到計算機裡去。（參看馬真、陸儉明（1996））

　　四是句中代詞的理解（照應）問題。主要是第三人稱代詞「他」和反身代詞「自己」的理解（照應）問題。句中的「他」跟哪個名詞照應，「自己」回指哪個名詞， 近十多年來，國內外討論得很多，也總結歸納出了一些照應、回指的規則。但遠不能滿足中文信息處理的需求。請看下面三個實例：

　　（35）王春貴剛進家門，就接到李春林打來的電話，他說有要事商量。
　　（36）王春貴剛進家門，就接到李春林打來的電話，他想一定有要緊的事。
　　（37）王春貴剛進家門，就接到李春林打來的電話，他今天剛出院，很想與老朋友敘談敘談，兩人就在電話裡聊上了，足足聊了半個小時。

　　例（35）裡的「他」與「王春貴」照應；例（36）裡的「他」與「李春林」照應；例（37）裡的「他」則既可以跟「王春貴」照應，也可以跟「李春林」照 應。對人來說，這三個句子裡的「他」所稱代的對象，一般都能分別作出正確的理解；但計算機做不到。要讓計算機分別正確理解這三個例句裡「他」的稱代對象， 就得把「他」的照應規則準確而又充分地輸入計算機。

　　在中文信息處理中所碰到的語法問題當然不止這四方面。中文信息處理對漢語語法研究的種種要求，無疑是對漢語語法研究的一個極大的挑戰。計算語言學專家俞士 汶先生（1997）指出，「句法分析在漢語信息處理系統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計算機處理需要的漢語語法研究以及句法分析算法研究，在目前來說，應該 是漢語信息處理研究的一個重點」。顯然，來自中文信息處理的挑戰必將大大推進現代漢語語法研究。

　　1.3 對現代漢語語法研究成果來說，對外漢語教學和中文信息處理可以說是一面鏡子，一塊試金石。我們研究得到的種種語法規則，拿到對外漢語教學中，拿到中文信息 處理中一用，立刻就可以看出，哪些行，哪些還不行，或者說還不太行，還需進一步修正、補充。事實證明，這種語言應用對現代漢語語法研究是挑戰，同時也起著 極大的推動和促進作用。

　　二、來自理論方面的挑戰

　　2.0 從理論方面說，挑戰也來自兩方面：一是迫切需要對種種語法規現象作出理論上的解釋；二是資訊時代的到來，迫切要求我們從認知的角度來探索人類的語言機制。

　　2.1 我們知道，從1998年《馬氏文通》誕生到四十年代，漢語語法研究基本上是在傳統語法學的間架裡進行的。五十年代美國描寫語言學的理論與方法逐漸影響漢語 語法研究，可以這樣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現代漢語語法研究基本上或者說主要是對漢語語法現象、語法規則的描寫說明。喬姆斯基（N. Chomsky）所開創的語言研究基本上是解釋性的，八十年代後期陳平先生（1987）的《描寫與解釋》一文發表後，對現代漢語語法現象、語法規則的解釋 開始引起漢語語法學界的普遍關注，陸續發表了一些這一方面的論著。對語法現象、語法規則的描寫，旨在說明「是什麼」，對語法現象、語法規則的解釋，旨在說 明「為什麼」。有人稱旨在說明「是什麼」的語法研究為「描寫性研究」，稱旨在說明「為什麼」的語法研究為「解釋性研究」。（參看邵敬敏（1989））對語 法現象、語法規則的「描寫性研究」和對語法現象、語法規則的「解釋性研究」，這二者事實上是密不可分的。我們同意楊成凱先生（1996）的看法：「描寫」 與「解釋」是個層次問題，它們二者「相輔相成，各有所宜，也各有所用」。不過，我們也不能不承認，從對語法現象、語法規則的「描寫性研究」到對語法現象、 語法規則的「解釋性研究」，應該說是語言研究的一大進步。從語法研究的根本目的來說，我們有理由要求我們的語法研究應儘可能做到：（a）觀察的充分、合理 性（observational adequacy）,（b）描寫的充分、合理性（descriptive adequacy）,（c）解釋的充分、合理性（explanatory adequacy）。語法現象、語法規則的「解釋性研究」將會從整體上促進現代漢語語法研究，因為不僅一個合理的解釋本身需要經過深入研究後才能得到的， 而且解釋需以充分、合理的觀察和充分、合理的描寫為基礎，所以對語法現象和語法規則的觀察、描寫會面臨著來自對語法規則解釋這一方面的挑戰。試以「把」字 句為例說明這一點。「把」字句可能是漢語中人們對它研究得最多的一種句式。據有人統計，近50年來，國內外有關「把」字句的論著（包括未發表的學位論文在 內）不下500項，八十年代以來國內外有關「把」字句的研究也有300項左右。（參看鄭定歐（1998））除了不斷加強對「把」字句的觀察、描寫外，也力 圖對為什麼會構成「把」字句、為什麼要使用「把」字句等作出解釋――有的（Sun , Chao-fen（孫朝奮）（1995））從探源的角度進行解釋，有的（瀋陽（1997））則從形式和語義兩方面進行解釋，也有的（金立鑫（1997）） 從句法、語義、語境以及個人因素等多方面進行綜合解釋。這些解釋有助於人們對漢語「把」字句的認識，但並不能說已找到了圓滿的答案。「把」字句式，是不是 漢語所特有的，語法學界有不同看法，這我們暫且不論。（參看鄭定歐（1998））如果漢族人在語文表達中用不好「把」字句，外國人學漢語把握不好「把」字 句，中文信息處理中解決不好「把」字句的句處理問題，那麼不管是人際交際還是人機交際都將受到嚴重妨害。而要使漢族人用好「把」字句，使外國人掌握好「把 」字句，使中文信息處理中處理好「把」字句，就有賴於我們從句法、語義、語用等多方面對「把」字句作進一步的合理觀察，合理描寫，合理解釋，搞清楚（1） 什麼情況下必須用「把」字句，條件是什麼；（2）什麼情況下決不能用「把」字句，原因是什麼；（3）什麼情況下可用可不用「把」字句；（4）在可用可不用 「把」字句的情況下，用與不用在意義表達上有什麼差異；（5）「把」字句到底跟哪些句式關係最密切。再如，喬姆斯基在擴展的標準理論 （1972－1978）裡提出了「移位－WH」（Move-WH）轉換規則，在後來的支配和約束理論（G B Theory ）裡進一步完善為「移位－α」（Move-α）轉換規則，從而較好地解釋了為什麼同一個D－結構（Deep structure）會形成不同的S－結構（Surface structure）。-α是代表某個範疇，「移位－α」就語法說主要是指謂詞V的某個論元（argument）NP的移位。漢語裡存在著大量的名詞移位 的現象，要用喬姆斯基的「移位－α」（Move-α）轉換規則來解釋漢語裡的名詞移位現象，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對漢語裡的種種名詞移位現象進行充分的考察、 合理的描寫，而這無疑會推動漢語移位現象的深入研究。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漢語裡不僅存在著整體名詞性成分移位現象，還存在著名詞短語部分成分移位現象， 例如：「他剝去了橘子皮ù他把橘子剝去了皮」。（參看瀋陽（1996，1997））這對喬姆斯基的「移位－α」（Move-α）轉換規則無疑會起到進一步 補充、完善的作用。再如，近十年來大家對同類詞連用的規則、某些句法成分排序的規則比較關注，發表了一些很好的研究成果，[vii] 但大多還只是描寫。如果我們能對那種種排序規則作出較為合理的解釋，必將有助於人們對種種排序規則的理解，而且還可能進一步挖掘和發現有價值的排序現象。

　　2.2 最早開展對漢語句子的認知研究是心理學界，而不是語言學界。國際認知心理學界對於句子的理解問題，從六七十年代開始就注意研究了。研究者普遍承認，對句子 的理解是一個多層面的複雜運作過程。但是，大家對於人在加工或理解句子中句法分析和語義分析的作用和關係，一直存在著不同的看法。據江新先生 （1996，1997）介紹，在國際認知心理學界存在著以下兩種對立的理論觀點：一種稱為「模塊化（modularity）理論」，一種稱為「競爭模式 （competition model）理論」。前者認為，某個句子的加工或理解，句法分析是一個獨立於而且先於語義等其他過程的自主過程，句法加工構成一個模塊，這個模塊只受結構 信息（句法信息）的影響，而不受非句法信息的影響，語義或語用信息只對句子的最終解釋產生影響。因此「模塊化理論」也稱「句法自主理論」。而後者認為，各 個層面的加工過程是相互作用的，句子的理解是多種加工線索（句法線索、語義線索、形態線索、語境線索等）進行互相競爭和聚合的過程，在句子加工或理解過程 中，各種線索在不同點隨時出現相互競爭和聚合，句子的最終解釋，取決於這些線索的相對強度，當這些線索最後聚合，便完成句子的加工或理解。顯然，競爭模式 是一個交互作用模型。

　　中國心理學界繆小春先生等從八十年代初就以漢語為實例開始對句子理解中的句法策略和語義策略進行研究。他們採用的都是對成年人（包括失語症者）進行測試的 辦法。其結果，有的測試支持模塊化理論，有的測試支持競爭模式理論。所以，漢人理解漢語句子時，究竟什麼線索最重要，句法分析是否獨立於其他線索，句法信 息、語義信息、語用信息等如何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中國心理學界並未取得一致的意見。（分別參看繆小春（1982），繆小春、陳國鵬、應厚昌 （1984），彭聃齡、劉松林（1993），陳烜之、熊蔚華（1995），江新（1996））

　　語言學界開始注意對漢語語法的認知研究，那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事。最早進行這方面成功嘗試的是美籍華人學者戴浩一（Tai，James H.Y.）先生（1985）。進入九十年代以後，進行這方面研究的人越來越多。中國學者如廖秋忠、沈家煊、張敏、袁毓林、石毓智、張誼生、劉寧生、張伯 江、方梅等；美籍華人學者除戴浩一外，還有謝信一；日本學者如中川正之、古川裕等。漢語語法的認知研究，其目的是試圖從人的認知角度對種種語法現象作出合 理的解釋，而且要求自己所作的解釋在語法形式上能找到系統的而不是孤立的證據。從事認知語法研究的學者們，已從「臨摹性（iconicity）」、「典型 範疇（prototypical  category）」、「常規關係（stereotypical  relations）」、「標記形象（marked  image）」、「鏡像（imagery）」、「隱喻（metaphor）」、「顯眼規則（salient rule）」等不同角度，對諸如漢語裡詞語的排列次序、詞的重疊、詞類的本質特點、肯定與否定既對稱又不對稱的特點、名詞為什麼也有配價問題、偏正結構裡 「的」的用與不用、名詞前修飾語的次序，以及漢語裡的存現賓語和雙賓語為什麼都需帶數量詞等等現象與問題，作了雖是初步的，但很能給人以啟發的解釋。

　　認知語法學的作用當然主要在解釋，但也不限於解釋，它也能挖掘出一些用以往的研究理論和方法所不易發現的語法現象。譬如說，「我兒子」和「我的兒子」這兩 種說法都成立，但是，「這是我兒子」，通常不會說成「這是我的兒子」（只有在強調或對比的情況下才會說「這是我的兒子」）；而「我的兒子'都來了」（自然 重音在「都」上。假如說話人有好幾個兒子的話），則不會說成「我兒子'都來了」。即：

　　（1）這是我兒子。～ ？這是我的兒子。

　　（2）我的兒子都來了。～ ？我兒子都來了。

　　再譬如：

　　（3）我女朋友在建設銀行工作。～ ？我的女朋友在建設銀行工作。

　　（4）我的女朋友不一定要長得很漂亮。～ ※我女朋友不一定要長得很漂亮。

　　這些現象正是張敏（1998）從認知的角度解釋偏正結構中「的」的隱現問題時才挖掘出來的。毋庸置疑，認知語法學的興起為漢語解釋性語法研究開闢了一條新路子，同時也將有助於漢語描寫性語法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三、應有的研究策略

　　3.0 漢語語法研究面臨著挑戰，這對漢語語法學者來說是可喜的事情。不過在高興之餘，應該冷靜地思考一下：面對挑戰應採取怎樣的研究策略？下面說說我們的看法。

　　3.1 策略之一：對語言事實的挖掘和描寫仍要放在語法研究的首要位置

　　我們認為，面對挑戰，仍然要把對漢語語法事實的挖掘與描寫放在首要的位置上。上面我們曾說到，「從對語法現象、語法規則的描寫性研究到對語法現象、語法規 則的解釋性研究，應該說是語言研究的一大進步」。對語言的解釋是需要的，也是重要的，但是語言研究的基礎還是對語言的描寫；對語言的解釋必須建築在對語言 描寫的基礎上。對別的語言的研究我們不敢妄加評論，但就漢語來說，我們敢肯定，對漢語語法事實的挖掘與描寫還非常不充分。這從前面所談的對外漢語教學和中 文信息處理的需要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點。大家一直說，「了」、「著」、「的」是對外漢語教學中的大難點，但時至今日我們還是沒有把它們的用法說清楚， 原因就在於沒有人真正全面、充分地去進行觀察、描寫。拿「了」來說，很有必要圍繞著下面一些問題進行充分的觀察、詳盡的描寫：什麼時候一定要用「了」？什 麼時候一定不能用「了」？什麼時候可用可不用「了」？在可用可不用「了」的情況下，用不用「了」在意思表達上有什麼區別？「著」、「的」等也是如此。如果 能把漢語裡的「了」、「著」、「的」描寫清楚了，這應該說是對漢語研究和漢語教學的一大貢獻，而且在理論上也將會有意義。在這裡我們想附帶指出，這種描寫 性研究由站在對外漢語教學第一線的老師來擔當是最好不過的，因為他們最清楚學生在學習「了」、「著」、「的」上的難點，最熟悉學生在學習運用「了」、「著 」、「的」上所出現的毛病，最了解學生在學習、運用「了」、「著」、「的」上所提出的種種問題。其它語法問題也是如此。譬如大家都說漢語動詞與賓語之間的 語義聯繫是多種多樣的，因此無論是在對外漢語教學中和中文信息處理中，述賓詞組也是一個難點。但是至今還未對漢語的述賓詞組進行分門別類的充分描寫。譬如 說許多語法書上都提到工具賓語，那麼是否凡有可能憑藉工具進行活動的動詞都能帶工具賓語？到底哪些動詞能帶工具賓語？能帶工具賓語的動詞是否無限制地帶工 具賓語？如果有限制，那麼要受到哪些方面的限制？具體是些什麼限制？事實告訴我們，外國或外族學生在學習漢語過程中所出現的語法方面的病句和他們在學習過 程中所提出的語法方面的各種問題，以及中文信息處理中所出現的「怪句」，都將為語法研究者提供大量的有意義的研究課題。問題在於我們是不是作一個有心人。 再譬如說，在漢語裡，彼此可以構成主謂關係的一個名詞性詞語和一個動詞之間，可以插入一個「的」轉化為偏正詞組。例如：

　　（1）春天到來了 → 春天的到來

　　春天到來了，給大地帶來了生氣。

　　春天的到來，給大地帶來了生氣。

　　（2）她笑 → 她的笑

　　她笑了，笑得那樣的甜，讓人難以忘懷。
　　↓
　　她的笑，那樣的甜，讓人難以忘懷。

　　（3）《漢語方言地圖集》出版了 → 《漢語方言地圖集》的出版

　　《漢語方言地圖集》出版了，這是中國語言學界的一件大事。
　　↓
　　《漢語方言地圖集》的出版，是中國語言學界的一件大事。

　　這個現象很早就有人注意到了。不過大家關心的主要是偏正詞組裡作中心語的「到來」、「笑」、「出版」轉成名詞了，還是依然是動詞。（參看陳慶漢 （1991））而有一點更應該引起我們注意：從語義關係上看，名詞性詞語跟後面的動詞之間，既可以是施動者和動作的關係，如「春天的到來」、「她的笑」； 也可以是受動者和動作的關係，如「《漢語方言地圖集》的出版」。我們看到，有的動詞的施動者和受動者都能出現在動詞前與動詞構成偏正關係，例如：

　　· 我們的研究遇到了一些困難。

　　（4）我們研究漢語語法遇到了一些困難。

　　· 漢語語法的研究遇到了一些困難。

　　有的動詞則施動者可以出現在動詞前與動詞構成偏正關係，受動者卻不能出現在動詞前與動詞構成偏正關係。例如：

　　·老師的批評完全是為你好。

　　（5）老師批評你的缺點完全是為你好。

　　·※你的缺點的批評完全是為你好。

　　（得說成「對你缺點的批評完全是為你好」）

　　有的動詞則正相反，受動者可以出現在動詞前與動詞構成偏正關係，施動者卻不能出現在動詞前與動詞構成偏正關係。例如：

　　（6）我們成立中國語學會將大大推動中國語的研究和教學。

　　à※我們的成立將大大推動中國語的研究和教學。

　　à中國語學會的成立將大大推動中國語的研究和教學。

　　到底在什麼情況下，動詞的施動者和受動者都能出現在動詞前與動詞構成偏正關係；在什麼情況下，只有動詞的施動者可以而動詞的受動者不能出現在動詞前與動詞 構成偏正關係；在什麼情況下，只有動詞的受動者可以而動詞的施動者不能出現在動詞前與動詞構成偏正關係？其中有什麼規律？這就很值得研究。解決好這個問 題，既有實用價值，也有理論意義。（參看詹衛東（1998a，1998b））

　　總之，我們認為對漢語語法事實的挖掘與描寫，對語法規律的探索仍然是今後漢語語法研究第一位的任務，在這方面還需加強研究的力度。我們可以這樣說，由於語 言是不斷發展變化的，所以對語言事實的挖掘與描寫始終是語言研究中永恆的研究課題。《國外語言學》雜誌1997年第3期報導了一個消息，說美國《語 言》（Language）雜誌1996年第3期發表了編輯部一篇徵稿短文，徵求「語言描寫報告」。徵稿短文裡有一段話有必要轉引在這裡：        

　　對語言與語言用法進行描寫，是描寫語言學的一項中心任務。關於人類語言能力、交際信息能力、語言歷史的更高層次的概括，無不依賴於語言描寫。對於理論研究來說，語言描寫報告也起過重要的作用。Gumperz & Wilson (1971) 對印度 Kupwar村語言併合現象的描寫與研究，導致人們對語言借用和譜系關係互不相干的觀點作重新思考。Derbyshire (1977) 對句子以賓語起頭的一種語言的描寫，導致類型學對明顯的普遍現象的解釋可能要改寫。Hale (1973) 對澳大利亞一種語言的語音典型形式所作的報導，使人們對音韻學中可學性問題重新思考。Stewart (1983) 關於非洲諸語言元音和諧系統的研究，迫使人們重新思考用以說明元音和諧現象的一些特徵。總之，語言描寫報告可對現行理論研究有所貢獻。

　　這說明語言描寫的重要性，同時也說明美國語言學界重新開始重視語言的描寫。

　　3.2 策略之二：要加強理論上的思考，要有創新思維

　　自七十年代末以來，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的發展是最快的。研究的面寬了，研究的視野大大開闊了，研究的方法多樣化了，研究的手段也越來越先進了。應該說，近二 十年來漢語法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要在現有的基礎上大大跨進一步，我們認為迫切需要的是要加強理論上的思考，要有創新思維，要鼓勵提出新的思路， 新的觀念，新的理論，新的方法。我們同意邢福義先生1997年1月在華中師範大學舉行的一次座談會上所發表的意見，他說：「中國語言學的發展已經到了需要 更多地進行理論思考的階段。」（引自於根元（1998））確實應該如此。我們需要從宏觀上考慮考慮，我們研究漢語語法的理論依據、指導思想怎麼樣；我們的 研究路子對不對，好不好；所運用的分析方法行不行，夠不夠。中國的學術傳統是重事實，強調爬梳。這無疑是一種求實的好學風。但是我們也應從中看到我們在治 學上不足的一面，那就是羅列了事實要說明什麼問題，有時自己也不清楚；怎樣從自己所掌握的事實中提煉出理論觀點，一般人很少去考慮。在這一點上，我們有必 要向西方學習。西方學者有西方學者治學上的弱點，但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那就是他們比較注重針對問題作研究，比較善於從事實（哪怕是有限的事實）中提煉出 觀點和理論，而這正是中國學者所欠缺的，正是中國學者所要學習的。

　　我們高興地看到，八十年代以後，特別是進入九十年代以來在這方面出現了可喜的現象。就拿漢語語法研究以什麼為「本位」來說，八十年代朱德熙先生 （1982，1984，1985）明確提出「詞組本位」的理論觀點；而1991年徐通鏘先生（1991）提出「字本位」的理論觀點，認為以「字」為基礎建 立漢語研究的理論和方法是擺脫「印歐語的眼光」的束縛的途徑； 1995年邢福義先生（1995）提出「小句中樞」的理論觀點，認為小句在各類各級語法實體所構成的語法系統中居於中樞地位，它所具備的語法因素最為齊 全，所以小句所反映的語法規律實際上就是漢語語法的基本規律；也有學者，如黃昌寧（1994）重新提倡「句本位理論」，並說這是根據多年來對國內外語言學 理論的學習心得並結合漢語句法－語義分析系統的實踐經驗所得出的；今年第3期《中國語文》上馬慶株先生（1998）又提出了「複本位」的觀點，否定或以詞 為本位、或以句為本位、或以詞組為本位的所謂「單本位」語法觀，認為確立「複本位」的觀點會使我們的語法體系更加簡化。對於這種種不同的語法觀，在漢語語 法學界肯定會各有各的看法；這種種語法觀孰優孰劣，大家可以各抒己見，慢慢加以評說、爭論。但有一點應該肯定的，這種種語法觀的提出應該說標誌著漢語語法 學界確實已開始進入理論思考的階段，而且將給人以極大的啟迪。這裡我們不想也不可能立即對這種種理論觀點提出我們的看法，這裡我們只想就新思路、新理論、 新學說、新方法的提出說幾點意見，與各位交流：

　　1. 當提出一種新思路、新理論、新學說、新方法時，一定要對自己所使用的新的概念、新的名詞術語加以明確的定義。這是科學本身所要求的。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 就會影響自己的
　　理論觀點的明確性，就會影響人們對自己的思路、理論、學說、方法的理解。舉例來說，徐通鏘先生的「字」本位理論應該說是一種跟以往的語法理 論完全不同的語法理論。徐通鏘先生為闡述他的理論觀點，從1991年起先後發表了多篇論文，還出版了一部專著《語言論》。徐先生在他的論著中一再強調字是 「漢語句法的基本結構單位」（11頁 [viii]），「 漢語的結構以字為本位，應該以字為基礎進行句法結構的研究」（13頁）。這是徐先生「字」本位的核心觀點。這裡我們不準備對「字」本位理論本身進行評論， 但有一點不能不指出來，那就是「字」在漢語中有種種含義，用徐先生自己的話來說，「『字』的含義廣泛」（徐通鏘（1994））。字「可以用來指文字」，即 「書寫形體」（11頁）；也可以指「口頭說的單位」（11頁），「指字音，即音節」（12頁）；也可以「指音義結合的語言結構單位，而且有時候可以不限於 一個音節」，如「只有一個字：不服」，「可以用一個字來形容：驚心動魄」等（12頁）。既然如此，如果要把字作為「漢語句法的基本結構單位」，就一定要對 「字」這個概念、這個術語進行嚴格而又明確的定義。可是徐通鏘先生在自己的論著中並沒有這樣做，即徐先生在自己的論著中並未對自己理論中最核心的概念、使 用最頻繁的術語「字」進行十分嚴格而又明確的定義。我們注意到徐先生在自己的論著中對「字」作了種種內涵不盡相同的說明，例如：「字是形、音、義三位一體 的結構單位」（266頁）；「字是漢語結構的樞紐，是語音、語義、詞彙、語法的交匯點」（徐通鏘（1988a））；「『字』是漢語對現實進行編碼的基本單 位」（433頁）；「『字』是漢語結構的樞紐、結構關聯的基點」（433頁）；「字是漢語的基本結構單位，也是最小的結構單位」（434頁）；「我們把字 看成漢語句法的基本結構單位」（11頁）；「我們把『字』定義為：語言中有理據的最小結構單位」（17頁）；等等。但這些說明，其含義並不一致，都沒法使 人了解作為「漢語句法的基本結構單位」的字到底是指什麼；至於徐先生自己給字所下的定義——「語言中有理據的最小結構單位」，也十分讓人難以理解，因為「 有理據」的含義是很不確定的。目前哲學界也好，語言學界也好，對「理據」的理解和看法可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所以對「有理據」的理解可以因人而異。 這樣，人們依據徐先生給出的定義來理解字也會因人而異，莫衷一是。總之，徐通鏘先生關於字的定義「很缺乏操作性」。在徐先生的論著中，不只是「字」，其他 一些重要的概念、術語，諸如「核心字」（365頁）、「字組」（353頁）、「語法型語言」、「語義型語言」（411頁）等，也都沒有進行嚴格而又明確的 定義。而這不能不影響人們對徐先生的「字」本位理論的認識和理解。

　　2. 當提出一種新思路、新理論、新學說、新方法時，一定要考慮自己所要提出的理論觀點方法是否能解決先前的理論觀點方法所不能解決的問題，是否也能解決先前的 理論觀點方法能解決的問題；對漢語語法現象的解釋是否優於以往的語法理論、語法學說。如果你的理論觀點方法做不到這一點，那可能只是變更說法而已，並無實 質性的進展，可能不是前進。我們覺得目前提出新的漢語語法「本位」論的一些學者先生在這一方面似考慮不夠，起碼從他們已發表的論著中看不出這一點。譬如 說，持「字本位」的先生主張漢語不應該以語素、詞、詞組、句子作為語法單位，而應以字、辭、塊、讀、句為語法單位（430頁）。這樣一改，是否就能更有效 地分析、處理漢語語法現象呢？從他們目前的論著中還不能讓人體會到這一點，至少說他們目前並未能給人以心服的論證。再如小句中樞說，從目前已有的論著看， 對漢語語法的研究，無論從形式到意義，還不能讓人看出在哪些問題的研究上、在哪些語法現象的分析上是由於「小句中樞說」理論的確立才有所前進、有所發展 的。

　　3. 提出一種新思路、新理論、新學說、新方法，一定要儘可能做到嚴謹，要有理有據。任何一門學科，在發展進程中人們所以會提出新的思路、新的理論、新的學說、 新的方法，是因為已有的思路、理論、學說、方法有局限性。「字本位」論者也好，「小句中樞說」論者也好，「複本位」 論者也好，他們確實敏銳地發現或看到了已有的「本位」理論所存在的局限和不足，這一點應該肯定。但是我們也不能不指出，他們在批評前人的理論觀點上，在引 用被批評者的觀點、說法上，在對待語言事實上（包括對語言事實的選用和解釋），或在論說自己的理論觀點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嚴謹不夠的弱點。我們並不是 說要求一個新的理論、新的學說一開始就完美無缺，但人們有理由要求它要有嚴謹的學風，特別是「不要讓語言事實遷就自己的理論觀點，而對不利於自己理論觀點 的語言事實視而不見」，因為這也是科學本身所要求的。

　　4. 對所提出的新思路、新理論、新學說、新方法要作實事求是的評論，既不能一棍子打死，也不要急於作過高的評價，因為一種新的語言理論觀點方法提出來之後，需 要有一個對這種理論觀點方法進行深入思考分析的過程、實踐檢驗的過程，需要看它對語言事實的描寫、解釋的廣度和深度如何，看它對語言事實的描寫、解釋是否 優於已有的理論觀點方法。現在，一棍子打死的情況還未見有，我們還未見到這方面的文字；而急於作高度評價的文字已有所見，如「重要突破」，「標誌漢語語法 學開始走向成熟」，「開始了漢語語法研究史的第二次重要轉折」，「帶方向性的理論問題」，等等。（見蕭國政（1995），李宇明（1997），徐通鏘 （1994））我們覺得，這些結論性的評論，不管是別人說的或自己說的，似都為時過早。

　　3.3 策略之三：要擺正漢語特性和語言共性的關係

　　八十年代開始，許多學者重視對漢語語法特點的探討，這是需要的，應該肯定的。但是如果光注意漢語的特點，不考慮語言的共性，也不利於對漢語的深入研究，更 不利於使漢語研究對現有的普通語言學理論作出反饋。早在十年前，陳平先生在第二屆《國外語言學》編輯工作研討會上，就提醒大家：僅就漢語立論，永遠不要指 望會發現漢語的特點。要想真正發現漢語與其他語言的相異之處，只有從語言類型學的角度進行研究。因此，不能輕易斷言這是漢語的特點，那是漢語的特點。更切 合當前實際的提法是，我們在漢語語法研究中尋找漢語的事實，而漢語的事實則包括漢語的特點和漢語跟其他語言的共同點。我們的主要目的是使漢語研究的成果對 現有的語言理論作出反饋。除了「為我所用」，還要「為人所用」。（參看徐林（1989））這裡我們想強調的是，在現代漢語語法研究中一定要擺正漢語特性和 語言共性的關係，決不要片面強調漢語的特性。簡單地搬用西方普通語言學理論來處理漢語，這當然是不可取的；片面地強調漢語的特性，這也是不可取的。因為上 述兩種傾向，正如王洪君（1994）所指出的，「在某種意義上看有通病，就是其立足點事實上都只限於如何處理漢語，而不把處理人類語言的共性當作自己的任 務」。她在文章中以事實說明，我們所說的一些所謂漢語的特點（如所謂「一音節一義」的特點）在更高層次上看實際是屬於語言的共性。她還以東西方語言學發展 歷史的事實說明：「放棄對語言共性的探索，不僅使中國語言學逐漸落後於西方語言學，差距越拉越大，而且也很難真正搞清漢語的特點。」前兩年我們還曾聽到所 謂「建立有中國特色的語言學」、「建立有中國特色的語法學」等說法。我們認為，在科學領域內，至少在語言學領域內提什麼「有中國特色的××學」並不有利於 漢語研究的深入發展。語言學同其他科學一樣，並無國界。我們非常同意徐烈炯先生（1998a）的意見：「語言學就是語言學。如果還要提倡『有中國特色的語 言學』，在21世紀就會落後於別人。」

　　這裡我們要附帶指出，我們的語法研究成果要注意與世界語言學的接軌。首先在名詞術語的運用上要注意與世界語言學的接軌。徐烈炯先生（1998b）在這次 |98現代漢語語法學國際學術會議的大會專題報告中提出這樣的看法：「除非必要，不宜建立更多的框架，不宜提出更多的概念，不宜採用更多的術語。反之，應 當努力去了解其他框架中已經有哪些術語可以用來表示我們要表達的概念。」這不是說不能提出新的概念，不能創立新的名詞術語。我們知道，在任何科學研究中， 概念很重要。離開概念就沒有科學。沒有「音位」這樣的概念，我們對語音就看不到那麼深；沒有「層次」、「非線性結構」這樣一些概念，我們對語言的內部構造 就不可能認識得那麼透。如果新的名詞術語的創立是為了表示語法研究中必須建立的新概念，或為了更準確地表示語法研究中已建立的概念，那是完全必要的。其次 在論著的學術規範上也要注意與世界語言學的接軌，如引用別人的觀點要註明，文章末尾要列出參考文獻，行文格式上儘量符合國際慣例，等等。

　　3.4 策略之四：要更新知識

　　馬建忠以來的漢語語法研究成果表明，中國語言研究，包括漢語語法研究在內，必須走現代化、科學化的道路。而研究水平的提高取決於研究者的素質，其中重要的是要有適應研究需要的合理的知識結構。這就要求我們要注意知識的不斷更新。更新知識包含兩個意思：

　　一是要繼續不斷學習、借鑑國外新的語言學理論和方法，本著多元論的原則，從中有選擇地吸取我們所需要的東西，而且可以變通活用。這裡需要說明的是，不要認 為借鑑國外特別是西方語言學理論來研究漢語就是「受印歐語眼光的束縛」。「印歐語的眼光」這一說法是朱德熙先生提出來的，最早見於朱德熙先生（1984） 在為自己的《語法答問》日譯本所寫的序。朱先生使用「印歐語的眼光」這一說法來批評過去某些漢語語法論著中的某些說法，我們覺得其含義是相當明確的，態度 是非常謙虛的。而現在有一些人大談「擺脫印歐語眼光的束縛」，將以往的漢語語法研究成果一概斥之為「受印歐語眼光束縛」的產物。在我們看來，他們所說的「 印歐語眼光」在含義上跟朱德熙先生所說的並不相同，而他們的態度更與朱先生相去甚遠。現在不妨將朱先生使用「印歐語的眼光」的原文照錄於下，以讓沒有看過 朱先生《語法答問》的讀者了解：

　　在中國傳統的語言學領域裡，音韻學、文字學、訓詁學都有輝煌的成就，只有語法學是十九世紀紀末從西方傳入的。所以漢語語法研究從一開始就受到印歐語語法的 深刻影響。早期的漢語語法著作大都是模仿印歐語語法的。一直到本世紀四十年代，才有一些語言學者企圖擺脫印歐語的束縛，探索漢語自身的語法規律。儘管他們 做了不少有價值的工作，仍然難以消除長期以來印歐語語法觀念給漢語研究帶來的消極影響。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用印歐語的眼光來看待漢語，把印歐語所有而為漢 語所無的東西強加給漢語。只要回顧一下五十年代以來中國語言學界關於詞類問題、主賓語問題以及語法分析方法問題的討論，就會發現這種影響有多麼深廣。…… 在我看來，這些爭論裡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於受了印歐語傳統語法觀念的影響以致看不清漢語語法的本來面目引起的。要是我們能擺脫印歐語的幹擾，用樸素的眼光看 漢語，有許多爭論本來是不會發生的。

　　中國有一句成語叫「先入為主」，意思是說舊有的觀念的力量是很大的。我們現在在這裡批評些傳統觀念，很可能我們自己也正在不知不覺之中受這些傳統觀念的擺布。這當然只能等將來由別人來糾正了，正所謂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在這裡我們不能不再一次提醒人們，研究漢語不能只站在漢語看漢語，而需要從處理語言共性的高度來審視語言理論和語言事實。

　　二是不能只滿足於知道主謂賓定狀補、名動形副介連和中心詞分析法層次分析法，也不能只滿足於已有的一點語法知識。要知道，如果只滿足於用一種理論、一種方 法來處理、研究現代漢語語法，必定會有很大的局限性，因而不可能使現代漢語語法研究不斷深入，不斷發展。所以，除了要不斷從多方面學習、了解、掌握有關語 法方面的各種最新研究成果（包括理論、觀點、方法、思路）外，還一定要學習、了解跟語法學相關的語義學、語音學（包括現代音系學）、語用學等等知識，還需 學習一些現代科技知識，諸如計算機科學、心理學、認知科學、數學中的函數、數理邏輯、資訊理論、統計學、概率論以及生物學、化學、物理學等。這樣才能使自己 的研究工作適應新世紀的要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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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載《世界漢語教學與研究》1998年第四期
　　轉自北大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
　　http://icl.pku.edu.cn/icl_tr/collected_papers/chinese/collection-4/02yufa.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