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宗陶
我希望有一天，父母跟子女的關係就是：我做一個方案(不一定是人的形象)，然後通過基因工程做出來，下一代跟我的關係就是「你是我的方案」。
李山和張洹，兩個旅美當代藝術家(上海、紐約兩頭跑)許多年前在飛機上相遇，聊起生物學，甚歡，從此交好。
有一天，作為行為藝術家的張洹對醉心於生物藝術的李山講起第一次看到他那些照片作品時的激動：「看青蛙的時候，哦操太漂亮了，灰灰的底子，兩個眼睛特別奇怪……有點像人的屁眼。」李山道：「啊別瞎說，那是我的嘴。」
李山攝下身體不同部位的皮膚，通過電腦將它們合成在蝴蝶的翅膀、蒼蠅的複眼上，還有魚、青蛙、蜻蜓，等等低等脊椎動物身上，乍見令人眼前一亮——用他喜愛的詞語，即「美妙」。
早年被歸入政治波普的李山，1989年在《中國現代藝術展》上洗腳的李山，都不如眼前談論基因、蛋白質表達、遺傳密碼、生物工程的65歲的李山來得明確。這天，他身上覆蓋兩種顏色：灰與大紅。他對色彩不凡的感覺，早在1964年從黑龍江大學退學、轉投上海戲劇學院舞臺美術系不久，就已經表現出來。
擺脫蘇聯那套語彙
記者：當年為什麼退學?
李山：我中學時一直喜歡數學和物理，跟同桌的志向都是考理工科大學，每天晚上拼命做題。那時住校，班主任派我每晚去各寢室點名，第二天一早叫起床。因為這，每天至少比同桌少做兩道題，我就想，這一年得少做多少題啊，就跟老師說，我不想做這工作。班主任的名字我還記得，叫王金葵，給我寫了一條品德評語：「李山不關心集體。」
當時有個生物老師，挺好的大學畢業的，沒幾天被打成右派，發配到很遠的農場去勞改。身邊的人，好端端的一眨眼就成了壞人敵人，這種受刺激的事挺多的。那種意識形態、那種氛圍，讓你內心很恐懼。我就想，畢業恐怕難了，於是休學一年，在家看小說。等到第二年復學，興趣已經轉到歷史方面了。考上黑大沒幾個月，渾身不舒服，就退學轉考上戲了。
王金葵老師到今天也不知道我為什麼休學。他現在住在哈爾濱，我想要是哪天能去看他，一定要講講這故事。
記者：為什麼選了上海?
李山：小時候家裡貼過一張年畫《上海大世界》，馬戲、皮影戲、魔術，太好玩了……所以在哈師大報名，我是直奔上戲的臺子，後來就到了華山路630號。
當時的同學大多受過美術類的專業訓練，但我是一個沒有被規範過的人，還是想用顏色、形象和筆觸表達個人的感受。那是「文革」前一兩年，政治空氣已經很緊張了。記得有一次寫生，我畫落日，其實是根據記憶和感受在創作，作業貼在牆上，同學看了說好，系總支書記看了嚴厲批評了我，說：「怎麼把風景畫畫成這樣!完全是資產階級文藝思想那一套!」我不願意被規範，但為了畢業不得不那樣，一畢業就想著要擺脫蘇聯那套語彙。
記者：那時候上海有一批美術青年，陳逸飛、夏葆元、魏景山、陳丹青，你跟他們有來往嗎?
李山：我68年留校任教，跟陳逸飛他們彼此都認識，有交往，但不近，因為我要走的路跟他們不一樣。當時北京搞「黑畫展」，上海跟進，我的作品也拿去了。陳丹青看了說：「顏色好漂亮，誰畫的?」有些人的作品後來撤掉了，但查辦的人說，「李山的不能撤，因為他是老師，會毒害更多的學生。」後來批判完了那些畫都不見了，被人拿家欣賞去了。
這些事件和遭遇，對我們這代人的認識問題和藝術上的表達，是有好處的。
著名的洗腳
記者：整個80年代，從1980年的「星星畫展」，到「85美術新潮」，到「89現代藝術大展」，你都是親歷者。10年下來，你找到自己的語言了嗎?
李山：80年代初其實是現代藝術在「文革」結束、改革開放之前的萌動期。西方現代藝術的各種樣式——政治波普、裝置、行為、潑皮……都在進來。傷痕美術那一支，像四川美院羅中立、何多苓、程叢林他們還在延續，你看今天張曉剛的東西，那張臉(指張作品中男女相近的無辜的瓜子臉)，還是有傷痕的感覺。
86年第一屆凹凸展在上海，丁乙他們在門口包紮(註：當時許多前衛藝術家都愛「包紮」這個動作，藝術家盛奇說：「雖然我們年輕健壯，可覺得遍體鱗傷，我們最想做的就是包紮。」)。88年第二屆，老慄(指慄憲庭)在，還有上海十幾個畫家，吳亮、孫良、張健君、宋海冬……我們在美術館商量。當時商品經濟剛剛開始，我提了個方案，想做一個農貿市場，但把土豆番茄雞蛋搬進美術館賣不太可能。後來孫良提了《最後的晚餐》，本來還有一些設想，但最後出現在桌旁的是10個頭上套著尼龍襪的人，沒有形象。
89年2月就是現代藝術大展了，我不在那兒洗腳麼。
記者：呵，總聽人講起你的洗腳。
李山：準備了腳盆、毛巾、穿的衣服，上面印著裡根的頭像。中央美院壁畫系一個學生給提來一大桶熱水，坐那兒洗了兩個小時。我自己定位它是一個波普+裝置+行為的藝術。後來發生開槍事件，展覽就封掉了，我回上海過春節。直到10月份做《胭脂》系列，我一直在畫室裡反省整個現代藝術的創作過程，譬如我們的語彙、樣式、做法，完全是從西方來的，我們必須找到自己的語言;而批評家也沒有將一些東西說透……這段靜默對許多藝術家都很重要，不然中國現代藝術不會有今天自己的面貌。
吳亮說我是偽科學
記者：1993年威尼斯雙年展上，馬修-巴尼那件《Loughton Candidate》到底是什麼樣子的?為什麼一下子擊中了你?
李山：那是一件半人半獸的作品，臉像浮雕，面具一樣，頭上長角……它跟古埃及的獅身人面像、兩河流域的圖騰完全不一樣!在我看來，這絕對是一種刺激和顛覆的語言。看到，就是啟示。回來我就開始思考與生物有關的東西，畫了一些草圖。如果能有第二次選擇，我選生物學。
記者：所以有很多狂想式的念頭冒出來，譬如把人的23對染色體抽掉3對，換上蜻蜓的3 對，能實現嗎?
李山：理論上都成立，但現在做不到，科學發展還沒到那個水平。
記者：2004年底你想建一個生物實驗室，重新創造物種，實現了嗎?
李山：(搖頭)太難了，做不起來。需要一大筆資金，還要有一批志同道合的科學家。
記者：這些想法的前提是大多數生物的基因有80-90%是相同的，譬如人類和猩猩基因99.9%都一樣，但是最後決定蛋白質表達、決定種群差異的恰恰是那0.1%。
李山：問題就是蛋白質表達的指令是誰下達的呢?
記者：DNA雙鏈裡有遺傳密碼吧，腺嘌呤(A)跟胸腺嘧啶(T)配對，鳥嘌呤(G) 跟胞嘧啶(C)配對 。
李山：那這個配對指令又是誰下達的呢?
記者：分子結構決定的吧。譬如A上有一個COO-，T上有一個H+，就像一對鉤子一樣鉤起來了。
李山：唔，分子結構……吳亮說我是偽科學，說我的意義就在於一知半解。
記者：他也說過，藝術家不一定是對的，但一定是有趣的。你有句話我倒是印象很深：上帝不能與時俱進，它造的物種不行。
李山：從藝術創作角度，人類的語彙——生理樣式、思維樣式都是非常陳舊的。父母生出一個孩子，不是像媽就是像爸，連多利羊也跟它的母體一模一樣，索然無趣。惰性，重複，缺乏革命性。我女兒很像我，可我對這種像不感興趣，希望不像好。我很贊同基因在遺傳時的誤讀，它可能造就新表達、新樣式，也可能失敗，這就是一種代價。我希望有一天，父母跟子女的關係就是：我做一個方案(設計的不一定是人的形象)，然後通過基因工程做出來，下一代跟我的關係就是「你是我的方案」。
記者：聽著有點反人類。
李山：人類總體來說保守而懦弱，接受不了挑戰，因為挑戰意味著更多的代價和犧牲。
記者：你的每張畫都是自己畫的嗎?李山：我畫布上的每個釘子都是自己釘的。那些四五米的大畫，妻子要幫塗層膠我都不讓她做。我要求很嚴格，兩個釘子之間相距太遠太近，不舒服，我是一定要拔下一顆來重釘。今天來之前我畫了一張，看著看著就不舒服了，跟我想要的總是距離那麼遠。
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麼多現實主義的、浪漫主義的東西可選擇，我有能力做，但不想，我一直在做自己想做的。問題是，這些作品能展出嗎?能賣掉嗎?有人欣賞嗎?沒有市場你能堅持嗎?我跟學生說，要耐得住寂寞。他們說，李山老師你還寂寞?我說，我寂寞了2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