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聯中讀的朋友們,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相信大家最近和我一樣都是呆在家裡,通過網際網路關注著正在武漢和全國蔓延的一切。今天我想把武漢疫情的防控作為一個個案,和大家一起來思考全球化時代我們國家治理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我們中間有不少人都經歷過2003年的SARS,但是和十幾年前的這場災難相比,今天的疫情防控面臨著新的形勢和挑戰。我之所以強調全球化時代的國家治理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國家從2003年的一個普通的發展中國家,今天已經變成一個正在迅速崛起的、全球性大國,這種國家發展的地位和全球格局中位置的變化,必然對我們國家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戰。
首先,我們要對當前中國所處的歷史時代進行一個準確的定位。人類歷史的發展是經驗和知識不斷累積不斷提升的一個過程,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發展水平,對國家治理提出的要求也完全不同。傳統的農業社會治理主要依賴於宗教和道德,而現代社會的治理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來了現代科學,產生了我們今天分門別類的專業化知識。而後現代的社會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讓知識不斷的流動、跨界、革命性,從而發展出來信息科學、智能科學等等,這就意味傳統的知識並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動的不斷變化。
這種變化尤其體現在信息的收集、整理、處理、創新,由此產生知識的不斷更新。這一點我們從網際網路的發展到智慧型手機的應用,從大數據到人工智慧的發展,就可以明顯的看出後工業時代的一些特徵。如果從傳統的農業社會、現代的工業社會和後現代的信息化社會,這三種社會形態和歷史發展階段看,
我們的今天中國處在哪一個發展階段上?實際上是三種社會形態並存。我們剛剛擺脫了農業社會進入到工業化的發展階段,但同時一條腿已經邁入到後工業化的信息社會。這三種社會形態並存,主要是由於世界的變化太快了,我們中國的發展速度也非常快。從某種意義上講,是我們國家的治理體制和治理機制、部分官員和精英階層的思想和心態以及普通國民的觀念和素質,距後工業化發展的要求還有差距,這才暴露出我們國家治理面臨的問題。
而這次武漢冠狀病毒在全國大規模的爆發,就集中地說明了這個問題。這次武漢疫情的擴散,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月20日之前,對疫情性質的診斷和決策階段,這個階段主要就是發現問題。在此之後就是防控的實施階段,就是怎麼解決問題。而這次武漢的疫情之所以在全國大規模的傳播,主要原因就在於第一個階段上,對一切的性質、風險的判斷和最後做出決策出現了一個重大的失誤,從而錯失了疫情及早防控最佳的時機。在這個階段上,我們國家治理面臨最大的問題是我們處在一個後工業網際網路信息橫向傳播的社會中,跟我們國家的決策體制和機制依然是工業化時代層層上報的一個縱向集中決策機制。
讓我們回顧一下,從去年12月底,武漢的醫院就已經發現了快速傳播的這種特殊疾病,為了診斷這種疾病的性質邀請了國家疾控中心的專家進入湖北調查,那麼這些專家是如何提意見的?武漢市的衛健委、湖北省的衛健委和國家國務院的衛健委,三級機構是如何溝通的?前方的醫生、各級專家和中央來的,包括院士在內的頂尖專家是如何決策的?他們決策又給國家提出什麼樣的建議?如何上報中央的?
這個過程我們並不清楚,但是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兩點,第一,武漢醫院普通醫生已經意識到這種病毒的可怕傳播,中央派來的專家已經很快在實驗室中分離出這種冠狀病,並開始在國際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一直到1月20日,國家領導人對疫情作出指示之後,同時鐘南山院士接受媒體採訪,才讓整個社會知道了這種病毒傳播的危害性。而這時候距離病毒最初發現已經大半個月過去了。可以說在這大半個月的時間裡,我相信各級政府管理員的公文不斷的往來,對決策進行反覆的開會和商討。但是在從地方到中央,從專家到官員來回公文往來的決策過程中,冠狀病毒每天都在擴散傳播。
尤其這個時間,已經是大學寒假放假的期間,也是春節民工回家的期間,作為九省通衢的武漢,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在流動,而我們緩慢複雜的決策程序,錯失了疫情早期控制的最佳時間,導致冠狀病毒一下子從武漢飛向了全國,陷入到今天的被動局面。在一片問責聲中,這場決策的失誤和責任糾結在哪裡?
這顯然不是網絡媒體能夠說清楚的。但我們能夠看到的一些官員、專家在「報喜不報憂」的決策慣性影響下,放棄了實事求是的基本原則,面對問題,層層欺上瞞下,推卸責任,不做決策,不敢擔當,不負責任。我們都知道,在病毒開始蔓延的關鍵時刻,當一些醫生迫不得已通過網絡公開疫情的時候,武漢政府的第一反應就是以傳播謠言為由傳喚八名醫生。
大家還要注意,就在這一切越來越嚴重的時候,甚至在1月18日,武漢還在舉行有4萬家庭參加的百家宴,甚至在1月20國家領導人作出指示之後,湖北省的各級官員依然沒有採取有效措施。我們大家要注意,就在1月20日到22日,香港著名的病毒專家管軼就在武漢,他對媒體透露出來,最驚訝的就是武漢當地的衛生防疫防衛根本沒有升級,根本沒有拉響警報。
武漢市民還在安心的準備過大年,對疫情完全沒有感知,所以管軼只能選擇「逃離」了武漢。一直到1月22日,中央高層官員飛抵武漢來部署指導工作,23日武漢宣布封城。相比之下,我們看到臨近的河南、四川、以及江蘇、浙江的政府的治理能力,獲得了全國人民的廣泛讚譽。
在1月20日之後,武漢的疫情進入了第二個階段,這個階段面臨的主要問題就是我們如何來應對病毒的擴散。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今天的中國是一個高度參與全球流動性的一個社會,人流、物流、貨幣流、信息流、知識流,一方面帶來了創新,帶來了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繁榮。但另一方面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風險,包括疾病的傳播、金融危機乃至於恐怖襲擊等等,而這些風險通過網際網路的高速流動和傳播,造成了心理的恐慌、信任危機。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今天所處的社會實際上是一個高度的風險社會。然而我們部分官員和部分老百姓的整體心態依然是農業社會的心態,小富即安,缺乏風險意識,缺乏防範意識。儘管我們經歷了非典的經驗教訓,但是從1月20日高層決策之後,武漢應對一切的情況看,足以證明這次仍缺少一套成熟的系統的科學有效的應對預案。
1月20日之後,中央和各地全力支援武漢,專家、醫護人員、資金和物流紛紛湧入到武漢。然而,武漢又出現捐贈物資缺少合理調度的局面,一線的醫護人員連口罩等這樣最基本的防護物資都缺乏。武漢倉促封城,導致城市交通癱瘓,甚至連醫護人員的上下班出行都成了問題。
而這一切背後,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武漢市乃至於湖北省,沒有類似解決問題的預案,或者雖然有但沒有有效執行,仍依賴一線官員的個人調動能力。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無論是武漢市、湖北省、乃至於國家的衛健委,如果早就制定了為防範類似疫情的風險預案並保障能及時、有效執行,那麼不至於陷入到如此的被動中去。對於類似疫情,集中隔離防治無疑是行之有效的最佳手段。從1月23日武漢封城開始,就按照小湯山模式,用10天的時間,以中國建設的速度建起了兩所醫院,可是仍然不能滿足病人的需要。於是我們才會看到,2月3日在軍隊的建議下,又開始建造三所方艙醫院來隔離、治療輕微的病患者。
也就是在2月3號這一天,我的同事北大法學院的兩名教授公開呼籲武漢政府緊急徵用大量的樓堂館所,便於進行個體隔離。這說明,武漢僅僅是簡單地沿用2003年SARS的小湯山模式,而沒有準確測算過可能出現的感染人群的數量。
總而言之,這次武漢疫情暴露出我們國家治理中面臨的兩個根本性的問題。其一,我們已經處在一個後工業的網際網路時代,可是應對突發事件的決策體制和機制,依然是工業化時代的產物,層層集中、層層下達,這是一種垂直的體制,缺乏一種扁平化的快速決策體制。第二,我們已經處在一個後工業時代的風險社會中,可是部分官員和百姓依然是一種「小農社會」的形態,缺乏危機意識和風險意識。
當然,
我們也要意識到中國的發展實在是太快。今天中國的精英階層絕大多數都成長在小農社會的背景之下,他們中的很多人仍然自覺、不自覺地都帶有一種小農的心態。因此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中央從十八大以來,始終將推進國家治理體制和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作為治國理政的一條主線。平心而論,這次武漢疫情防控一開始的決策失誤喪失了早期防控的最佳時機。可是一旦作出了決策,開始行動起來以後,儘管缺乏有效的預案,缺乏工作經驗,缺乏應對的能力,在工作中有各種各樣的不足。但是畢竟我們的體制仍然發揮了巨大的優勢。尤其值得稱讚的是,我們公立醫院一線的醫生和護士,冒著生命的危險,無怨無悔、加班加點,像士兵一樣與病毒在做鬥爭,他們做出了巨大的犧牲,這也意味著我們的醫療改革必須加大對公立醫院的支持,而不能簡單按照市場化的邏輯,將公共衛生事業簡單地分配給民營醫院。
而與此同時,各省、市、縣、鄉、村層層的防控,有效遏制了疫情的擴散。尤其是網際網路、大數據,為我們支持、防控疾病的擴散做出了一個巨大的貢獻。那麼我們比較一下,最近美國僅僅是一個普通的流感,就死亡有上萬人,從中我們也能夠看出兩種不同的治理體制的效能所產生的不同。但是我們也要意識到我們這種治理的方式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一方面,我們的一線醫護人員做出了巨大的犧牲。而更重要的是對全國經濟帶來了一定影響。所以,如果我們能夠從這次災難中吸取教訓,全面提升我們國家的決策和治理水平,尤其是我們意識到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我們中國面臨著巨大的風險社會,無論是疾病的風險還是其他災難的風險,輿論、信任和決策所帶來的風險,乃至於恐怖襲擊的風險,我們都應該有這樣的心理準備,應該做出切實可行的預案。如果我們能夠從這次災難中吸取教訓,那麼對於提升我們國家治理水平會有巨大的幫助。
最後,希望聽眾朋友們能夠做好自我保護,保持良好的心態,享受在家裡難得的清淨。即使在患病,處於隔離中,也希望保持樂觀的心態,希望能夠早日康復。有了網際網路,我們全國人民每天都在一起。我相信武漢乃至全國,很快就會擺脫疫情恢復我們的正常生活。謝謝大家!
來源:法意讀書公眾號
註:發表時有刪節,個別這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