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懷疑自己得了愛滋病

　　

　　十月的一天，阿關專程去了趟北京，在佑安醫院的性病愛滋病門診掛了個專家號。

　　他是一個大四的學生，在山東讀書，目前正在準備考研。

　　問診的專家姓李。他看了看阿關填的基本信息，竟有些慌，「你是從青島來的？」

　　阿關說「是」。他能理解醫生的這種恐懼，畢竟，在他等待被叫號的時候，青島新增病例數據還掛在新浪微博的熱搜榜上。

　　2020 年，幾乎人人都經歷過這種恐懼。新冠疫情爆發初期，鋪天蓋地的新聞和流言使得人心惶惶，每個個體都陷入了對一種傳染疾病的普遍性恐懼中。在恐懼中，任何微不足道的危險因子都被無限放大，而一個從「疫區」來的年輕人，更是會被看做可怕的活體傳染源。

　　「恐懼」這種情緒，阿關很熟悉。在過去的數月中，他每時每刻都被浸泡在巨大的恐懼中，茶飯不思。

　　恐懼的對象很明確——他害怕自己被感染了愛滋病。

　　恐懼的緣由則並不明確——無論如何求證，他的每一張化驗單上都明明白白地寫著「陰性」。

　　阿關是一個典型的「恐艾症」患者，即「愛滋病恐懼症」患者。

　　這是一個龐大且痛苦的群體。虛幻的恐懼意念像真實存在的病毒一樣折磨著他們，令他們惶惶不可終日。

　　萬一我就是那 1% 呢？

　　阿關告訴李醫生，他希望能在佑安醫院做一次 HIV 抗體檢測。

　　大約在三個月多前，他經歷了一次無保護性行為，對方是鄰校學長。這是阿關第一次對同性產生好感。

　　他本科讀的是醫學相關的專業，防範意識相對高一些，便特意從淘寶上買來了 HIV 試紙，在發生關係前，要求學長測一次。學長雖感到突兀，卻還是順了阿關的意，最終的檢測結果也沒什麼問題。

　　

　　圖片來源：站酷海洛

　　但最終，他們也只是發生了一些邊緣性行為。「說得直白一點，只是蹭了蹭，沒進去。」

　　回到學校，不安的感覺再度襲來。他檢索了一些相關研究，發現 HIV 試紙的檢測準確率大約在 97% 到 99% 之間，一下子便慌了神。

　　「萬一我就是那 1% 到 3% 呢？」

　　他給學長發了微信，要求他跟自己去一趟醫院，再做一次檢測。但這一次，學長似乎失去了耐心，罵他是「神經病」。

　　一條又一條的語音消息連番轟炸後，他發現自己被對方刪除了好友。

　　阿關聯想到那些真真假假的社會新聞，譬如「愛滋病感染者為報復社會，隱瞞病情，與多人發生性關係，而後一走了之」，便愈加慌張起來。

　　於是，他立即趕到醫院，掛了性病科，做了抗體檢測。

　　檢測結果依然是陰性，而醫生也認為，阿關的感染風險並不大。但是，為了保證萬無一失，他還是要求醫生給自己開了愛滋病阻斷藥。

　　在此之前，阿關對阻斷藥，也就是常說的「後悔藥」多少有些了解。他知道，在高危暴露後的 72 小時內服用這種藥，可以有效防止病毒擴散；他也知道，這種藥需要連續服用 28 天，停藥後才能再去做檢測。

　　但他想不到的是，服藥的這 28 天竟成了他這輩子最漫長、最煎熬的 28 天。他什麼都做不了，只能幹等，仿佛懸在虛空中。他無心複習，無心玩樂，置身煉獄，只能一篇又一篇地翻閱與愛滋病有關的文獻，越讀越慌。

　　更糟糕的是，他不敢向任何親友吐露半個字。

　　他怕自己就此被當成瘟神，連手都沒人敢握。他怕別人譏笑他「搞同性戀，活該染病」。他更害怕自己被當成是一個私生活淫亂的人，畢竟說到底，他也只是做了一次無關公序良俗的性嘗試而已。他甚至擔心，一旦消息散布開來，謠言四起，沒準未來的學業和就業都會受到影響。

　　某種意義上，他所恐懼的已經不再是愛滋病本身了，而是在長久的固有認知中，與愛滋病相關聯的一切羞恥與罪惡。

　　終於，28 天的服藥期結束了，他從虛空落回了地表。按照醫囑，他在停藥的第 14 天和第 28 天都去做了複查，每次的檢測結果都是陰性。

　　但問題是，這並不能從根本上消除他的疑慮。越來越頻繁的確認行為導致阿關把越來越多的注意力投放在了是否患病，以及身體狀態上，因而焦慮感反而越來越強烈。

　　而在強烈恐懼的同時，他也在經歷著強烈的羞恥感。對於一個同時存在這兩種心理感受的人來說，羞恥感也往往會阻礙他的有效行動，致使他無法用向外傾訴的方式去克服自己的恐懼感。

　　最終，無計可施的他從青島去了北京，希望佑安醫院的專家能給他一錘定音。

　　「你沒事，你也不用測，」那位姓李的專家聽完他的一通講述，直截了當地下了這樣一個判斷。

　　但他似乎也見慣了像阿關這樣的恐艾患者，幾經央求之下，便安排了檢測。

　　這次的檢測結果依然是「陰性」。

　　脫恐，復恐

　　從佑安醫院回來後，阿關輕鬆了好多。他覺得，自己似乎已經逃離了那種如影隨形的恐懼。

　　對恐艾患者來說，這叫做「脫恐」。

　　但是第二天，他無意間發現，自己的右手上有一道細細的傷口，像是被劃破的。

　　相信很多人都聽過類似這樣的傳言：某愛滋病感染者在確診後爆發了反社會傾向，將自己的血塗在針頭上，在街頭隨機刺傷路人，傳播病毒。

　　

　　圖片來源：網絡

　　那道細小的劃痕立刻勾起了阿關的聯想。他想到，在佑安醫院排隊等號時，他曾隱隱約約聽到走廊裡的其他病人在聊複查和換藥的事，看來八成都是確診的愛滋病感染者。萬一他們當中有新聞裡說的反社會分子怎麼辦？

　　冷靜下來後，他上網查了些資料，發現所謂的「愛滋病人用針頭報復社會」其實是假新聞——愛滋病病毒一旦離開了人體的環境，很快就會喪失傳播能力，即使針頭上有病毒殘留，病毒數量也很難達到致病條件。

　　但是，在查找資料的過程中，阿關再次被與愛滋病有關的信息洪水給淹沒了——比如有的帖子在猜疑愛滋病門診的醫生在給病人抽血時，有沒有可能忘了換針頭。

　　他無法自控地開始重新在記憶裡檢索，在去佑安醫院檢查的過程中，還有什麼環節可能會出問題？萬一醫生真的沒換針頭怎麼辦？萬一醫生沒換酒精棉球呢？萬一檢測的設備出故障了呢？萬一醫生恐同，想捉弄我，沒做檢測，直接在我的檢測結果欄填了「陰性」怎麼辦？

　　某一天，阿關六神無主，在與母親例行通電話時，忍不住試探性地提起了「愛滋病」這個話題。母親立刻起了疑心，質問他是不是「在學校裡交了不三不四的朋友」。他慌忙搪塞過去，陷入了莫名的負罪感和羞恥感。

　　就這樣，阿關「復恐」了。

　　他不堪其擾，卸載了微博、知乎、谷歌搜索等一切檢索信息的 App，並取關了所有的健康類公眾號。

　　但他忘了，大數據的算法已經牢牢記住了那些他常常搜索的關鍵詞。於是，每當他好不容易喘口氣，靠動漫或是遊戲把自己從恐艾的世界裡拉出幾分鐘時，一條關於「愛滋病」的推送就會神出鬼沒般地顯示在他的屏幕上，將他再次拉入深淵。

　　阿關說，他非常恐懼 12 月的到來，因為 12 月 1 日是他的生日，同時也是「世界愛滋病日」。

　　他決定，到了那一天，他要關閉手機，隔絕從四面八方襲來的那些與愛滋病有關的消息，同時，也將錯失所有來自朋友與家人的生日祝福。

　　「恐艾」是病，要治

　　事實上，每年的世界愛滋病日對恐艾患者來說，都是一道坎。

　　張珂做了十年的恐艾幹預諮詢師。在他的印象中，每年的 12 月，都是諮詢的高峰期。

　　張珂所在的成都市恐艾幹預中心是國內最早，也是唯一的專業從事恐艾幹預與預防治療的機構，成立於 2009 年。

　　在張珂的經驗中，他所接觸的恐艾患者大多數是大學生，或是商務人士。

　　「事實上，很多恐艾症患者對愛滋病核心知識掌握的正確率高達 90% 以上。但問題是，關於愛滋病的一些醫學觀點和說辭都沒有得到完全統一，畢竟人體存在著個體差異，而這些差異也不能全部靠實驗去得出結論。而這與恐友們的期待是不同的，他們想要的是完全確定的安全信號，因此，基於群體得出的醫學觀點反而會加強他們的恐艾情緒。」

　　而在張珂接觸的「恐友」中，存在著大量多次脫恐，又多次復恐的案例。在漫長的折磨中，很多「恐友」的恐懼都泛化到了常人難以想像的地步，嚴重影響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比方說，他曾接觸過一位有著十多年恐艾經歷的「恐友」。在病情最嚴重的階段，他甚至恐懼空氣能傳播愛滋病毒，因而將自己鎖在家中，窗戶密封，還備有兩臺空氣淨化器。

　　而他最近剛開始接觸的「恐友」老金則是將他的恐懼延伸到了親人的身上——他時時刻刻都在恐懼，自己的兒子長大後會不會「學壞」，從而感染上愛滋病。

　　老金的恐艾是從 19 年前開始的。那一年，老金在大學裡第一次接觸到了愛滋病相關的科普，聯想到自己曾經跟朋友一起光顧過一次風月場所，便陷入了恐慌。

　　但在漫長的十幾年間，他一次又一次的復恐已經和最初的那次「高危行為」沒有關係了。每隔三個月，他都要瞞著家人，偷偷去做抗體檢測，情緒則伴隨著每一次的檢測進入死循環。

　　

　　圖片來源：站酷海洛

　　大約兩年前，經過長期的自我調節，老金本已經漸漸「脫恐」了。但就在那一年，一個近在咫尺的噩耗擊潰了他——他聽說，家裡的一位遠房親戚確診了愛滋病。

　　關於那位親戚是如何染病的，老金沒有打聽到確切的說法。消息一出，多數親友都與那一家人斷絕了來往。只是在閒談時，聊起這回事，多數人都猜測，那位十有八九是沾染了什麼不光彩的習氣，不值得同情。

　　老金就這樣再次復恐了。

　　這一次的復恐比以往更加嚴重。他甚至向妻子編造了藉口，帶著兒子去做了一次愛滋病抗體檢測，以暫時平息心中的不安。畢竟，擺在眼前的是活生生的例子。老金無法承受，自己或是自己的家人淪落到和那位親戚一般的下場。

　　最終，他找到了成都市恐艾幹預中心，希望能通過幹預擺脫無休止的痛苦。

　　通常來說，恐艾幹預諮詢師會通過情緒和行為習慣的評估和幹預來對患者進行調節，常用的療法包括森田療法，接納承諾療法和精神分析相關的」方法。這是一個艱難的過程，而老金則剛剛踏上第一步。

　　為什麼是愛滋病？

　　人人都會恐懼，但並不是人人都會成為恐艾患者。

　　僅以張珂自身的諮詢經驗而言，他所接待的恐艾患者 90% 為男性，20%～30% 為性少數人群。而如果要談論更具客觀性的群體特徵，還要從「恐艾」形成的心理機制說起。

　　對恐艾患者而言，他們之所以會陷入這種心理困局，首先，在他的身上必然發生過一個作為刺激源的「高危行為」，例如無保護性行為，或者工作過程中有密切接觸感染源的機會；其次，在已形成初步恐艾的基礎上，大量不確定信息或者謠言的攝入會導致患者的恐懼發生「泛化」；此外，多數恐艾患者本身存在相似的心理特徵，例如天生敏感、容易焦慮、不擅消化壓力和痛苦。

　　某種意義上，這與「疑病症」的發生機制是類似的。張珂認為，對於疑病症的人群來說，恐艾的表現出來的痛苦反應會更大，瀕死感會更強一些。

　　一方面，這關係到愛滋病本身的致死性，以及傳染途徑的隱蔽性；而與此同時，關於愛滋病群體的負向信息和汙名化，也成為恐懼的重要來源。

　　由於愛滋病常常被與一些負向信息，比如吸毒、性亂，以及性少數群體聯繫在一起，很多恐艾患者在恐懼病毒之餘，也恐於向親友傾訴，從而進一步加深痛苦。

　　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這些負向的隱喻在關於愛滋病的相關敘事中被日漸強化，網際網路的信息傳播速度又擴大了影響的範圍。與愛滋病有關聯的個體們，在信息的偏差、印證與傳播中被塑造成了身負病毒，行為不端，有著道德汙點，甚至反社會人格的「罪人」。

　　於是，通過影視、標語、新聞報導和網絡上的流言，這些負面典型，成了阿關母親口中「不三不四」的朋友，成了阿關臆想中那些走廊裡的愛滋病人手裡藏匿的帶血的針頭，成了老金的親戚們對一位血脈相連的病人的汙名化想像。

　　而與之相對，不僅是愛滋病患者，恐艾群體也在遭遇著同等語境下的汙名化。如果他們無法走出被汙名化的恐懼，正如老金一樣，一個微小的契機就足以把他們拉回恐懼的深井裡。

　　

　　圖片來源：站酷海洛

　　面對愛滋病

　　除了恐懼，我們還能做什麼

　　做了十年恐艾諮詢，張珂自己偶爾也會產生應激反應。比方說，去醫院採血的時候，他時不時也會冒出「針頭換沒換」的念頭，甚至會在自己的夢境裡看見某個「恐友」描述的可怕景象。

　　張珂覺得，像這樣的恐懼很正常。而事實上，過去的幾十年裡，正是對疾病的恐懼幫助人類更有效地傳播了與愛滋病防治有關的基本常識，從而拯救了更多的生命。

　　但面對愛滋病，人類所能給出的反應也許不只是恐懼。

　　作為群體而言，我們從來沒有停止過對愛滋病的抗爭。而作為個體，我們可以試著去尊重，去體諒，而非下意識地將自己置身事外，從而將與愛滋病有關聯的人群區隔為「他者」，區隔為與自己無關的「劣等群體」。

　　恐懼基於自我保護和求生欲，而區隔則基於汙名化的聯想。這些聯想對於人類與病毒的抗爭無益，只會對那些因恐懼而陷入病理性困局的人造成二次傷害。

　　他們不一定是「完美受害者」，但他們值得獲得一個出口，去逃離無因的恐懼。

　　（阿關和老金皆為化名）

　　

　　策劃Ellen

　　封面圖來源站酷海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