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個月朋友圈都不是很太平，均心有漣漪卻不願發聲。參與略有無力，評論又顯淺薄。今日讀到港媒端媒體程映虹教授一篇文章，很想分享諸位。略有編輯，望作者包含。
首先就我理解的 達爾文主義進行闡述：
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認為，一個社會的資源，即金錢、工作和榮譽等都相當有限；要獲取這些資源，就必然有一番爭鬥。在這場爭鬥中，他們認為，社會裡的所有人從一開始都是公平的。然而，爭鬥的結果卻因人而異。一些人天性卓異，在這場爭鬥中佔盡上風，他們並無任何不平等的優勢，也不是憑什麼運氣。從道義上看，富人似乎形象不佳，但從自然進化的角度看，富人卻遠遠勝出窮人，情形甚至令人生畏。富人強勁有力，他們的基因比窮人剛健，他們的思維之敏捷亦遠過常人，從生物理論的角度看來，富人是人類叢林中的老虎。在19世紀這種生物理論異軍突起，人人奉為圭臬，它認為富人應該富有，窮人應該貧窮。更有甚者，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認為窮人窘促之境遇和早亡對整個社會不無裨益，政府理應順其自然，而不可試圖幫助窮人改變現狀。他們坦言，弱者是大自然的劣質產品，最好的方式就是在他們成人之前任其死亡，這樣他們才不致生兒育女，進而降低整個人類的素質。動物世界把身體畸形的動物拋棄的做法同樣適用於人類。因而，一個人最大的善舉不是去同情並接濟社會中的孱弱者，而是要任這些孱弱者自生自滅。
以下為全文，有所刪減。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最大問題，在於用結果肯定過程，抹殺基於權利和資源分配的不平等和維護這個不平等的暴力、欺詐和壓榨。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的國度，一定是對「人生來自由平等」的觀念不但陌生、且懷疑和嘲弄的社會。
上海學者許紀霖先生早幾年就近代史上社會達爾文主義與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和大國言說之間的聯繫做過歷史的分析和現實的批評，也指出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法家的富國強兵理想是一致的。當時恐怕很有些人會認為那是做思想史的人想得太多，但現在看來很不幸，他的話不過是預言了而不是防止了這個令人心寒的發展。
社會達爾文主義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它把在自然界是中性的法則拿來掩蓋由權力關係決定的過程，用結果肯定過程，抹殺基於權利和資源分配的不平等和維護這個不平等的暴力、欺詐和壓榨。
「低端人口」一詞成為話題，一定意義上說明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形形色色的變種甚至叢林法則是中國近現代史上超越各種意識形態和政治觀點的內在驅動力。這個西方傳來的主義在中國為成王敗寇的帝王邏輯提供了「科學」的註腳，所以和傳統一拍即合。紅色話語中所謂「歷史選擇了我們」就是典型的政治上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命題：適者生存。我們贏了，這個最終結果就說明我們該贏。只要我們今天仍然掌握著權力，我們就是成功的，成功就說明有歷史的必然性。這個政治化了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只認成功，它本身就排除了兩個追問：一個是你為了成功使用了什麼手段，另一個是為了你的成功人民付出了什麼代價。
今天有很多人質疑八十年代最終悲劇性地失敗了的那個理想主義，包括很多當年的理想主義者和海外的「人血饅頭」消費者。他們會說：今天中國的崛起就說明當時幸虧沒有追求那個理想主義的政治。更有甚者，他們不屑和你爭辯，而是嘲笑所有懷念和堅持那個理想主義的人是 loser：你們的出走、消聲、邊緣化和被遺忘就說明你們被「無情的歷史」自然淘汰了。
社會達爾文主義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它把在自然界是中性的法則拿來掩蓋由權力關係決定的過程，用結果肯定過程，抹殺基於權利和資源分配的不平等和維護這個不平等的暴力、欺詐和壓榨。它甚至跳過論證，直接告訴你現狀就是論證，所以它本質上是為現實的權力關係辯護的邏輯。你在現實中是失敗的和處於底層的這個事實本身，就已經說明你是 loser。它排除這樣的疑問：有沒有某種社會不公正使得你成為 loser，是什麼樣的家庭背景、戶籍所在甚至生理性別使得你先天就處於難以和別人平等競爭的地位。每年「兩會」上那些維護特權、壓制弱勢的奇葩提案多少與此有關。「低端人口」不過是聽上去更科學和統計學一點，但卻更讓人脊背發冷。
社會達爾文主義與專制政治是天然盟友，因為它不問過程，只看結果，所以凡是在它盛行的地方就會有對專制權力的崇拜和對強權的心服口服，對強人政治的津津樂道。很多人對具體的社會問題牢騷滿腹，但一說起權力本身和它的代表便肅然起敬。他們很多人並非出於懼怕，而是從心底裡對權力敬服、順服。從反面來說這也就導致對自己地位的認命,因為自己也不過是個 loser。不但如此，社會達爾文主義還和道德犬儒主義也是連體兒，因為它用成功本身解釋一切：凡是有助於成功的手段都是天經地義的，而道德會讓你有所顧忌，這就束縛了你的手腳。
社會達爾文主義另一個最大的問題是無視甚至否定個人的價值和尊嚴，因為生存的目的就是通過競爭取得各種意義和程度上的成功。人生如果在競爭的意義上是不成功的，那就不但是失敗的，而且是不值得別人關注甚至自己憐惜的。所以，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的國度，一定有很多自輕自賤的人，別人的命不在他們眼裡，他們也不會把自己的命當回事，這就是互害社會的心理基礎。
至於自由平等這樣的觀念，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更是處於兩個世界，完全不平行。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的國度，一定是對人生來自由平等這樣的觀念不但陌生、而且還懷疑和嘲弄的社會。它認定這些觀念不是假的就是虛偽的，那些既鼓勵個人成功又提倡自由平等觀念的社會，一定是用它們作為口號騙了人才成功的，要是信以為真就犯傻了，所以自己的社會更誠實、更求實、更務實。
在更廣泛的意義上，「低端人口」這個概念和相關措施很可能讓很多人本能地想起了長期以來有實無名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政治。這個政治定期通過「自然選擇」——即根據不同的標準劃分人群，挑選形形色色的「分子」（也即"loser"）作為犧牲，同時讓那些沒有被犧牲掉的不但感受幸運，甚至覺得優越，不但對同類成為 loser 漠然置之，還可能幫著落井下石。它把災難說成是學費，把死人說成是代價，他們無非都是為「成功」墊底。為了這個成功，還有更多的低端「分子」要被犧牲掉或者是清洗掉。今天他們消失了，明天就被忘掉。
通過制度安排和意識上的潛移默化，社會達爾文主義觀念已經腐蝕了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早已不再局限於狹義的政治。中國人當今的等級觀念和由此產生的優劣之分不只涉及權力和金錢，還有戶籍、工作、住房、汽車、外貌和年齡，已經到了非常自然習焉不察的地步。
例如，很多即使對政治和社會意義上的不平等憤憤不平的人，也會對「顏值」這個說法毫無反感。他們沒有意識到的是：如果「顏」可以有算得出的「值」的話，那麼美就變成了把人劃分成高低貴賤的等級，具有了可以交換的價值，包含著可以藉此索求的利益，顏值高的人就有了在生存競爭中受到承認的比別人優越的資本。所以，「顏值」在社會意義上的使用，和沿用了幾千年的個人意義上的「漂亮」、「美麗」等等字眼所表達的單純的審美感是不一樣的，它是當代中國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美學觀。如果一個社會在公共話語中不但普遍容忍而且為「顏值」津津樂道，那就說明它公然藐視對每個人的人格之尊重；它不但賦予少數人以容貌傲人的社會特權，也意味著多數人甘願自輕自賤。
在這樣的社會，出現「低端人口」的概念毫不奇怪，社會意義上的平等和政治意義上的民主也必然面臨社會心理上的強大阻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