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念簡介
被斯賓塞延展到社會的維度所提出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是指由達爾文生物進化理論派生出來的西方社會學流派。主張用達爾文的生存競爭與自然選擇的觀點來解釋社會的發展規律和人類之間的關係。認為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現象存在於人類社會。因此，衍生出來只有強者才能生存，弱者只能遭受滅亡的命運。社會達爾文主義本身（但不包括以此為基礎的派生）並不是一種政治傾向，而是一種社會基模，根據自然界「食物鏈」現象提出「弱肉強食，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觀點，並以此解釋社會現象。
（斯賓塞）
二：關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看法
不同生物在演化過程中所採用的策略是不同的，1967年，生物學界首次將生存策略分為R策略和K策略這兩大類，分別代表了兩類不同生物應對環境的模式。
R策略物種的特點是生命周期短，體型小，繁殖快，每次生育留下的後代數量多，存活率也低。代表動物是昆蟲，它們大量繁殖，大環境發生變化時，它們不會採取什麼積極策略，而是依靠大量繁殖後代產生變異。比如氣溫變冷了，它們不會用高端的方式禦寒，而是生下好多後代，後代中不耐寒的就死了，產生耐寒特性的極少數存活下來，通過極高的繁殖速度生下一大堆同樣耐寒的後代，這樣一來種群就成功應對了氣候變冷的危機。
K策略物種的特點與R策略相反，通常來講，K策略物種生命周期較長，體型較大，個體的能力比r策略要高，但繁殖較慢，產生的後代數量也較少。代表物種就是我們人類。當發生環境變化時，K策略物種會積極應對，與R策略有很大不同。氣候變冷了，人類會去搭建房屋禦寒，會剝動物毛皮製作衣服，會生火、會群居降低生活成本，而不是像r策略物種那樣硬生生拿大量後代的生命去抵抗。
K策略和R策略沒有高低貴賤之分。環境安穩適合K策略，優生優育，強大種群。環境暴亂適合R策略，到處生，到處播撒，總能活下一兩個。極端的K策略和極端的R策略物種都很少，大部分物種處在兩者之間的連續譜上。而人類毫無疑問是目前現存的所有地球物種中最接近k策略一端的。當然，即使是在人類身上，有時也會表現出r策略的影子。比如愛滋病是一種非常麻煩的疾病，但是，世界上存在極少數人，他們由於變異，無法患上愛滋病，愛滋病毒對他們來說完全沒有影響。與此同時，人類也在與愛滋病抗爭，從發明雞尾酒療法，到08年有愛滋病患首次被成功治癒（極難）到現在科學家在一步步尋找愛滋病有效療法，這中間是人們依靠醫學手段應對疾病的策略，把k策略玩得出神入化。
面對愛滋病，人們應採用K策略，通過醫學手段尋求治療方法，而不是像r策略物種那樣，讓所有人都去死，只讓變異不會得愛滋的人活下來，通過那群人繁殖來讓人類整體免疫愛滋。此時R策略應用在人身上實在是太荒謬了。
而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好像就是走進了R策略的世界。我們建立了人類社會，建立了科學體系、文化體系，通過社保、醫學、教育等等一系列其他物種絕對難以企及的K策略，應對危險、開拓生存空間，這才建立起當今了不起的人類文明。可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相當於告訴大家，不要用K策略了，不要管智力低下，身患殘疾的人，這讓我們的教育和醫學作何存在？
首先要明確，由於環境總在變化，某一時間段內局部的最優解，未必等於未來整體的最優解。外界都是竹子，熊貓專一地只吃竹子看起來可能是個優勢，一旦環境稍微變化，竹林被分隔開，只吃竹子的熊貓就難以走出竹林，生存地越來越狹隘，將一步步走向滅絕。
不要讓自己的演化走向這種死胡同，死胡同裡的東西看似有優勢，要是一頭扎進去難以轉身，下一步就走不動了。
環境重大改變時，基因多樣性的種群才更容易生存下來，今天看起來毫不起眼的特點可能就是明天人類登上諾亞方舟的船票，社會達爾文主義自以為將劣勢種淘汰，就能換取當前時刻社會的最優解，其實也淘汰了大量中性的基因，縮減了基因的豐富度，讓人類難以適應未來變化的環境。
人類社會分工明確，在多元化的環境中，你很難界定，究竟哪些個體是劣勢種。你覺得殘疾人是社會的負擔，可是殘疾人中有霍金這樣的大科學家，有史鐵生這樣的作家，他們儘管殘疾，但都是人類文明中了不起的明珠。你覺得蠢人應該被淘汰，但是我們沒有辦法界定什麼叫蠢，所謂智商測試測得也只是符合智商的表現，而非智商本身。一個腦力弱的人，可能擅長協調群體間的關係，或者在獨特的領域有著自己的天賦。在人類社會這樣多元化的環境中，衡量的標準也是極為豐富的，腦力、體力、情商、音樂、技巧……我們沒有辦法說誰是劣等的。
黑人骨密度大，鼻孔短適合進氣，激素分泌也比較獨特，一部分人的身體可以自己產生類似於興奮劑的物質，非常適合跑步爆發，因此在田徑場上是絕對的統治者。可是正因其骨密度大，在水裡浮起來更困難，因此遊泳賽場上極少看到黑人。每個人種，或者任何個體都有自己獨特的特點，在某種環境下是優勢，在未來或者在其他地方就是劣勢，請勿粗暴將人類劃分優劣。
強行定義出「劣等」的事在人類歷史上發生太多了，納粹認為猶太人是劣等的，實行種族屠殺，給人類文明造成巨大損失，「劣等」的愛因斯坦離開了，幫美國造出了原子彈。今天實際存在的種族歧視也激化了矛盾，帶來了巨大問題。而冠以利益目的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絲毫不為此感到愧疚，反而拿自己淺薄的思想扭曲達爾文的理論，粉飾自己錯誤的觀點。
三、新冠疫情與社會達爾文主義
新冠病毒的肆虐使西方世界又一次面臨生存鬥爭，而此期間英國提出了群體免疫這個概念。首先，我們來看「群體免疫」，它本是醫學術語，指當很大一部分群體對一種疾病免疫時，能為其他易感人群提供保護，從而阻斷病毒的傳染，但若想達到「群體免疫」，針對現在的這種情況只能通過自然感染的方式。英國所謂的「群體免疫」策略，寄希望於國民整體建立起免疫力，荒謬至極。這種自然免疫的方式將會帶來重大的風險和代價，據鍾南山院士稱，它需要一個國家60-70%的人感染病毒，大概會造成全球3000-4000萬人的死亡。而許多西方人並非從科學的角度理解「群體免疫」，而是將適者生存的邏輯鑲嵌其中，賦予它新的社會解釋：一方面將其視作疫情的最終出路和必然結果，天真地以為獲得免疫的群體就能適應新世界；另一方面忽略自然感染過程的殘酷性，原本以保護弱者為目的的「群體免疫」被渲染為犧牲是不可避免的，是為了公共的利益和更好的未來。這種理念一直縈繞在政府決策和許多人的腦海中。
具體而言，在防疫上，歐美一些國家並沒有採取「應收盡收、應治盡治」的策略，而是主張輕症在家自愈，老人自覺隔離，只有重症患者可以接受檢測和入院治療。其反映的核心問題是醫療資源該如何優先分配？在緊缺的條件下，弱勢群體就成為可被犧牲的部分。其中處境最糟的是老年人。聯合國的一份報告指出，在新冠死亡病例中，歐洲有超過95%是60歲及以上的人，美國有80%是65歲及以上的人。在這些國家，養老機構的死亡人數眾多，它們很少得到政府的幫助，受感染的老人也常被拒絕到醫院救治。英國國民醫療服務體系還承認，若遇到二選一的生存抉擇時，生命維持設備將優先被用於更年輕或更健康的病人，老年人便淪為了「不適者」。
其次，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念還用以支持「經濟優先」的政策。疫情之下，全球經濟衰退的恐懼促使西方某些政治領導人和民眾呼籲重新恢復經濟活動。在他們看來，確診病例只佔人口比例中的少數，且大部分感染者並不會死亡，但嚴厲的封鎖措施則會摧毀經濟，導致國家和人民陷入更嚴峻的生存危機，反而將造成更多人的死亡。因此，他們認為如果病毒將長期與人類共存，自然免疫是最終歸宿，那麼為了保障整個國家和大多數「適者」的利益，就應讓健康強壯的人復工復產，儘管會導致一部分人死去。甚至有美國政客荒謬地提出「老人應主動為經濟而犧牲」。
新冠疫情所引發的生存鬥爭命題，喚醒了西方存在已久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這一觀念使他們容易相信兩個錯誤的預設：一是生存困境，即在新病毒的襲擊下，只有「適者」才能在鬥爭中存活，而有限的資源只有分配給他們，才能保證社會有機體適應新的環境；二是自然決定論，認為自然免疫是一種客觀規律，任何人都必須遵循，無論生與死都是自然結果，是社會進化的一部分，人類不能因此停下社會發展的步伐，但這傾向於r策略。然而，這兩個前提都經不起推敲。因為生存不是只能通過鬥爭，更依靠人與人之間的互助與關愛。所謂的「適者」也不具普遍性，只代表具體的利益集團，且往往是富賈與權貴。而疫情的暴發決不能聽之任之，任何人都應該享有同等的生命和健康權，沒有人的犧牲應被視作理所應當，戰勝它需要社會集體的力量和人為的積極幹預，例如世界各國的協同抗疫和研發疫苗，但可以看出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想邏輯仍將繼續發酵。
三：社會達爾文主義與我國
社會達爾文主義是由著名啟蒙思想家嚴復在戊戌變法時期介紹進中國的。當時的情形是，日本發動甲午戰爭打敗了中國，列強進而群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國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為挽救民族危亡，康有為等維新派掀起維新變法運動。康有為從中國傳統的思想文化資源中尋找變法的根據，著《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康有為的變法理論新奇但充滿臆斷，自然遭到守舊分子的猛烈抨擊和抵制。正當此時，嚴復翻譯了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天演論》。赫胥黎是達爾文的朋友和堅定支持者，他的《天演論》（直譯應為《進化論與倫理學》，嚴復翻譯的是進化論部分）是宣傳生物進化論的著作。
但是，嚴復翻譯這部著作，目的並不是為了向國人介紹這一自然科學學說，而是藉以說明「自強保種」的道理：「天演之事，不獨見於動植二品中也，實則一切民物之事……乃無一焉非天之所演也。」因此，他並不嚴格按照赫胥黎的原文翻譯，而是用其他的形式，往裡面加進了斯賓塞的觀點和自己的發揮。他是在借赫胥黎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即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點來喚醒國人：如果再不變更舊法，發憤圖強，亡國滅種的危機就在眼前。他加進的斯賓塞社會達爾文主義觀點才是他要向國人傳達的核心思想 。
四：所以我們怎麼看待（而非對待）社會達爾文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