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科學院院士、「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程開甲在301醫院病逝,享年101歲。
他,是中國的」核司令」,但絕大多數中國人很少聽過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和他從事的工作曾經是中國的最高機密。
從1963年到1985年,他被雪藏在羅布泊深處的核試驗基地——馬蘭,為開創中國核武器研究和核試驗事業,傾注了全部心血和才智。
「我只是代表,功勞是大家的。」對於那些崇高的榮譽,程開甲有他自己的詮釋:「功勳獎章是對兩彈一星精神的肯定,我們的成就是所有參加者,有名的、無名的英雄們在彎彎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個腳印去完成的。」
現在,隨著檔案的陸續解密,我們終於能夠講述一下他和「馬蘭人」的故事了。
最初的攻關
程開甲(中)和科學家們。
1946年8月,英國愛丁堡大學來了一個沉默寡言的中國青年學者。
他每天除了吃飯、睡覺之外,都埋頭於實驗室、課堂和圖書館,同學們叫他「波克」,而他的房東太太不無惡意地給這個不善交際的東方人起了個綽號:「奶油棒冰」。
這個青年學者真正的名字叫程開甲。
1948年秋,程開甲獲得了博士學位,任英國皇家化學工業研究所研究員。聽到新中國成立的消息,身在海外的程開甲購買了研究所需的書籍,整理好行裝,1950年8月,他毅然放棄了國外的工作,回到浙江大學物理系任教。
1958年,程開甲改變專業,參與到南京大學核物理教研室的創建中,又接受任務創建江蘇省原子能研究所,第二年,他出版了《固體物理學》一書。同年,程開甲接到命令,任第二機械工業部第九研究所(院)副所(院)長,參加原子彈的研製,從那時起,他和馬蘭基地結下了不解之緣。
1962年10月30日,程開甲來到國防科委大樓,出席張愛萍召開的辦公會議。在會上,張愛萍告訴程開甲,錢三強推薦他來掛帥,進行核試驗靶場的技術準備工作。
程開甲沒有絲毫猶豫,他說:「現在需要人,需要有幾間房辦公,配置幾臺急用的儀器,建成一個比較全面的機構,我們馬上就可以投入工作。」
那次會議商議的結果是,中央立即組建核武器研究所(後稱21所)。
在錢三強的推薦下,呂敏、陸祖蔭、忻賢傑三個人來到21所報到。最初,他們和程開甲一起,擠在一個小辦公室裡辦公。
核試驗是大規模、多學科交叉的科學實驗,涉及的學科內容非常廣泛,而最初的時候,我們對核試驗無論從理論還是技術上,所知幾乎是空白。
事實上,由於蘇聯的技術封鎖,當時僅有的信息只有撤出前蘇聯專家片段的談話,以及1958年美國原子武器研究基地公開發表的《衝擊波》一書。
最初的摸索是非常困難的,此時,21所的第二批人員到來了。中央從大學和二機部等單位選調了20名技術骨幹到研究所開展工作。
21所最重要的人員擴充,來自1963-1965年畢業的大學生。到1965年他去報到時,21所已經有600多人了,21所的辦公室也從西直門的一座二層小招待所搬到了通縣的保安胡同一號。
一年多的時間裡,程開甲帶領他的團隊完成了第一次原子彈試驗的各項技術準備工作。
時任基地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的呂敏後來回憶說,他們當時借用了很多院、所的實驗室,研製設備和測試試驗方法,幾乎所有的單位都給予了大力的配合。
在距離北京千裡之外的馬蘭基地,張蘊鈺正在緊張地選定地面核試驗場的爆心位置。
中國的第一次核試驗,原定是進行空投試驗,但是空投實驗容易帶來測量和瞄準上的困難。
在一次討論核爆炸方式時,周恩來問如果直接空爆,數據能否取得下來?程開甲提出,應該以百米高塔上爆炸的地爆方案,代替原本的空投方案。會議討論的結果是按照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的原則,先在地面上的鐵塔進行核爆炸試驗。
爆炸方式一經確認,基地便緊鑼密鼓地開始進行現場準備。
1963年3、4月間,張蘊鈺在羅布泊進行了幾次現場勘查,在原定的空爆試驗中心以東地區選定了三個點,制定了三個方案,最後,第二方案被確定通過,地面核爆炸實驗完成了工程定位。
彭繼超說,爆心點的準確經緯度,至今仍然是不被公開的秘密。
基地另外一個迫在眉睫的任務,就是進行爆心鐵塔的設計和建設。
沒有任何資料,工程技術人員只有從西方公開發表的文章和照片中尋找一些啟發。「鐵塔的設計是參考了法國雜誌上的一張照片後,做出了自立式塔架方案。」彭繼超說。
美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的鐵塔只有30多米高,而羅布泊的這座鐵塔設計為102米高,當時中國還沒有一座百米以上的鐵塔,最高的鐵塔是建在廣州90米高的對外廣播發射塔。
施工從1963年4月開始,參加施工的是工程兵124團、109團的二營和加工連、122團的兩個連,總人數達到5000多人。
一年以後,在機械化水平很低的情況下,這些年輕的士兵們用鍬、鎬等極其原始的工具,讓一座百米鐵塔在爆心拔地而起。
5000多名工程兵,兩年沒有出過場區,但是在原子彈起爆時,他們卻必須提前遷到180公裡以外的駐地,連原子彈爆炸的閃光都沒有看到。
高塔落成時,包括21所的人員在內,來自全國各地的5000多名科學家、工程師……一齊湧向了羅布泊。
這片神秘的荒原一時間沸騰了起來,沉寂千年的羅布泊正待迎來那個重要的時刻。
最後的準備
原子彈被運往鐵塔。
也是在這個9月,一列安保級別空前的專列,從位於青海金銀灘的原子彈生產基地221廠駛出。
專列車廂裡放置著試驗所用的核彈部件,各個車廂都裝有通信和空調設備,為了保證安全,防止火花,檢車使用的小鐵錘都換成了黃銅錘。所有的工作人員,都是被挑選出來的最優秀的鐵路工作者。
專列到達烏魯木齊後,核彈部件要由汽車轉運到試驗場。白天運輸不利於安全保密,新疆公安廳經過好幾天的觀察,發現在凌晨2至4點到場區的路上車輛最少,於是公安廳安排了一個小型車隊,連夜將核彈部件順利運到了試驗場區。
十月初,在距離鐵塔約150米遠的地下室裡,專家們完成了原子彈的裝配,試驗進入最後的待命階段。
中國第一次核試驗的「零時」,是在最後的時刻才確定下來的。
「『零時』是原子彈起爆時間代號,『零時』的確定,主要依據基地測定的天氣情況。大氣層試驗對空氣有汙染,一般情況下,都要確定當天天氣晴朗,而且核試驗煙雲經過的地區未來三天無降水,才能進行核試驗。」馬國惠說。
根據基地天氣預報,1964年10月15、16日的氣象非常適合進行試驗,又經過幾次氣象分析,專家發現16日比15日天氣更好。
10月15日12點30分,周恩來批示:同意基地建議,「零時」定在16日15時。
試驗場區進入「零前」24小時,核爆倒計時開始了。
東方巨響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時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那個上午,一道道充滿密語的電波在羅布泊與北京之間穿梭:
「8點鐘,老邱住上房,開始梳辮子。」「10點30分,梳完辮子。」「11點30分,第一次檢查完畢,結果正常。」
「老邱」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代號——因為這顆原子彈長得像一個巨大的「球」。裝原子彈的容器代號「梳妝檯」,連接引爆雷管的密密麻麻的電纜線代號「辮子」。
大家都在為最後的時刻忙碌著。
張蘊鈺和李覺是最後撤離爆心的,那時距離「零時」還有一個多小時。
回到主控站後,張蘊鈺鄭重地把鑰匙交給在主控室主持試驗的張震寰,李覺則把另一把鑰匙交給了在指揮部等候的、時任二機部副部長的劉西堯。
當張蘊鈺來到距爆心60公裡的白雲崗觀察所的時候,離「零時」已經不到20分鐘了。
張蘊鈺一直清晰地記著那個時刻,整個羅布泊陷入大戰前緊張的靜默中。
同是在白雲崗,張愛萍將軍一直沒有按照指令背對爆心臥倒,旁邊的人問:「首長怎麼不蹲下?」張愛萍說:「你們還年輕,一定要注意安全,我這個老頭子眼睛已經花了,傷一點也沒什麼。」
老將軍就那麼一直站著,面朝著鐵塔的方向。
公元1964年10月16日15時,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在羅布泊爆發出驚天動地的巨響。
韓雲升時任基地氣象站長,那個激動人心的瞬間他也在白雲崗,他後來回憶說,「零時」一過,鐵塔處一個像太陽般的大火球翻滾著向上升起,一會兒,一朵蘑菇狀的煙雲出現在場區中心。
當時,劉西堯急著問他:「你看雲頂有多高?」韓雲升根據平時的經驗回答:至少有7000米。他話還沒說完,劉西堯就對著科學家們喊了起來:「7000米以上,7000米以上!」
雲頂高度7000米以上,意味著這是一次真正的核爆炸。
頓時,整個白雲崗被歡呼聲淹沒了。
「零時」之後5分鐘,核彈爆炸成功的消息通過電話線傳到了北京,當張愛萍向周總理報告「原子彈已按時爆炸,試驗成功」的時候,毛澤東卻異常冷靜地指示: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查清楚。
事實上,原子彈爆炸後十分鐘,在馬蘭基地歡呼的人群之外,防化部隊20多個年輕的偵察兵穿著防護服、攜帶儀器進入了核爆區,他們要在輻射沾染區進行實地偵察作業。
「收回成果和取樣隊是每一次試驗過後第一批進入核汙染區的,我自己也進去過很多次。」馬國惠說,「這種工作高度危險,要有很好的體力,還要全程穿著密封的防化服,一點都不能馬虎。」
正是這些年輕隊員的勇敢,換來了第一次核爆後基地最早一批檢測數據。
很快,一份證明確實是原子彈爆炸的詳細文字報告,經過多方專家之手送到基地指揮部,又報到了北京。
毛澤東終於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讓周恩來當晚在接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演職人員時,提前宣布了這一喜訊。
消息一出,舉國歡慶。
這次原子彈爆炸的當量到底有多大,為了得到最準確的數據,在原子彈爆炸後55分鐘,兩架伊爾-12運輸機從馬蘭基地旁邊的機場騰空而起,飛向爆心點騰起的巨大蘑菇雲。
進行核試驗最重要的測試項目之一,就是分析核裝料的裂變燃耗,以此來確定原子彈引爆後是否發生核爆以及核爆的當量。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在核爆之後進行飛機取樣,獲得一定數量的放射性灰塵。雖然技術人員已經對穿雲取樣的安全程度做過論證,但是放射性灰塵到底對飛行員有什麼樣的身體危害,大家還是有所疑慮。
明知極其危險,接受飛行任務的郭洪禮機組5名飛行員義無反顧,他們先後穿雲三次,收集到足夠的樣品後,飛機才鑽出了蘑菇煙雲。
他們取到的樣本被送到北京監測分析,幾天後得出了一個重要結論,確定了我國首次核試驗的爆炸威力為2.2萬噸TNT當量。
這一結論,震驚了整個世界。
正如核爆成功第二天周恩來在向二屆人大常委會做報告時所說的:「隨著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現在是應該掃除一切自卑感的時候了。」
然而,對於馬蘭基地上的人們來說,1964年那一聲東方的巨響,只是他們在羅布泊荒原奮鬥歷史輝煌的開端。
無名的英雄
核試驗場區的營帳。
1996年夏天,已經調回北京工作的彭繼超帶著一顆朝聖的心再次來到羅布泊,他正在等待一場特殊的試驗。
在這依舊荒僻的地方,他發現了許多熟悉的面孔。
「我見到了很多參加過第一顆原子彈、氫彈爆炸試驗的老科學家們,他們多數都已年邁,卻仍然跋山涉水來到這裡,為的是一份重要的紀念。」彭繼超回憶說。
他們共同等待的,是即將在這裡進行的中國最後一次核試驗。
中國作出這一重要決定,既是為了響應廣大無核國家的要求,也是為了推動核裁軍而採取的實際行動。
作為最後一次核試驗的總指揮、馬蘭基地的第八任司令員,馬國惠曾被人稱為「枕著氫彈睡覺的人」。在1966年的氫彈原理試驗中,他作為一名年輕的技術人員,曾經在託舉氫彈的百米鐵塔上連續工作了20多天,每天晚上都在氫彈旁邊和衣而睡。
30多年的時間,馬國惠都在羅布泊度過,他的孩子也生於此,長於此,羅布泊已經成為他的第二故鄉。
在馬蘭基地,還有千千萬萬和馬國惠一樣,把一生奉獻給荒漠和核工業的「馬蘭人」。
從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到最後一次核試驗,從地爆到空投再到轉入地下,羅布泊在幾十年中一共進行了45次核試驗。
「基地最多時達到四萬人,直到最後一次試驗時,馬蘭基地還有一萬多人。」馬國惠說。
對於在基地奮鬥和生活了一輩子的「馬蘭人」來說,最後一次核試驗,猶如一場集體的告別。
1996年7月29日,對於很多人來說都是再普通不過的一天,但對於「馬蘭人」來說,卻是記憶中最驕傲也最傷感的一天。
在核爆後巨大的震顫中,彭繼超隨著回收隊一起,衝進了核爆心,他知道這將是自己最後一次和核試驗「親密接觸」。
那一天,不少「馬蘭人」都流下了熱淚。
隨即,我國政府鄭重地發表聲明:從1996年7月30日起,中國暫停核試驗。
1996年後,生活和工作在馬蘭基地的人們陸陸續續地回到了內地。
馬國惠調任總裝備部後勤部長,退休後長期生活在北京。彭繼超在馬蘭基地工作近30年,終止核試驗前夕,他也被調到總裝備部,專心搞文學創作。
雖然已經離開了那片土地,他們談起馬蘭基地,總是有著深深的不舍。
馬國惠說,有太多的人為了核試驗事業奉獻了自己的一輩子,這些人艱苦奮鬥幹驚天動地事,默默無聞做隱姓埋名人,這種奉獻精神是一種寶貴的財富。
「在基地,很多年輕人與戀人長時間無法見面,由於保密要求也無法通信,最終只得無奈分手。這些人中有的直到退休後才找到伴侶,有的甚至一輩子都沒有結婚。」他說。
同時,那些看不見的核輻射對人的身體到底有多少傷害,在醫學上也尚無定論。
還有很多基地工作人員,在「隱姓埋名」幹了一件轟轟烈烈的「大事」後,又繼續成為不被人知曉的人物,過著平凡的生活。
「但是,在馬蘭基地的日子,仍然是很多『馬蘭人』記憶裡最美好的時光。」彭繼超說。
今日的馬蘭基地雖已經停止了核試驗,但這裡仍舊是一片軍事禁區。
基地生活區西門邊不遠處,有一座安靜的陵園,陵園的入口佇立著一座由兩彈之父朱光亞題寫的紀念碑。
這裡埋葬的是在馬蘭核試驗基地犧牲的人。彭繼超說,很多兩彈元勳和歷任司令的骨灰,也都留在了馬蘭烈士陵園裡。
曾經在這片土地上奮鬥過的人們,不論今天身在何方,抑或已經離世,這片土地都不曾忘記他們的名字。
談到核武器,人們從來都難以帶著溫情。但是,羅布泊這10萬多平方公裡的核武器試驗場存在的最大意義,卻是為了打贏一場「去核化」的長期戰役,這裡的一切都是為了銷毀而建立。
正如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後中國向國際社會發表的聲明中所說:「我們深信,核武器是人製造的,人一定能消滅核武器。」
來源:北京日報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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