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人類來說,毀滅我們的,除了戰爭之外,可能性最大的就是災難性的生物風險,包括細菌,真菌,原生生物,蠕蟲,朊病毒和病毒。從古猿時期,人類就開始了和這些微生物的抗爭,人類更是差點因為微生物引發的大流行病而消亡。
6世紀的查士丁尼瘟疫,源自一種致命的鼠疫桿菌,藉助人類貿易,遷徙與徵服,它從北非跨越地中海到君士坦丁堡,又向北進入法國、德國,消滅了當時世界17%的人口。而1918年大流感,在全球範圍內奪取了大約2000萬到5000萬人的生命,是有史以來最具破壞力的全球災難性生物風險(GCBR)事件。
即使到了21世紀,人類科技不斷進步,依然拿微生物沒有任何辦法,尤其是病毒,病毒按照核酸成分可分為DNA病毒和RNA病毒。DNA病毒的化學結構穩定,變異性低,通常只感染一種動物。RNA病毒結構不穩定,擁有超強的變異能力,在病毒複製的過程中,有的變異使其消亡,而另一些則進化成高傳染性、高致死率的「恐怖瘟疫」。
人類科技的發展,讓土地使用方式開始變化、農業擴張和集約化、不可持續的貿易、生產和消費破壞了自然環境,增大了野生動物、牲畜、病原體和人類之間的接觸,導致了許多生物身上的病原體開始傳染到人類身上,全球災難性生物風險事件的發生頻率反而在增高。比如大規模森林砍伐使人們(例如工人)與熱帶地區傳播疾病的動物密切接觸,熱帶地區是病毒多樣性區域,這些工人將潛在面臨更大的疾病風險,而這或將在未來成為定時炸彈。
據統計,平均每年仍有5種新發病毒由野生動物傳向人類。《自然》(nature)雜誌曾在2008年做過統計,當今新出現的傳染病中,有60%是人畜共患,其中72%又是以動物為宿主的病原體引起的。
理察·普雷斯頓在描寫伊波拉病毒緣起的《血疫》中說:
隨著人類技術的進步與對自然的加緊開發,我們似乎闖入了一個神秘黑暗的禁地,那些原本與人類相安無事的病毒,由於其原本動物宿主被消滅,或者被當做人類維繫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物資源,於是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人類,作為新的宿主。
目前,科學家已經發現並記錄了約130萬種動物、植物以及各種微生物,但仍有86%的陸地生物和91%的海洋生物是未知的。對於病毒,人類更是知之甚少,科學家已知263種可傳染人類的病毒,還不到科學家通過動物宿主實驗預測能夠傳染人類病毒總數的0.5%。
而近日,科學家警告稱,目前鳥類和哺乳動物(蝙蝠、嚙齒類動物和靈長類動物)中估計有54-85萬種未發現的病毒,它們有可能感染人類細胞。潛在的病毒庫非常巨大——單單蝙蝠就有一千多種——因此對它們進行鑑別並確定是否會造成致病威脅,將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一種傳染病爆發的嚴重程度和四個因子有關:致命性、是否容易傳染、感染多久出現症狀、是否有疫苗和有效的治療手段。即使疾病只有一部分特徵符合嚴重傳染病的標準,也能在人群中肆虐。
如果某種病毒帶有能夠潛入並「俘獲」人類細胞開始大規模自我複製的基因,且存在於某種人類日常接觸或食用的飼養動物身上,那麼它很可能就是製造下一場全球災難性生物風險事件的嫌疑犯。誰也不能保證,下一次的病毒會以什麼樣的姿態出現,對人類發起攻擊。
科學家認為,只有結束對環境的不可持續性開發,包括毀林、集約化農業和野生物種的貿易消費。才能使我們「逃離大流行病時代」,如果不採取行動保護野生動物,人類將面臨更頻繁、更糟糕的流行病,同時,我們需要轉向預防動物傳染性疾病,而不應完全寄希望於公共衛生措施和新疫苗。
中科院院士高福也認為:
「天上飛的,水裡遊的,地上跑的,都帶冠狀病毒,而且它會發生重組,給我們帶來很大挑戰,高今天我們見到的新冠病毒,已經是感染人類的第七個冠狀病毒……我們可以預測,下一個冠狀病毒就藏在某個地方休眠,而休眠的狀況隨時可能被打破。」
人類永遠不可能消滅病毒,每一次與大規模流行病的戰鬥過後,病毒沒有被擊敗,不過是回到了它們原本安眠的叢林深處,在那裡,它們繼續不斷地進化,變異,有朝一日會捲土重來。人類所能做的,就是構建完善的防禦體系,從而將其扼殺在搖籃裡,面對生態環境的變化,人類行為的變化,人類需要對此有更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