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揚宗
編者按
樊洪業
8月29日,中國近現代科學史家、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諮詢研究院退休研究員樊洪業因病醫治無效,不幸逝世,享年78歲。
樊洪業一生致力於中國近現代科學史研究。其中,中國科學院院史編研是其傾注心力最多、取得成果最豐、影響最為深遠的工作之一。因院史編研工作,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王揚宗與樊洪業有了密切交往,他回憶了自己與樊洪業的交往故事,細數了其在院史編研中的重要貢獻,以作緬懷和紀念。
樊洪業先生從1990年起主持中科院院史編研工作,我是早就知道的。但認識到這一工作的學術意義卻要到2000年。
那年3月底的一天,他到九爺府(孚王府,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原辦公地點)參加學術活動,順便送我一本他主編的新書《中國科學院編年史》。
拜讀過後,我發現那本書與常見的「輝煌」校史院史截然不同,提供了許多值得重視的史實和研究線索,中科院院史確實有著豐富的學術內涵;另一方面,那本書甚至還能滿足局外人的好奇心,如其中比較系統地披露了中科院參與「兩彈一星」的研製工作,可與張勁夫先生宏文《中國科學院與「兩彈一星」》相互印證、相得益彰。
由此我開始關注中國當代科技史,當時我根本沒有想到,幾年之後自己會更深地介入到院史工作中。
2005年底的一天,我正在中關村院圖書館(國家科學圖書館前身)查閱資料,快要閉館的時候,接到樊先生的電話,要我去他的辦公室見面。從圖書館到思源樓並不遠,10多分鐘就到了。
進了他的辦公室,他對我說:院領導很重視院史工作,剛才分管領導特來徵詢他的意見;他反覆考慮,認為院史工作還是交給專門的科技史機構做更好,希望我能把這個工作接下來。
他簡要地跟我講了10多年來院史工作的情況。面對他的殷殷期待,我無法推辭,過了一兩天就應承下來,隨即向廖育群(時任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所長)作了匯報。
轉過年來的元月,曹效業(時任中科院副秘書長)和樊先生一起到九爺府,與廖育群等所領導交換了意見,商討了工作計劃。
那年6月,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成立了院史研究室,樊先生毫無保留地指導和幫助我們把院史編研工作開展起來。
從1988年結識樊先生起,他一直在幫助扶持我,自此我們在學術上有了更多的共同話題和共同語言。
中科院伴隨共和國的成立而誕生,是我國在科學技術方面的最高學術機構和研究中心。
中科院的歷史,是共和國科技史的一個縮影,擁有其獨有的絢麗榮耀與艱辛曲折。這也就決定著院史工作是一項重要的學術工作,但又不是單純的學術工作。
我是在投入這一工作好多年之後,才逐步體會到樊先生從事院史工作之不易的。
這期間共同經歷了一些事,與他一道體會到院史工作的甘苦。這些暫且不表,只簡單地談一談樊先生對院史工作的重要貢獻。
首先,樊先生主持建立了院史編研的資料基礎。
上世紀90年代,樊先生作為文物資料徵集委員會辦公室的負責人,從各種資料和廢棄檔案中搶救出一批珍貴的院史資料,圍繞重大事件或關鍵節點開展院老領導和科學家的訪談工作,釐清了建院早期的一系列重要問題。
他籌劃和主持編輯《中國科學院史事匯要》《中國科學院史料彙編》,創辦並主編《院史資料與研究》,為院史編研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其次,樊先生以他豐厚的學術積澱和卓越的史學識見為院史編研製定了長遠藍圖。
在2006年元月的會商會上,樊先生提出了對院史編研工作的計劃要點和近期重點,得到與會領導的一致贊同。
此後,我們基本上就是照此開展工作的。
第三,樊先生為院史研究建立了很高的學術標準。院史校史這一類工作,難免受到現實種種因素的影響和限制,有時甚至為了現實利益服務而歪曲或隱瞞歷史。
樊先生主張院史工作的第一要義是存真求真,絕不可曲學阿世。因此他一面搶救發掘史料,一面就院史工作的一些重大問題,尋流考源、去偽存真,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文。
如《〈建立人民科學院草案〉的來龍去脈》發現和解讀了中科院的建院藍圖,《陳伯達「被」書記始末》澄清了長期以來的一個訛傳。他還主張院史工作要著眼於共和國科技史的全局進行研究。
他患病後還撰寫了《周恩來「科代籌」講話與新中國科學方針》的重要論文,為共和國科技史寫下了精彩的開篇,70歲時所作長篇論文《李四光與中國地質學界的歷史糾結》更是一篇體大思精的傑作。
第四,樊先生為院史編研培養了一批人才。2006年以後的一些年,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聘請樊先生擔任兼職博士生指導教師。
儘管他親自指導的研究生並不多,但他參與了院史方向和中國近現代科技史方向很多研究生的開題、考核和答辯等諸多環節的指導工作。
青年學生和研究者向他請益無不有求必應,言必有中,毫無保留。
可以說,現在所有從事院史編研工作的後生晚輩無不親承樊先生的教誨,他的卓越識見和學術風範是後學的榜樣。
第五,樊先生積極倡導院史文物等中國近現代科學文物的保護。他大聲呼籲在中關村科學城改造過程中注意保護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築和文物。
早在1998年前後,他就向院領導建議中科院設立院史博物館。
2011年一個小規模的院史館試運行後,他又建議適時擴建一個與中科院歷史地位相稱的院史館,病中仍為此憂心如焚。
晚年的樊先生,在主編《竺可楨全集》和「20世紀中國科學口述史叢書」以及參與「老科學家學術成長資料採集工程」的學術指導之餘,主動承擔了多卷本《中國科學院史稿》第一卷的研究寫作任務。
令人痛心的是,在樊先生解決了該卷的一系列疑難、設計好該卷的詳細寫作提綱、剛開始動筆寫作不久,可惡的病痛就迫使樊先生輟筆。
其間病情比較穩定的時候,他幾次準備繼續寫作,可是越來越糟糕的視力和體力使他不得不放手。
現在,只好由我們接過樊先生未竟之卷,爭取早日完成了。
2015年春夏之交,當樊先生得知我將離開學習和工作了30年的研究所調往中國科學院大學、院史研究室也將整體轉入中國科學院大學時,他曾對我說過一段動情的話。
話長不引了,最後他說:我們做院史和中國科技史,是出於一種歷史的責任。敬愛的樊先生,我不會忘記您的囑託。
《中國科學報》 (2020-09-24 第5版 文化周刊)
編輯 | 趙路
排版 | 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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