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2日1時27分，最美的「中科院玫瑰」、「中關村的明燈」、中國改革開放後自費留學的開拓者、「兩彈一星」元勳郭永懷烈士的夫人、前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英語系主任李佩先生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9歲。
李佩先生的故事，在許多報章上多有介紹，但是，在中國科學院行政管理局人的心目裡，她有著更加特殊的身份——中國科學院管理局（行政管理局的前身）西郊辦公室第一任副主任。在她的組織下，呂叔湘的夫人、趙忠堯的夫人、趙九章的夫人、鄧叔群的夫人、梁樹權的夫人組成了「家屬委員會」，這可能是中國檔次最高的家屬委員會。中關村地區許多生活上的事情，如衛生、學習、安全、子女教育等，全由她們承擔了起來。在她們的努力下，荒涼的中關村建起了幼兒園、醫務室和中關村最早的小學——保福寺小學（即中關村一小的前身），為中關村早期建設付了很多心血。從1956年初到1961年2月，李佩先生在西郊辦公室工作了5年時間。今天李佩先生離去了，特別摘錄李佩先生的《回憶早年的中關村》，以表達我們對她的哀思。
—— 中國科學院行政管理局
我與郭永懷是1956年秋回國的。記得當時派到深圳羅湖口岸去接我們的，一位是在物理所搞行政工作的胡翼之，另外一位就是現在理論物理所的中國科學院院士、經常能看到他發表文章的何祚庥。到北京後，一開始是住在城裡的招待所，不記得具體在什麼地方了。我們是1956年11月住到中關村來的，一直住到現在。
關於我的工作問題，當時本來科學院要我幫著搞點外事工作。院外事局的局長還把我找去了，中我說這件事，我當然也很喜歡做這項工作。但是，他說這項工作必須經常出差，我覺得不能接受。因為我的女兒還小，她回來的時候5歲。再就是老郭在國外待了那麼多年，他對國內的生活、對國內的情況確實非常隔膜，所以我想還是留在家裡的時間多一些比較好。我選擇了留在中關村做一點行政工作。後來我到了在中關村新成立的西郊辦公室，名義上我是副主任。我剛上班時，主任叫梁書懷，後來換了周文治。大約是1957年的1月或2月，我就上班去了。
當時的中關村跟現在可是完全不一樣。那時候周圍很空曠。我住的，現在叫13樓，起初不是這麼叫，這樓號是後來重排的。我們這一排三幢樓蓋得比較早，先蓋的是14號，就是錢三強、何澤慧他們那幢，然後是15號樓，13號樓是最後蓋的。在我們之後才蓋的10號樓、12號樓。那個時候，這個院子裡該管的事情確實很多。梁書懷主任就找了幾位科學家的夫人，組織家屬委員會，比如，呂叔湘[1]的夫人程大姐、趙九章的夫人、趙忠堯的夫人、梁樹權的夫人等等。這些科學家的夫人們全都來搞家屬工作。
從西郊辦公室來說，都是一些公共事務，管的事情很雜，碰到什麼事，反正你什麼都得管。我記得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派出所，人家陸續住進來了，都要辦戶口啊，請他們能到中關村來辦公，讓科研人員少跑路。然後就是建糧店、副食商店。因為這裡住的人要買菜，都得跑到五道口或者跑到海澱去。所以那時候我就跑到海澱商業局，跟他們商量，在我們中關村這辦辦了個合作社，就是現在北一街那個商店。另外，還開了一個糧店。這就可以買糧買菜了。
中關村醫院一開始是由科學院自己辦起來的。在建立醫院之前還有一段時間是辦個小醫務室。我剛到西郊辦公室的時候，只有兩個護士，都是從部隊裡面過來的。其中有一位，我記得她的丈夫好像是一位老紅軍，是力學所的幹部。一開始就是他們兩個護士，給拿點藥什麼的，看不了病。深更半夜，有小孩發高燒了怎麼辦呢？不要說就近找大夫，就是往遠處找醫院，夜裡也找不到車。大白天到城裡就醫，32路車子大概總要半個鐘頭才有一趟，這是唯一的從中關村到城裡的交通工具。我覺得這個事情非常嚴重，就趕快採取措施。中關村住進了很多科學家，這方面的線索也就多了。
原來西城區兒童醫院的院長或者是副院長吳瓊聰是位很好的兒科大夫，是咱們這兒的原子能所裡的科學院郭挺章的夫人。她晚上回來，這家那家的孩子有什麼毛病都來找她，後來乾脆就請她每個禮拜在這兒看兩個半天的門診。在我回來的第二年還是第三年，郭挺章就去世了。但是，吳瓊聰帶著幾個孩子一直住在這個院子裡。還有，不知是什麼原因，中關村現在靠四環路邊上的23號樓和24號樓，這兩個樓是給了北京大學的，住的是北大的教授。正好我有一位中學時候的老同學，叫沈淑謹，她的先生是北大的，就住在那兒。沈淑謹原來是小兒科的大夫，這時在北京市兒科研究所工作。所以我跟他們的所長商量，說你是不是能夠每個禮拜讓她有個半天時間在中關村這兒幫助我們看門診，給孩子們治病。也很湊巧，沈淑謹的丈夫是陳芳允，也是「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之一。他們家住在10號樓，她父親是位退休的內科老大夫，這時就住在女兒家裡養老。我們就請她出山，家裡人都表示支持。他每天門診半天。老先生是內科大夫，業務的範圍就擴大了。這樣，我們就在中關村辦了一個小小的醫務室，兩個部隊轉業的衛生員做大夫的幫手。醫務室就在「四不要」禮堂西邊的平房裡。我記得鬧流行感冒時，病人多，我們就趕快把常備的藥分裝成小包，病人一來，對症了，就發兩包拿回去吃。
當年，經濟研究所是屬於中國科學院的，這個所也在中關村。所裡有個研究員孫尚清，有一天，他來找我，說他在北京工作，可以他的愛人林桂秋在東北什麼地方，沒法調過來。她是位小兒科大夫，如果可以的話，希望能把她調到北京來就好了。我們那個時候正在擴大醫務室，經院裡批准，就把林大夫調過來了，家也安在了中關村。這樣我們才算正式有了一位小兒科的大夫。後來我們就接著籌辦中關村醫院。當然，這些事都有院裡支持，不然也辦不起來。
我到中國科技大學教課之前，在中關村還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說，海澱區對愛國衛生運動抓得比較緊，我記得那時候經常組織人到每個研究所去檢查衛生。再比如，宿舍裡上下水的問題，原來三層樓房的自來水就常常打不上來，四層樓房常常到了夏天就沒水。我們找自來水公司來打井，打了中關村的第一口井。
還有電話。當初沒有電話可打。中關村最早的28局原來就是中國科學院自己辦的。技術人員是我們自己找的。記得當時有人向我們推薦了一個人，好像這是個是在東北那一個研究所的，技術上很好，就是搞電話的。我們就把他找來，還為此買了一批機器，開始裝電話。各個單位有總機，下邊安分機，想要對外聯繫就方便多了。後來把28局交出去了，由市裡統一管理。
當年為了豐富業餘文化生活，要給大家建一個文化娛樂的場所，也可以用來開大會，這樣就蓋了中關村禮堂，叫「四不要」禮堂。為什麼叫「四不要」禮堂呢？當時科學院管理局下面有一個基建處，基建處的同志介紹了一個建築方案，不要鋼筋，不要水泥、磚瓦和木材，好像就是用預製板搭起來的，沒用多少時間就蓋好了。當時西郊辦公室就在禮堂旁邊的那個四合院裡，蓋這禮堂時，我幾乎每個禮拜天都在辦公。管理局的局長老來問怎麼樣了，有什麼問題呀。總是我在那兒接電話。蓋好禮堂，就成立了中關村俱樂部，我就幫著俱樂部搞一些文娛活動。
還有一件事，就是為孩子們辦好小學。原來有一個保福寺小學，是當地村裡辦的。我來的時候，保福寺小學已經挪到現在中關村一小那個地方了。規模很小，非常簡陋。中關村科學院單位多了，小孩子迅速增加，要讀書，如何辦好小學就成了一個大問題。我們向院裡報告，院裡很支持，就給小學蓋房子，後來就改名「中關村小學」了。小學校長姓王，我跟校長談到好幾次。可能是1959年的暑假裡，我找了幾個所裡的人，幫忙給小學生組織一些課外活動。比如觀察天氣的小組，有看天空識星象的小組，或其他關於生物、數學的小組。搞了一些比較能夠提高孩子興趣的課外活動。各個研究所的年輕人也都非常支持這件事。暑假期間，一個禮拜搞兩次，我也跟孩子們一起活動。
當時我們在西郊辦公室工作的人，確實是為中關村的發展做了很多工作。包括這兒的植樹綠化。那時候沒有綠化隊，就只有一個姓李的老花匠。他非常熱心，但像是組織人植樹這類的事他沒法管。中關村南區大興土木，凡是蓋好了一棟樓之後，樓前樓後都要植樹。因為那個進修講義務勞動，植樹也算是義務勞動的部分。我就組織人去種。給各個研究所派工，要求出多少人，到哪兒去種，我們要做好計劃。事先把樹苗送到那兒去，提出植樹的要求，並負責送茶水。各所來的人，一般都能按時上工，完成任務後收工。中關村南區各樓的樹，差不多都是那個時候種的。
2016年6月，中科院行政管理局顧全局長陪同白春禮院長到中科院中關村醫院探望因病住院的李佩先生
原文選自《中關村科學城的興起（1953—1966）》，胡亞東 鄭哲敏 嚴陸光等口述，楊小林訪問整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72—2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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