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卡蒂埃-布列松
HENRI CARTIER-BRESSON
1908–2004
布列松對繪畫有興趣,曾在1927–28年間跟隨羅特(André Lhote)學習。大約在同一時間,他也開始拍照。他的第一趟攝影之旅,是1931年的東歐,同一年年底,他又去了象牙海岸,1932年返回法國。他在馬賽買了一臺萊卡,之後就用萊卡拍照。1933年,他和童年友伴蒙狄亞克(André Pieyrede Mandiargues)連袂造訪義大利。他在西班牙拍攝的照片,有些刊登在1933年11月號的《VU》雜誌上,內容是關於當時的選舉和社會失序。1933年10月,他在紐約的李維(Julien Levy)藝廊舉辦首次展覽。他是1927年在巴黎的一場派對中結識李維,並一直和他保持聯絡。
Henri Cartier-Bresson, a group of children play amongst rubble, Spain, Andalucia, Seville, 1933
Henri Cartier-Bresson, a couple sleeping on a train, Romania, 1975
Henri Cartier-Bresson,Behind the Gare Saint-Lazare, Paris
超現實主義者欣賞歇斯底裡、狂喜和夢境。1928年的《超現實主義革命》雜誌,以一篇專文讓人注意到該年是歇斯底裡一詞出現五十周年。布列松這兩張照片,都是為了呈現人物的心智狀態。馬賽那名男子所在的空間分裂成幾個部分:有些明白平坦,有些紆曲難解,一如腦部圖案。墨西哥沉睡者把頭倚放在長方形牆面和碎裂人行道之間:介於騷亂和清醒之間。心智狀態是攝影的一大挑戰,因為攝影是一種自然主義媒體。1920年代後期的現代主義攝影師喜歡拍攝一些圖解式照片,例如機器零件、鋼琴琴鍵。布列松的創新之處在於,將這類背景與人物結合起來,暗示兩者之間具有某種意義連結。攝影師並非發現意義之人而是強加意義之人。不過這類照片正是布列松早期作品的特色。
1932至1934年間,他分別去了義大利、西班牙和摩洛哥,旅行空檔留在法國。1934年,他啟程航向墨西哥,執行巴黎人類學博物館委託的法國地理任務。這項任務因為缺乏現金而失敗,但布列松還是在墨西哥市停留了一年,與他同行的夥伴還包括哈林區詩人休斯(Langston Hughes)以及墨西哥畫家阿吉雷(Ignacio Aguirre)。1930年代初,人們的確期待攝師四處旅行,為新畫刊提供報導,但很少會在一個地方待上一年。不過,墨西哥市是個充滿吸引力的地方,1934年,史川德也曾在那裡為政府工作。韋斯頓在那裡待到1927年,布拉沃更是一直住在墨西哥市。1935年3月,布列松和布拉沃連袂在美術宮舉辦展覽。4月,與艾凡斯(Walker Evans)一同參與紐約李維藝廊的「紀實與反圖像攝影展」。李維表示,布列松的照片「腐敗」,而他對攝影的想法「無禮而粗野」。李維指出,布列松的藝術理論無法吸引他,因為他是個「正直謙遜」之人。
Henri Cartier-Bresson,Brie, France
Henri Cartier-Bresson,The Berlin Wall
布列松早期的照片經常上演進退兩難的情境。早在1932年,布列松就體認到生命的起起伏伏,因為他曾在非洲得了重病。而攝影本身也極為仰賴好運,仰賴你能在正確的時間來到正確的地點。但更重要的是,1930年代初的藝術,是在哲學的環境中進行。布列松未來將會知道,他在西班牙拍的新聞攝影,例如擁擠的場景、典型的公民,以及瞬間的風景,評價都不高。其他的非新聞照片,則像是為了彌補前者的平庸,卻成為他今日得享大名的憑藉。它們建構了一種後設敘事,或一種反思現實的詩意藝術。當時最傑出的理論家歐贊凡(Ozenfant),在1928 年出版了《藝術》(Art)一書,他認為,「科學與藝術兩者的目的,都是為了創造奇幻,為生活在現實中的我們提供安慰」。
他在墨西哥市住了一年,由父親提供資助。妹妹賈桂琳後來加入他,兩人於1935年搭船前往紐約。事後回顧,他在紐約李維藝廊的展出是一項成就,不過李維記得那些照片沒賣出半張,而且「攝影在那段時間是一條死路」。他還加了一句:「人們根本無法想像有誰會對攝影展有興趣,更別提買作品了。」他在紐約待了一段時間,遇到剛展開事業生涯的樂薇(Helen Levitt)。她把布列松形容為天才,並說她1941年的墨西哥市之旅是受到他的影響。他也結識了當時介入電影製作的史川德,並可能因此受到刺激,開啟了他對電影的興趣。回到法國後,他設法讓尚.雷諾(Jean Renoir)僱用他,擔任《生活是我們的》、《鄉村一角》和《遊戲規則》等片的助手。
他曾和尚.雷諾一起在電影界工作,主要是負責對白部分。不過1937年他執導了《生活的勝利》,以西班牙內戰期間的共和軍醫院為主題。同一年,革命派超現實主義者暨作家阿拉貢(Louis Aragon)邀請他為《洞察》(Regards,前身為1932年創立的《洞察勞動世界》和《今夜》提供攝影報導。1934年起,法國一直處於紛擾的情緒狀態,那時布列松並不在國內,到了1936年夏天,由布魯姆(Léon Blum)領導的人民陣線取得政權。人民陣線同時包含了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元素,執政後嚴守改革而非革命的路線。其中的第一項改革,是在1936年1月實施集體合同、有薪假期和一周工作四十小時。布魯姆的政府只維持了一年多,隨即被法國的資金外流和一連串的罷工推翻。
1936年那張照片記錄了一個溫暖人心的事件,因為那頂雨蓬看起來像是臨時搭的,而後面那兩名釣客,則是專心做著自己的事,仿佛那是一個大家共享的空間。馬恩河畔那群貪吃客建構了一個容易引起話題的迷人畫面,不過對於關心1938年情勢的公民而言,他們看起來有些自滿。1938年夏天,人民陣線已經瓦解,罷工持續上演,而且只會越演越烈。儘管如此,布列松還是喜歡野餐,因為野餐是研究人物的絕佳機會,而且它代表歡樂。背景中的某處會讓人回想起秀拉(Seurat),因為那是一張非常齊整的影像,帶有傳統的法國風格,卻又同時傳達出極為精準的姿勢:正在倒酒的手,以及那兩名婦人正在吃東西的手。他發展出一種獨特才能,可以在觀察日常的同時提出評論。他的觀察力從以前就有,但在早期的照片中,觀察的重要性比不上觀念。這份才能隨著人民陣線一起取得大權,並成為他在戰後拍攝的許多歐洲照片的特色—這些照片在1955年集結為《歐洲人》一書。
二次大戰期間他入伍服役並遭俘虜。1943年2月逃脫後,於1944年8月見證並拍攝了巴黎的解放。他執導紀錄片《回歸》,探討俘虜和流離失所者的遣返問題。當時他隸屬於聯盟攝影,一家具有合作社性質的通訊社,但因為行政和商業原因以失敗收場。美國人以為他已經在戰爭中喪生,正醞釀在紐約現代美術館為他舉辦一場紀念展。該場展覽最後在他的協助策劃下,於1947年登場。同一年,他和卡帕(Robert Capa)、羅傑(George Rodger)以及西蒙(David Seymour),共同成立了馬格蘭攝影通訊社(Magnum)。1948到1950年間,足跡遠至印度、中國和印尼。1952年出版精選集,收錄1932到1950年間的作品,由巴黎的神韻出版社(Editions Verve)發行。這部備受讚譽的名作由希臘出版人泰裡雅德匯整,他1930年初就結識布列松,也是超現實主義期刊《人身牛頭怪》的藝術指導。該本攝影集的法文版名稱為「Images à la Sauvette」,意指那些照片是在奔跑中拍攝的。如果在「販售」一詞後面加上「à la sauvette」,就是非法在街上販售的意思。英文版的書名是《決定性瞬間》。1954年,當代最偉大的攝影編輯德派爾幫他出版了《轉型中的中國》,布列松以目擊者身分敘述中國政權從國民黨轉移到共產黨的過程。他將該書形容為北京與上海1948年後的大事志。1955年,泰裡雅德出版了《決定性瞬間》的續集——《歐洲人》。
戰爭剛結束時,行旅輾轉的影像極為蓬勃。1930年代,這類照片是由旅行者拍攝,給人一種他鄉遙遠的印象。到了1945年後,這些照片則是表達了地理上的移動,有時也被用來象徵歷史的進程。面對接連上演的重大事件,備感壓力的攝影師們,開始把自己當成局外目擊者,為他們無法理解的歷史進程做見證。他們開始關注一些意外事件,這些事件既能反思他們自身的無助,也能反映參與者的無知。例如,那名盲人或許正在經歷歷史上的一個重大時刻,但在那個當下,他只能感覺到有事情正在發生。也許只是一名攝影師正在尋找素材,儘管如此,他還是得確認一下負責照管當日營收的小孩是不是還在那裡。這種局外見證者人的新概念,正是以布列松為代表,並將繼續發展下去。
#本文摘自
《解讀攝影大師:認識他們的創作人生、觀點與作品觀看之路》
原標題:《他的名字可以和現代主義攝影畫上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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