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著名書法家」稱呼等於罵人?關於書法家「囚徒困境」

2021-01-09 澎湃新聞
中國書法家協會原分黨組書記、原副主席趙長青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前不久接受紀檢部門調查,失聯的原安徽省書協主席、「煤老闆」李士傑組織的「中國書法大廈」百萬現金髮獎金曾引發較大爭議……從最近書壇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可見,書法界存在著不少產業鏈和利益鏈,尤其是書法家「囚徒困境」的存在,一方面,書法在現實中特別火爆,但卻有名家而無名作;另一方面,人人都覺得當個書法家特別容易,但「著名書法家」的稱呼又似乎等同於罵人。
書法評論似乎已經高度物化和套路化,導致批評家和批評對象之間的關係極度扭曲。這一系列現實足夠讓人憂慮,何以如此?

個別書法展幾同雜技秀場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有一個問題總在我腦海中縈繞——書法圈為什麼很多相同或類似的問題會不斷上演、重複出現,似乎總是無法解決,有的甚至越來越嚴重?從書家個體來看,文化修養急速退步,出現透支和惡性透支,即便是名家,藝術水準呈現下降趨勢;從整體上來看,投入和產出極度不合比例,全世界沒有哪個國家圈養如此之多的專職書畫家。一切堅硬如鐵。

對於今天種種令人憂慮的狀況,沒有人能夠置身事外,只要你真正熱愛書法。

首屆「中國書法大廈杯」頒獎現場

目前的現實狀況表明,很多書法家正在步入了「囚徒困境」:初涉書法,生歡喜心,便想如何出人頭地,找到各種辦法求取捷徑;登堂入室後,汲汲於名利,參展入會,順理成章,哪怕不擇手段;成名既久,獲得名利無數,就有了千秋之想,不管是千秋大業還是千秋大夢,總想一試「變法」,有意無意之間會竭力一搏。

似乎只有兩種人不在「囚徒困境」之中:一種是真正的高人,看淡名利,擁有完滿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一種是真實的普通人,自始至終沒有名利慾望的純粹愛好者,自得其樂、自生自滅。真正面對「囚徒困境」的,恰恰是居於兩者之間的渴望名利而有一定目的的人。不過,這兩種情況無一例外地要把「江湖書法」排除在外:一種是偽裝的高人,看起來不可一世,卻極度渴望名利;一種是未入門徑,本質是嘴尖皮厚、腹內草莽的貨色,卻放膽招搖撞騙。

「囚徒困境」是1950年由蘭德公司所提出的有關「非零和博弈」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反映個人的最佳選擇並非集體最佳選擇。這一觀點可以用來解釋書法圈中類似的問題為什麼會重複上演。

「囚徒困境」的例子在書法家的現實生活中有很多。

為什麼現在有些書家相互間在比風格的醜陋,比誰的書寫方式更低級下流呢?類似的各種近乎無恥和無底線的行為泛濫,有可能是讓「江湖書法」給逼的,也可能是從「江湖書法」的手段中看到了商機,因為「江湖書法」從來不怕顯示齷齪,越無恥越能吸引眼球。這就好比現實中生產「毒木耳」的例子。生產毒木耳會對人的身體產生危害,而且終難長久,整個產業時刻都有垮掉的危險,但為什麼有很多人鋌而走險呢?擺在生產商面前的博弈是這樣的:別人生產毒木耳,某人生產優質木耳,別人賺很多錢,某人則無錢可賺。一個人的善行就像滴入大海中的一滴清水,不會改變什麼,也不會引起關注,木耳產業最終會倒掉。別人生產優質木耳,只有某人生產毒木耳,別人賺少量的錢,某人賺很多的錢,一人的惡行就像滴入藍色的海水中的一滴汙水,不會改變什麼,也不會引起關注,木耳產業照樣不會倒掉。所以,無論別人生產毒木耳與否,個人生產毒木耳都是「優勢策略」。然而,一旦有太多的人如此選擇,群起而仿效,直到整個行業腐爛、崩潰。

「囚徒困境」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對於參加展覽和培訓的過度投入。因為參加展覽和培訓班,背負了巨大的壓力去拼工資、拼學歷、拼頭銜、拼職務,只是為了看起來比別人優秀。長此以往,勢必會疲憊不堪。很多人要的不是優越感,只是比別人看起來優越。為什麼書法家需要不停地通過參加展覽和培訓來「刷存在感」?因為別人都在拼命地參加展覽等各類活動。如果不參加活動,似乎就要被「淘汰」了。有一位名家曾當面和我說:「感覺自己兩個星期不辦一次展覽,所有人都會把我給忘了。」拼命追求名利,看起來風光,實質包含幾多無奈。不管入展不入展,成功不成功,針對這方面有大量的精力和財力投入乃是一種「優勢選擇」。絕大多數人都可能這麼想。這樣拼的結果,原本可以改善生活和學書法條件的財力用來投資未必會成功和帶來效益的展覽和培訓方面。由此造成某種競賽和競爭,一直拼到個人財力的最高極限,陷入現實困境。

一些人士將書法視作雜技與視覺表演

綜合來看,人總是習慣從自己的角度出發來思考問題,按照自身邏輯進行所謂的「優勢選擇」,最終卻成為最大的劣勢。在一個群體中,個人做出的理性選擇卻往往導致集體的非理性,各種相互內耗導致了集體的「囚徒困境」。對於每個個體來說的優勢選擇,集合到一起,往往會造成群體的災難。每個人都從自己的利益出發,結果往往會傷害其他人,到最後一定會傷害到自己。明明知道自私的結果是大家都遭受損失,但為什麼還會不由自主地選擇呢?除了天性這一解釋之外,何嘗不是一種無奈的現實選擇?如果別人都自私你不自私,那麼你會受到損失;如果別人都不自私而你自私,你會獲益。所以,無論別人自私與否,自私總是優勢選擇。如果按照正常的邏輯和正常的路徑來研究,付出的成本實在太大了,時間太長了,還未必成功,於是就幻想「走捷徑」,最終成為大多數人的「優勢選擇」。「優勢選擇」和「囚徒困境」之間存在一種惡性循環,導致創作、批評、思考、創新等各自內部和相互之間存在衝突和斷裂。

「囚徒困境」的存在,使得書法家存在自我膨脹和自我矮化的「二律背反」現象:一方面,書法在現實中特別火爆,另一方面,有名家而無名作;一方面,人人都覺得當個書法家特別容易,書法家泛濫成災,另一方面,「著名書法家」的稱呼等於罵人,最終導致了當代書法家普遍存在嚴重的心理分裂,書家存在表裡不一的情況。說出來的都是好聽的,私下裡卻是另外一種話語,表面上都說喜歡聽到批評,實際上更喜歡得到表揚。說真話會得罪人。都知道做學問要淡泊名利,盲目追求名利不好,現實中做不到,口是心非、明知故犯。都知道整天應酬不好,需要靜下來讀幾本書,心有餘力不足而打腫臉充胖子,皆是為了名利。不要說知行合一,即便是言行合一也做不到。首先體現在「文與墨」的脫節上。其次是心與手、心與口、心與身等背離,口是心非、身心分離,心手兩隔,所以不可能有「稱意」之作。在內容上失去優勢,在具體創作方式上,只有「慣性」書寫,所有作品都是急匆匆完成,變成了「應景之作」、「應酬之作」、「應付之作」,缺少自然生發、有感而發、有需而發的心理和生理準備,無病呻吟、裝模作樣的比比皆是。

書法篆刻大展展覽現場,展覽因場地空間等原因,要求書法家提交等作品為大尺幅

書法評論似乎已經高度物化和套路化,導致批評家和批評對象之間的關係極度扭曲。一方面,由於各種利益關係的制約,一些書法家與批評家變成了利益共同體,諸如不同目的的策展會、研討會或觀摩會等,往往在星級賓館中把盞言歡之際,辦展主角的藝術價值就得到充分肯定。一些批評家在眾目睽睽的公共場合宏論灌耳,然而一系列直接抑或間接的利益潛規則早已進行預設,出場露臉,做個表演秀而已。書法批評看似尖銳,異化為讚美,最終淪為「互害模式」——人人都成了「老油條」。另一方面,批評家和創作家之間的互助、互補、互動的關係,曾幾何時,已是「冤家路窄」,成了一種「敵對關係」,以至於互相看不起。面對堅硬的現實,批評成了自說自話,你說你的,我做我的。被批評的對象如果位高權重,根本無法撼動。即使更換了目前的這一位,後繼者仍就如此。一個「拖」字訣,就是萬能。被批評者,裝聾作啞,充耳不聞,所有新聞最終都會成為舊聞,終將不被關注。

原中國書協副主席趙長青的墨跡

原安徽省書協主席李士傑的墨跡

應該說,當代書法用當代人的審美理念去尋找自身發展契機是對的,也是必須的。然而,當下一些所謂的書法創作,卻顯得極不嚴肅,有的甚至是低級趣味的胡鬧。創新成了一種幌子。讓人揪心的是,批評某些人沒有傳統的人,自己作品卻是俗氣無比的江湖書法,批評某些人沒有創新思想的人,自己作品卻缺少傳統的歷練。有人提出,書法在新的時代面臨新的抉擇,尤其是功能的轉變,從實用轉向藝術,從文本轉為圖像,甚至是視覺表現。與此同時,書法的交流方式也改變了,從書齋尺牘到家居園林,單件的小範圍交流,現在主要是展覽,必須強調創作意識,強調視覺效果,甚至據此將書法認定為「書法藝術的視覺化,代表著一種發展方向」。應該說,有些觀點確有道理,書法在現實時代確實面臨很多新問題,與其說是書法面臨的問題,不如說是書法家面臨的問題。書法有著巨大的包容性,在幾千年的時間裡可以應對任何時代的變化。以史為鑑,即便在當下這個日新月異的時代,同樣也可以應對。即便將書法界定為「視覺藝術」,觀點不能說錯,但只是一家之言,所謂的「代表著一種發展方向」就有點誇大了。因為不僅要看到時代的「變」,更要看到書法本身的「不變」。「變」和「不變」是同時存在的。如果僅僅有「變」,沒有「不變」的核心,書法早就灰飛煙滅了。

「求變而不能」成為一種普遍的焦慮。當代自身應該有自身的創造。這個道理誰都懂。批評家認為當下很多人沉不住氣,各種怪招頻頻出現,抄西方、抄民間,不單單是名利心或淺薄心作祟,有時也真的是想尋找一條出路,過於急功近利導致走上了不歸路。不能說有錯,但也不能說沒錯。扭曲、放蕩、狂躁、失控,既是身陷困境的原因,也是身陷困境的結果。第一,功力未到,急於求成,自然不能成功。第二,創新從來不可能「橫空出世」,現在普遍要求絕對的「新」,是古人絕對沒有過的,永遠沒有這種可能,尤其是對於書法來說,歷史性的延續必定大於現代性的變革。簡單地說,必須是先繼承後創新,在繼承中創新,不可能憑空肇造、向壁虛構。第三,現在大多數人是「為變而變」,既非踵事增華,亦非水到渠成,所見最多的就是「胡亂變」,所用最多的「絕招」就是「反著來」——大家都這樣,我偏不這樣。大家都用右手,我就用左手,大家都用手,我就用腳,大家都寫得端端正正,我就寫得橫七豎八、歪歪扭扭。這些都不是真正的求變。俗話說,「窮則變、變則通」,反過來說也是對的,「通而能變,不通則窮」,如果真正打通了自己,打通了書法的內在關隘,是可以找到「出路」的,也就實現了成功變法。

當下很多書家太在意現實評價,甚至也非常在意未來的歷史評價,似乎自己就應該進入書法史。因為種種原因造成力不從心,變得非常糾結。書法家處於「囚徒困境」,是名利誘惑導致精神的墮落。物質享受乃至金錢誘惑使得很多人表現的更為「機智」,使得書法徹底淪為一種「工具」,直至人的自身也變成一種工具。無根的焦慮,文化的隔閡,記憶的陌生,對於自身甚至不了解,到底需要什麼、能做什麼都不關心,不了解為什麼要寫書法,只關心成名獲獎,所有的虔誠、敬畏、信仰全部喪失殆盡。金錢是一個魔咒,扭曲了很多人的方向和心態。金錢成為唯一的甚至絕對的衡量標準和追求目標,導致書法在當代日益走向「工具化」。仰視形而上精神空間,藝術和道德理想不可能實現「共存」,只能與資本勾結——一個新的藝術物化維度變得須臾不可或缺,藝術接受主體身份轉換成藝術消費者。

時至今日,傳統文化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衝擊,認同感越發淡薄,與此相對應的,是傳統道德框架的解體、人文價值觀的失落、人性的異化變質以及正氣的萎縮、良知的消解和浮華世風的滋長蔓延。先哲們對於宇宙和人生有獨到見解。古典哲學中關於拓展格局的思想對當代書家大有裨益。道家的「致虛極,守靜篤」觀點,可培養「靜氣」。儒家的「執事敬」「事思敬」「行篤敬」「修己以敬」等對「敬」的推崇,可以培養「恭敬心」。儒道的「天地大道」和「天人合一」思想,有助於提高人生境界,超越現實羈絆,在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中構建宏觀格局。師承有序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本質就是「書法倫理」。唐以前的書家,都有明確的師承關係。就現實而言,需要重視書法倫理。中國文化體系中絕少宗教,強調的是人文修養,可以彌補。加強人文修養,從書法開始。了解中國文化,亦從書法開始。

蘇軾《寒食帖》局部

「囚徒困境」的存在,意味著一種斷裂和脫節,如果能夠實現融通與和諧,自然不存在所謂的困境。困境人人都會面對,可怕的不是單純的困境,而是身處困境不自知,或是陷入困境不能自拔。面對困境,置之死地而後生,柳暗花明又一村,必定會迎來全新的境界。書法家自身的稟賦包含著一種強大的升華力量,自身完善的修養可以在衝突機制中保持著一種彈性,有利於身心。強調這一點,並非要求書家十全十美,而是說,不管成就高低,個人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必須是一個完滿而自足的系統。也許目前做的不夠好,畢竟學海無涯、學無止境,但一定知道自己的不足在哪裡,自己的方向在哪裡,如何去實現,至少包含三個層面:

第一是個人境界,從「言行合一」到「知行合一」,前者的一致是個人走向真實的條件,後者的一致是達成自由意志行為的條件。第二是書寫境界,從「心手合一」到「身心合一」。就中國傳統而言,「手藝」是身心合一的東方智慧。書法自始至終保持了手工藝性的特點,只是由手操作完成,但不僅僅只是手的作用,必須用全部身心。書寫是從心手合一到身心合一的結果,必須落到實處。第三是文化境界,從「書人合一」到「天人合一」。「書如其人」永遠不會過時。此處的「天人合一」不必過多解釋,側重強調「天時」,重視潮流、把握潮流,但不能隨波逐流。所謂的時代,就是一個人真切地生活在當下,清楚地知道自己活著,如何更好地活著。首先要把握好自己,才能談及把握時代。自己都把握不好,又如何奢望把握時代?改變不了世界,改變不了潮流,改變不了別人,但可以改變自己。現實問題就在於共同價值觀沒有了,就沒有了主心骨,「心」主神明。當代書家如果能夠最終形成一種共識並堅守共識,「囚徒困境」問題便迎刃而解。文化呼喚著書家的心靈回歸,歷史的積澱要求更深層次的精神追求。精神追求使人學會思考,學會用自己的生命體驗生活、感受世界,拒絕盲從,展現不一樣的思想和價值,在多元化的社會中堅守信念。精神追求可使內心強大,對社會和人生有獨到認識,有自身的審美標準。無論面對何種困難與挑戰,都能夠從容應對。把文化作為生命的底色,將書法重新作為認識的對象,以修復、反思和重建的方式呈現出來,以沒有任何目的心境去品味書法、觀察自然,熱愛生活。如是,皈依自然的情感便隨時在個人內心深處升起,還一片寧靜、恬淡的清流給這個紛繁蕪雜的書法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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