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深刻認識打贏脫貧攻堅戰的偉大意義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重要會議、重大場合，反覆強調脫貧攻堅，多次就脫貧攻堅作出重要指示。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再次強調，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讓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是我們黨的莊嚴承諾。習近平總書記關於脫貧攻堅重要性的深刻闡述，指引我們更充分地認識打贏脫貧攻堅戰的偉大意義，進一步增強了我們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的信心決心和工作主動性。
從歷史維度看，如期打贏脫貧攻堅戰將在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發展中首次整體消除絕對貧困現象
中華文明歷史悠久，中國的濟貧歷史同樣久遠。早在先秦時期，中國就有「夫施與貧困者，此世之所謂仁義」的觀點和論述。在儒家文化影響下，古代中國逐漸形成了以民本、大同思想為基礎的慈善傳統，開展了以個體、鄰裡、宗族、會社、機構及政府為主體的慈善救助行為，為近現代中國慈善救助事業發展奠定了思想和實踐基礎。近代以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愛國人士提出民生和社會救助思想，倡導建立了以政府為主導的社會救助制度，形成了近代中國國家社會救助制度的雛形。但是這些努力無法從根本上改變舊中國積貧積弱、普遍處於絕對貧困狀態的現實。
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從黨成立之日起就確立了為天下勞苦人民謀幸福的目標。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誌著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為消除貧困奠定了制度基礎。1978年，中國開啟改革開放進程。1986年，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1993年改為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成立，標誌著中國開始啟動大規模、有計劃、有組織的扶貧開發。1993年以來，國家開始實施《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1994-2000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減貧成就舉世矚目。然而至2012年底，根據現行貧困標準全國還有近億農村貧困人口，消除絕對貧困現象依然任重道遠。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要求出發，把扶貧開發工作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作為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的重點任務，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和安排，全面打響脫貧攻堅戰。脫貧攻堅力度之大、規模之廣、影響之深，前所未有，取得了決定性進展。黨的十九大對脫貧攻堅作出新部署。《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的指導意見》指出，以更有力的行動、更紮實的工作，集中力量攻克貧困的難中之難、堅中之堅，確保堅決打贏脫貧這場對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攻堅戰。3年後如期實現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的脫貧攻堅目標，將在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發展中首次整體消除絕對貧困現象。
從政治維度看，讓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是我們黨的莊嚴承諾
打贏脫貧攻堅戰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宗旨、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的充分彰顯。一大批黨員幹部深入基層發動群眾，以精準扶貧新理念，為貧困群眾辦實事、好事，幫助貧困群眾擺脫貧困，改變貧困現狀，以實際行動回應群眾的基本需求，通過把扶貧同扶志、扶智結合起來，採取宣傳引導、政策激勵、典型示範、村規民約等多種方式，把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調動起來，不斷增強貧困群眾在參與中的主體感、獲得感，促進他們傳統觀念的改變。這正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充分體現，必然使黨群關係、幹群關係更加密切，鞏固共產黨的執政基礎。
打贏脫貧攻堅戰成為培養錘鍊幹部和人才的重要平臺。到貧困村和群眾一起脫貧攻堅，是培養鍛鍊幹部的重要形式之一。脫貧攻堅各種政策的落實，為人才培養提供了具體支撐。第一書記、駐村幹部不僅有事幹，而且有條件幹事、幹成事，這對於年輕幹部是非常難得的鍛鍊機會，對於他們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的形成無疑是有價值的。把幹部鍛鍊培養和脫貧攻堅結合起來，把真正能幹的幹部派下去，若干年後，這些幹部中就會出現一批對鄉村有感情、懂農村、懂農民的國家治理骨幹，這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是脫貧攻堅的重要價值體現。
打贏脫貧攻堅戰是營造良好社會氛圍的重要途徑。實踐證明，脫貧攻堅對整個社會扶貧濟困氛圍形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營造更和諧的發展氛圍，都是重要抓手和載體。東西部扶貧協作，東部地區在支持西部地區減貧發展的同時，拓展了自身發展空間，彰顯了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的價值取向。中央國家機關單位定點扶貧，不僅為定點幫扶縣帶來資金項目、新理念新思路、新技術和新市場，而且定點扶貧成為中央國家企事業單位幹部了解農村、密切幹群關係、培養鍛鍊幹部的重要平臺和渠道。廣泛動員民營經濟、社會組織、公民個人參與脫貧攻堅，激發了人們內心深處扶貧濟困的情感，在幫扶中促進了社會和諧發展。
打贏脫貧攻堅戰是對整個人類都具有重大意義的偉業。新時代脫貧攻堅展現了我國貧困治理體系的巨大價值：以實施綜合性扶貧策略回應發展中國家扶貧問題的複雜性和艱巨性；發揮政府在減貧中的主導作用以回應全球依靠經濟增長帶動減貧弱化的普遍趨勢；我國在實踐中逐步形成並經過大規模實踐檢驗的自上而下、分級負責、逐級分解與自下而上、村民民主評議相結合的精準識別機制，為有效解決貧困瞄準這一世界難題提供了科學方法。脫貧攻堅不僅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生動寫照，而且成為全球反貧困事業的亮麗風景。
從發展維度看，打贏脫貧攻堅戰是我國發展必須完成的底線任務
全面小康目標能否如期實現，關鍵取決於脫貧攻堅戰能否打贏。沒有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就沒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個底線任務不能打任何折扣，我們黨向人民作出的承諾不能打任何折扣。如期完成脫貧任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剛性目標、底線目標。只有脫貧攻堅目標如期實現，解決好貧困人口生產生活問題，滿足貧困人口追求幸福的基本要求，才能凸顯全面小康社會成色，讓人民群眾滿意、國際社會認可。
黨的十八大以來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進展，我國農村貧困人口累計減少6853萬人，減貧幅度達到70%，年均脫貧人數1370萬人，是1994年至2010年間年均減貧人數的兩倍多，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全國農村平均水平的差距進一步縮小。前所未有的大規模、高強度集中投入，促進了貧困地區農村基礎條件的明顯改善和公共服務水平的明顯提升，變化之快、變化之大前所未有。貧困地區特色優勢產業迅速發展，旅遊扶貧、光伏扶貧、電商扶貧等新業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快速發展。生態扶貧、易地搬遷扶貧、退耕還林等明顯改善了貧困地區生態環境，奠定了實現生態保護和扶貧脫貧有機結合的基礎。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精準管理、精準退出等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實施，明顯提高了貧困地區基層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打贏脫貧攻堅戰，不僅要在改善貧困人口生產生活條件上著力，更要注重提升教育、醫療、文化等方面的公共服務水平，使他們跟上全面小康的步伐。全體人民安居樂業，是社會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堅實基礎。
從治理維度看，在脫貧攻堅戰中不斷完善的中國特色脫貧攻堅制度體系成為貧困治理的中國方案
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是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扶貧工作論述的重要內容，是對傳統扶貧開發方式的根本性變革。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圍繞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以改革為動力，創新扶貧體制機制，逐步建立了中國特色脫貧攻堅制度體系。
中國特色脫貧攻堅制度體系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責任體系。加強黨對脫貧攻堅的全面領導，實行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管理體制。中西部2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黨政主要負責同志向中央籤署脫貧攻堅責任書，立下軍令狀，省市縣鄉村五級書記一起抓。貧困縣黨委和政府承擔脫貧攻堅主體責任，黨政一把手攻堅期內保持穩定。強化東部省份和中央各單位脫貧攻堅責任。二是政策體系。圍繞落實《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中央各部門和各地區相繼出臺和完善「1+N」的脫貧攻堅政策舉措，打出政策組合拳。三是投入體系。確保扶貧投入與打贏脫貧攻堅戰要求相適應。扶貧資金由過去的中央財政投入為主，轉變為中央、省、市縣投入「三三制」局面，金融資金、社會資金成為新的投入渠道。出臺扶貧小額信貸和扶貧再貸款政策，加強保險扶貧、資本市場扶貧和土地政策支持等。四是工作體系。開展建檔立卡，摸準貧困底數，著力解決扶持誰的問題；組織駐村幫扶，增強一線力量，著力解決誰來扶的問題；實施「五個一批」，推進分類施策，著力解決怎麼扶的問題；制定退出辦法，嚴格考核評估，著力解決如何退的問題。五是動員體系。發揮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動員各方面力量合力攻堅。加強東西部扶貧協作，深化細化中央單位、軍隊和武警部隊定點扶貧。動員中央企業開展「百縣萬村」精準扶貧行動，動員民營企業開展「萬企幫萬村」精準扶貧行動。確定10月17日為國家扶貧日，設立全國脫貧攻堅獎和全國脫貧攻堅模範，建設中國社會扶貧網，不斷完善社會動員和參與機制。六是監督體系。對各地開展脫貧攻堅督查巡查、民主監督，中央巡視把脫貧攻堅作為重要內容，加強紀檢監察、檢察、審計、財政等部門和媒體等監督力量的合作，改進督查巡查辦法，確保監督工作質量。七是考核體系。出臺省級黨委和政府扶貧開發工作成效考核辦法、東西部扶貧協作考核辦法、中央單位定點扶貧考核辦法，組織省際交叉考核、第三方評估、財政扶貧資金績效評價和媒體暗訪，實行最嚴格的考核評估。
這套體系的建立並在實踐中不斷完善，具有鮮明的創新性、科學性、指導性，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把打贏脫貧攻堅戰作為重大政治任務，強化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管理體制，強化黨政一把手負總責的領導責任制，明確責任、盡銳出戰、狠抓實效。各級黨委和政府要以更加昂揚的精神狀態、更加紮實的工作作風，團結帶領廣大幹部群眾堅定信心、頑強奮鬥，萬眾一心奪取脫貧攻堅戰全面勝利。
（作者：黃承偉，系國務院扶貧辦全國扶貧宣傳中心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