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以文牘治國,經常呈送到皇帝案頭的文書有題本、奏本和奏摺三種。
作者:劉江華
明朝初年,臣民有事要告訴皇帝都用奏本。明成祖朱棣登基後,於1424年進行了改革,增加了題本。此後,題本、奏本並行於明清兩代,直到1748年乾隆下令廢止奏本。
題本和奏本有何區別呢?簡單說起來,就是「公題私奏」——公事用題本,如職官任免、懲處撫恤、戶籍田賦等;私事用奏本,如降罰、謝恩等。
在清代,題本有部本、通本之分——凡中央六部等各在京衙門,所上題本稱部本;凡地方各級官衙所上題本,通常由通政使司轉交內閣,故稱通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1000萬件檔案中,清代題本多達200餘萬件,內容包羅萬象,構成清史系統、完整、全面的記錄,是研究清代歷史不可或缺的第一手史料。
1901年六月,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奏請廢除題本。八月,清政府以整頓庶務為名,決定廢止題本,所有官員上奏只用奏摺。奏摺為清朝所發明,是清代專有的一種文書。從字面上講,奏摺即是摺疊而進的臣子向皇帝報告事件的文書。一般認為,它出現在康熙中期,成熟於雍正朝,與清朝相始終。奏摺的內容,一開始主要是奏報私事,後來逐漸擴大,無所不包。但它與題本、奏本最大的區別,不在於內容,而是處理方式。題本、奏本投送內閣之後,內閣大臣先行閱看,擬寫票籤,即「票擬」,夾在本內一併送皇帝御覽,得旨後照旨批寫朱字。而奏摺則是直接遞送皇帝、不假手他人。也因此,更具保密性和神秘性。
現存最早的奏摺,是1693年蘇州織造李煦到任後給康熙所上的請安折。不過專家研究發現,至少在順治時就已有「密封奏摺」之名——順治朝禮部侍郎王熙,在其自傳年譜中,就有「辛丑。三十四歲。……及奉諭詢問『密封奏摺』俱不敢載」之語。按王熙年齡推算,辛丑為順治十八年(1661年),這表明,當時君臣間已有密件來往。
統計表明,現存硃批奏摺有16萬餘件,其中康熙朝密折3000餘件,雍正朝密折2.2萬餘件。雍正在位只有13年而康熙當了61年的皇帝之久,為何二人所留下的密折相差如此之大?這和雍正對密折制度的改革有關——康熙硃批後的奏摺,是由上奏人自行保管,不必上繳,以致不少散佚,甚至被焚毀——比如江寧巡撫吳存禮就曾奉康熙之命,把康熙五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一折燒掉;而雍正繼位後,就下旨令臣下將康熙和自己所硃批的奏摺封存繳進,否則「日後發覺,斷不寬恕,定行從重治罪」。如雍正時曾署理直隸總督的蔡珽,在1728年被參私藏硃批奏摺三件,犯「大不敬」罪,險遭不測。經雍正整飭,定期繳進硃批奏摺成為定例,自此歷朝奏摺大致完備。雍正在無意之中,為後世保留了大量珍貴的檔案史料。
雍正現存硃批奏摺2.2萬餘件,雖比康熙3000餘件多很多,但比起乾隆的5萬餘件,還是少不少。可為何公眾對雍正的奏摺最熟知也最感興趣呢?
這和雍正為清代奏摺所付出的心血息息相關。
雍正擴大了上奏摺官員的範圍。康熙朝時期,最初密摺奏事的均為皇帝親信,如蘇州織造李煦,江寧織造、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等。1701年起允許地方官具摺奏事。但這時獲準上折的官員多有因緣——如廣東提督趙弘燦、河南巡撫趙弘燮,是徵吳三桂功臣趙良棟的兒子;江寧巡撫宋犖,曾為康熙兩次南巡接駕。1712年,康熙又命領侍衛內大臣、大學士、都統、尚書等上摺奏事。終康熙一代,有權密奏者約百餘人。而統計表明,雍正朝短短13年中,有1100餘名官員有上奏之權,是康熙朝的10倍——比如,康熙時總督奏摺獨少。或許是因為康熙覺得總督為一地之長,原有題奏之權,毋須密奏。而雍正即位第一年,就下令各省督撫密上奏摺;到後來,提督、總兵官、布政使、按察使、學政,甚至一些州府縣的中下級官員,也都有了書寫密折的權力。
雍正即位之初,曾感慨「耳目不廣,見聞未周,何以宣達下情,洞悉庶務?」為了儘快了解下情,雍正一開始還曾實施過輪班密奏制度,要求尚書、侍郎以及各科道官員輪流每人每日上一份密折,一折只說一件事。實在無事可奏,也要在奏摺中聲明。桐城派散文創始人方苞時為內閣大學士兼禮部侍郎,就有一封密折,聲明:「苞在修書處,無事可奏。」或許因為這種輪流言事的制度很容易變成形式主義,收效不大,很快就被取消。
最重要的是,雍正完善了清代奏摺制度。他欽定了一套和奏摺有關的規章,自繕折、裝匣、傳遞,到批閱、發回本人,再繳進宮中,都有一定程序,不允紊亂。這套文書制度的確立,不像某個官衙的設置,雖是無形的,但影響之大遠超一般衙門的興廢。比如,奏摺用紙分為素紙、黃面黃紙、黃綾面黃紙、白綾面白紙四種。黃紙為請安時用,白紙為大喪時用,素紙為陳事所用。曾有觀點說陳事的素紙規定為宣紙,這顯然是想當然——奏摺用紙均為竹紙。當時宣紙名貴,臣僚平常繕寫呈奏用不起,也沒有那麼多宣紙可供。現存的大量奏摺原件也表明,奏摺所用紙張為竹紙而非宣紙。
比如,關於奏摺的書寫。奏摺例須本人親筆,康熙朝已成定例。康熙為人審慎,生怕密折洩露,一再叮囑臣下要自己寫奏摺。他自己也是親自批覆每一件奏摺,曾說:「所批硃筆諭旨,皆出朕手,無代書之人。此番出巡,朕以右手病不能寫字,用左手執筆批旨,斷不假手於人。故凡所奏事件,惟朕即原奏人知之。」雍正朝更是如此。只有題奏者身體不適,或年邁眼花手不能握筆,方可偶爾可以請人代書——不過,據清宮檔案可知,大臣親書奏摺一事尚大可通融,許多奏摺均非本人書寫。
奏摺寫好之後,經過封套、固封、裝匣、加銅鎖等程序,再用蓋有御押黃紙封口,包以黃包袱,然後遞送。康熙朝可能尚無折匣,而用木夾板;雍正即位後,讓內廷特製了木質皮襯裡的折匣,根據上折者職所離京城的遠近以及上折的頻次,頒給2到8個折匣,以滿足源源不斷交流的需要。1727年,福建巡撫常賚署中被偷,失去折匣鑰匙,只得向將軍石禮哈借用開啟。這表明,折匣的銅鎖當為宮廷特製,非坊間鎖匠所能開啟。
奏摺的遞送方面:督撫大員的奏摺直送紫禁城乾清門,交奏事官收呈;其他官階較低者的奏摺,或交上司乘便轉達,或由家丁攜送進京,首次交乾清門奏事官,以後則由雍正指定的轉折大臣上呈。如怡親王允祥、戶部尚書張廷玉、禮部侍郎蔣廷錫等。為何要轉交呢?原來,雍正最講究體制,雖允許道臺、縣令等微員密奏陳事,但又擔心上下顛倒、無法無天,終會影響人君專制。用轉交的辦法,既能擴大上折者的範圍,又不違反體制,可謂一舉二得。
一般公認,清朝十三帝中,康熙、雍正的硃批較有個性,尤以雍正為最。1707年,獲悉武英殿總監造赫世亨遵照自己所囑用藥病情好轉,正在外地的康熙十分高興,在硃批中打趣道:「聞赫世亨已大愈,未盡報朕言,待朕回宮,斷不寬宥,必將赫世亨交與其妻掐死。」至於雍正的硃批中,具有個性的話就更多了:1724年,朝廷向河南購買小米準備運往江南。河南巡撫田文鏡上摺子說江南人不吃小米不如改運小麥,但戶部尚書張廷玉和吏部尚書朱軾說:小米粥那麼好吃,南方人一定也愛吃。結果運去後無人問津。雍正大怒,狠狠地責備了張廷玉等人,同時又誇獎田文鏡用心辦差,實心辦事。田文鏡感到無比恩寵,在給雍正的摺子中說自己「愚昧無知」,能把事情辦對「此皆疊蒙聖恩多方教導」。雍正收到摺子,當即下了這樣一段流傳甚廣的硃批——「朕就是這樣漢子,就是這樣秉性,就是這樣皇帝。爾等大臣若不負朕,朕再不負爾等也,勉之。」
硃批除展示了雍正個性之外,更是雍正勤政的最好記錄。登基頭一年的1723年,京口將軍缺出,雍正命叫李杕署理,大學士票擬時誤將張天植擬用為副都統署理京口將軍。事情發覺後,大學士們自請交吏部議處,雍正卻藉機表示自己年富力強,可以「代理」大學士所應為之事,「國家政治,皆皇考所遺,朕年尚壯,爾等大學士所應為之事,尚可勉力代理,爾等安樂怡養,心力無耗,得以延年益壽,是亦朕之惠也」。
據雍正自己所說,他每天硃批的奏摺,多的時候有五六十封。雍正所言,應為不虛——現存檔案顯示,閩浙總督高其倬在1726年9月27日這天所上的奏摺就有十份之多!
雍正對臣子的奏摺,並非一翻而過,很多都有詳細的硃批。清宮檔案顯示,在年羹堯一份談及羅卜藏丹津的奏摺上,雍正的硃批有二百餘字;另有一件要年羹堯留心眾蒙古王子的硃批,則多達三百言!在《雍正硃批諭旨》中,常有雍正深夜批折的記錄——「日間刻無寧晷,時夜漏下二鼓,燈下隨筆所書」、「燈下批寫,字跡可笑之極」、「丙夜燈下逐條省覽,一一批示矣」……
雍正對奏摺制度最為堅持,獎懲毫無手軟。雍正規定了硃批奏摺定期繳進位度,對違反者,嚴加處置。
雍正規定下級官員的奏摺須由轉折大臣轉交。這種轉交的方式,雍正時執行也很嚴格:1724年,時為雲南布政使的李衛遣人送折至京,本應由怡親王轉交。偏巧怡親王有事出京,齎折人只得原匣攜返。浙江布政使佟吉圖因未照規定,就受到雍正的詰問。
更為關鍵的是,雍正對奏摺保密的堅持。奏摺既然涉及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涉及官員的取捨,也就決定了它的保密性。康熙十分重視奏摺的保密性,不時叮囑蘇州織造李煦等「凡有奏貼,萬不可與人知道」。雍正更是一再以此要求具折人,在硃批中一再告誡臣下:「慎密二字,最為要緊,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可不畏乎?」四川巡撫鄂昌的叔叔鄂爾泰是雍正的寵臣,主持了歷史上有名的「改土歸流」工作,累官雲貴總督、內閣首輔。但在命鄂昌書寫奏摺的硃批上,雍正說:「密之一字,最為緊要,不可令一人知之,即汝叔鄂爾泰亦不必令知。」甚至骨肉至親也不應示知,廣東布政使王士俊曾申明:「一切奏摺無不倍加謹密,即臣子弟同在署中者皆未嘗得窺底裡。」
和我們在影視劇中常看到的「轅門點炮拜折」不同,出於保密需要,奏摺遞送時不可張揚,有人請派兵保護齎折人役,還遭到雍正的痛責。除非特別緊要之事,否則禁止利用傳驛遞送奏摺。自然,雍正之後,隨著奏摺的普及,利用驛站和兵部捷報處送奏摺的,也就逐漸增多了。
摺子到了內廷,雍正一人開閱,寫硃批,不要任何人員參予此事。而對於洩露密折和硃批內容者,雍正則進行相應的懲罰。如原甘肅提督路振聲將硃批中對其弟固原提督路振揚的褒語抄告乃弟,路振揚又因此上折謝恩。雍正即批評道:「朕有旨,一切密諭,非奉旨通知,不許傳告一人,今路振聲公然將朕批諭抄錄,宣示於爾,甚屬不合,朕已另諭中飭。」1724年,雍正發現了閩浙總督覺羅滿保、山西巡撫諾岷等存在奏摺洩密的情況,決定停止他們書寫奏摺的權力,以示懲罰。直至羅滿保等承認錯誤,請求恢復他們的密奏權,雍正才從政事出發允許了。楊名時出任雲南巡撫時將洩漏密折於外人,遭停止奏摺。1726年,楊名時已擢為雲貴總督,又誤將密諭載入密諭載人本中,雍正下旨嚴責,並將楊名時解職,改為暫署。
根據《大清會典》和《縉紳錄》的記錄,清朝文官規模基本維持在1.4萬人上下。加上武官,也就三四萬人左右。儘管雍正擴大了上折者的範圍,但1000多人相對數萬官員來說,還是少數——也就是說,獲準上折者自然會引以為榮。為此,雍正一再要求具折人不要聲張。湖廣襄陽府同知廖坤以微員獲準摺奏,竟以此誇示於其同鄉蔡仕舢。雍正得知後,立即停止其上折的權力,以致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存的廖坤奏摺,只有兩件。
此外,官員被革職,其上折之權自然隨之失去。如果還想上折言事,就需要得到皇帝的特許。1854年四月,以在籍侍郎身份督率湘軍的曾國藩,因水師進攻靖港失敗自請從重治罪。之後,鹹豐下旨將曾國藩革職。進入五月,鑑於自己馬上就要帶兵出湖南與太平軍作戰、需要隨時奏報軍情,曾國藩上《請準單銜專摺奏事片》,請求準許「專摺奏事」。如此,才重獲鹹豐同意「著準汝單銜奏事」。
前段時間,有臺灣網友總結了清代大臣的「垃圾奏摺」,列數了部分大臣奏摺中關於進貢芒果、書籍以及問候皇帝身體等的重複、囉嗦,一時走紅網絡。
清代奏摺,內容確實無所不包,但撮其大者,主要有請安、謝恩、繳批和陳事四類。
康熙時,蘇州織造李煦最初十餘年來的密折,都是雨水、收成、物價等瑣事,並無機密性可言。甚至,康熙還讓他們將笑話寫入奏摺。他就告訴曹寅的兒子曹頫,那怕是笑話,也可以入奏,「雖不管地方之事,亦可以所聞大小事,照爾父密密奏聞,是與非朕自有洞鑑。就是笑話也罷,叫老主子笑笑也好。」
雍正精力過人,事事都想插手,臣工也往往以雞毛蒜皮之類的小事入奏。1728年六月,河南巡撫田文鏡奏報,河南府孟津縣居民翟世有拾得陝西棉花商人秦泰銀170兩,歸還原主,並不收謝。雍正看後十分高興,硃批「小民慕義乃屬可嘉可喜之事,有旨諭部矣」。不久,又特頒上諭嘉獎。一個月後,田文鏡又上奏陳姓百姓撿到銀二十四兩八錢全數送還,力辭酬謝。這同樣獲得硃批稱讚。翻檢《雍正硃批諭旨》可知,雍正至少還硃批表揚過署理直隸天津總兵官管承澤、山西巡撫石麟、直隸總督李衛折中所陳的「拾金不昧」事——牽涉到的銀兩或只有六兩五錢,或僅是九兩一錢!
至於被「詬病」的各地報告雨雪、糧價的奏摺,其實是始於康熙朝的雨雪糧價情形單。中國是農業大國,每年降水量的多寡,直接關係到農業收成的豐歉及糧價的升降,進而影響百姓的生存安危、攸關國家賦稅,甚至牽涉到國家的昌盛與安定。康熙朝起,要求地方督撫每月報告當地的雨雪、糧價及收成情況。這一世界上僅有的雨雪糧價奏報制度,延續有清一代後,已成為研究清代社會學、經濟學、氣象學等方面的重要資料,並非「垃圾奏摺」。
雍正晚年,意識到朝廷內外還有很多人懷疑自己是篡位登基後,出於為自己辯護等目的,1732年,他下令將自己的部分硃批諭旨編纂後刊刻分發給大臣。自然,編纂是經過審查和刪修。比如,高其倬失寵後,雍正就將此前誇獎他的硃批一概抹掉;署理雲南巡撫楊名時一份奏摺的硃批,原為「此皆楊名時所薦之科甲中人物」,刊本改為「恐未必如楊名時所薦之科甲中人物」。1733年起,《雍正硃批諭旨》次第問世並頒賜臣工,到乾隆繼位第三年的1783年全部刊齊。所收的8000多份硃批奏摺,約佔臺北故宮博物院所收的雍正2.2萬份漢文硃批奏摺的十分之三四。
在很多人心目中,除了康熙、雍正之外,其他清帝的硃批都是呆板乏味,只有「知道了」、「依議」、「該部知道」等套話。其實不然,謹以鹹豐為例,1854年,曾國藩率水軍進攻駐紮靖港的太平軍遭遇大敗,羞憤之下投水自盡,被救起後又寫了遺折準備再度自殺。但事後奏報軍情時,沒有將遺折一起寄送。鹹豐看後,不明所以,便毫不客氣地硃批道「此奏太不明白,豈已昏聵耶!」在江西被石達開圍困並與當地官員關係緊張,曾國藩心灰意冷,1857年借父親病故之機離開軍營回湖南老家。之後,面對鹹豐的徵召一再藉故推脫、不肯出山,直至1858年六月才肯帶兵救援浙江。鹹豐得知後,在曾國藩的《恭報起程日期折》上硃批「汝此次奉命即行,足徵關心大局,忠勇可尚。」
鹹豐的硃批表明:皇帝馭下,跟家長管孩子異曲同工——其實不也是打一巴掌揉三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