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史中"內史"與"外史"劃分的消解

科學史中的「內史論」與「外史論」已經是科學史界和科學哲學界十分熟悉的概念。可以說，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構成了科學編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對其進行分析，對於一階的科學史研究來說，具有特殊的價值和意義。本文從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以下簡稱SSK）的立場出發，指出這種劃分實際上是可以被消解的，而且這種消解又可以帶來科學觀和科學史觀上的新拓展。

一、科學史「內外史」之爭

在討論科學知識社會學對「內外史」劃分的消解之前，我們先且按傳統的標準和劃分方式對「內史論」與「外史論」的含義及「內外史」之爭做簡單的回顧與分析。

一般而言，科學史的「內史」（internal history）指的是科學本身的內部發展歷史。「內史論」（internalism）強調科學史研究只應關注科學自身的獨立發展，注重科學發展中的邏輯展開、概念框架、方法程序、理論的闡述、實驗的完成，以及理論與實驗的關係等等，關心科學事實在歷史中的前後聯繫，而不考慮社會因素對科學發展的影響，默認科學發展有其自身的內在邏輯。科學史的「外史」（external history）則指社會等因素對科學發展影響的歷史。「外史論」（externalism）強調科學史研究應更加關注社會、文化、政治、經濟、宗教、軍事……等環境對科學發展的影響，認為這些環境影響了科學發展的方向和速度，在研究科學史時，把科學的發展置於更複雜的背景中。

從時間上來看，20世紀30年代之前的科學史研究（包括薩頓的編年史研究在內）基本上都屬於「內史」範疇。直到20世紀30年代默頓和格森發表了有關著作之後，科學史研究才開始重視外部社會因素對於科學發展的影響，並逐漸形成了與傳統「內史」研究不同風格的編史傾向。這才出現了科學史的「外史」轉向，並引起了所謂的「內外史」之爭。

具體而言，「內外史」之爭的焦點在於外部社會因素是否會對科學的發展產生影響，或者說，在科學史的研究中，這些外部影響是否可被研究者忽略。其中，「內史論」者認為，科學的發展有其自身的內在發展邏輯，是不斷趨向真理的過程；科學內在的認知概念和認知內容不會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且科學的真理性和內在發展邏輯往往使得其發展的速度和方向也不受外部因素的影響。相反，「外史論」者則堅持認為，儘管科學有其內在的概念和認知內容，但是科學發展的速度和方向，往往是社會因素作用的結果。在其看來，社會的、經濟的、宗教的、政治制度的和意識形態的因素，無一不對科學研究主題的變化和科學發展進程的快慢產生重要影響。

在20世紀30－40年代，因為格森和默頓等人的工作，「外史論」在科學史界逐漸開始引起人們的注意。然而，二戰後期直接源於坦納裡、迪昂、邁耶遜、布魯內和黙茨格的法國傳統的觀念論綱領開始流行。正如科學史家薩克雷所說，由於觀念論的哲學性歷史佔主導地位，在50－60年代的大部分時期，人們很自然地注意遠離任何對科學的社會根源的討論。即使出現這種討論，那也是發生在一個明確界定的領域，並由社會學家而非科學史家進行。在這一時期，柯瓦雷關於伽利略和牛頓的經典研究奠定了觀念論科學史的主導地位。20世紀60年代後期到70年代初，「外史論」在另一種意義上又重新發揮了影響，顯示出較為活躍的勢頭，這與科學哲學中歷史學派的出現不無關係。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科學知識社會學（SSK）的發展，對科學的社會學分析開始興起，其中，不但科學的形成過程和形式，連科學的內容也被納入了社會分析的範圍，科學知識的內容因其社會建構過程，也受到各種外在因素的影響，科學既被看成是一種知識現象，更被看成是一種社會和文化現象。

可以說，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科學史家在研究方法和解釋框架上的一些變化和爭論，大多是圍繞著界定、區分和評價「內史論」與「外史論」，是在這兩者彼此對立存在（雖然也有認為兩者可以綜合融通的看法）的前提下展開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對「內外史」研究的變化與爭論進行分析，可以窺見20世紀以來西方科學史研究側重點和範式變化的歷史脈絡。

二、國內學者的態度及其前提假定

對於西方科學史研究的「內外史」演變和爭論，國內學者的態度大抵可以分為以下兩類：一種是埋首於個人的具體研究，不去關心和討論這個編史學理論問題，但潛在地卻基本同意「內外史」的劃分，這類學者佔大多數；另一種是對該問題做了專門的研究和討論，當然這些學者在人數上不是很多。在這類學者當中，通常極端的「內史論」和「外史論」都不被他們同意，他們從某種程度上堅持的二者的綜合運用。

具體而言，在第一類學者看來，具體的一階研究更為重要，討論「內外史」之爭問題往往是「空談理論」，對於實際的科學史研究沒有多大意義。究其原因可能在於國內科學編史學研究相對來說一直是較為薄弱的環節，其價值和意義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不過，值得注意而且也不可否認的一點是，在這些一階的研究中，「內史」所佔的比重遠遠超過「外史」。在許多學者看來，科學有其內在的發展邏輯，科學史描述的就是科學自身發展的歷史和規律。少數「外史」研究也大多停留在描述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因素對科學發展的速度、形式的影響上，把社會因素作為科學發展的一個外在的背景環境來考慮，尚未觸及到社會因素對科學內容的建構與塑型的層面。

在第二類學者中，80年代末就已經有人討論過這個問題。他們指出科學中的多數重大進展都是由內因和外因共同作用促成的，認為在「內史」和「外史」之間必須保持必要的張力。隨後一些學者較為系統地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科學史研究的「外史」轉向進行了專門研究。他們通過對國際科學史刊物ISIS自1913年到1992年的論文和書評進行的計量研究，發現科學史的確發生了從內史向外史的轉向，20世紀80年代之前以內史研究為主，80年代之後以外史研究為主。此外，他們還就「內史」為何先於「外史」、「內史」為什麼轉向「外史」、「內史」與「外史」的關係究竟如何進行了分析，總結了國外學者關於「內外史」問題的觀點，並認為「內外史」二者應該有機地結合起來。其理由在於「極端的『內史論』會使科學失去其賴以生存的社會動力和基礎，無法解釋科學的發生和發展；極端的『外史論』又會使科學失去科學味，而顯得空洞。」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學者雖然未對「內外史」問題進行專門研究，但從不同的關注角度出發，大多都認為科學史的「內史論」與「外史論」必須進行某種綜合。

無論是不去討論「內外史」問題，還是總結國外學者的觀點並主張「內外史」綜合，第一類學者和第二類學者都默認了「內史」與「外史」的劃分方式，且大多更為看重「內史」。如果對他們的觀點做深入分析，不難發現在背後支撐著這種劃分及側重的仍然是傳統的實證主義科學觀。這種科學觀認為，科學是對實在的揭示和反映，它的發展有其內在的邏輯規律，不受外在的社會因素的影響，科學的歷史是一系列新發現的出現，以及對既有觀察材料的歸納總結過程，是不斷趨向真理和進步的歷史。這種科學觀指導下的科學史研究就必須揭示出科學發展的這種「內在」發展邏輯，揭示科學的縱向的「進步」歷史。例如，有學者在從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和科學、科學史的發展來談「內史」先於「外史」的合理性時，提到「科學史一開始的首要任務就是對科學史事實在（包括科學家個人思想、科學概念及理論發展）的內部因素及產生機制的研究。而這一科學史事實在內部機制的研究構成了科學史區別於別的學科的特質和自身賴以存在的基石。也就是說內史研究是科學史的基礎和起點；」「外史是在內史研究的基礎上隨著科學對社會的影響增大而非研究外史不可的地步時才逐漸從內史中生長出來的。」這些觀點大致包含了這麼幾層含義：首先，科學史事實在內部蘊含了科學發展有其獨立於社會因素影響之外的內部機制、邏輯與規律；其次，對這些科學發展規律、機制及內部自主性的研究構成了科學史學科的特性；最後，注重科學內部理論概念等的自主發展的「內史」研究先於「外史」研究，「外史」在某種程度上只是「內史」的補充。儘管一些作者堅持一種「內外史」相結合的綜合論，但仔細分析起來，其「外史」仍然沒有取得與「內史」並重的位置。而且，其強調的「外史」研究也只是重視「分析科學發展的社會歷史背景如哲學、社會思潮、社會心理、時代精神以及非精神因素諸如科學研究制度、科學政策、科學管理、教育制度、特別是社會制度和社會經濟因素的科學發展的阻礙或促進作用。」此外，從一些學者的總結性論文中可以發現，在那些圍繞著「李約瑟問題」而討論近代科學為什麼沒有在中國產生的諸多研究中，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在這裡，種種社會因素只被看成是科學活動的背景（儘管可能是非常重要乃至於決定性的因素），而不是其構成因素。因為在他們看來，科學有其自身發展的內在邏輯，科學方法、程序以及科學結果的可檢驗性保證了科學本身的客觀性，對科學的歷史的研究，必然要以研究科學本身的內在邏輯發展為主要線索，科學史仍然是普遍的、抽象的、客觀的、價值中立的、有其獨立的內在發展邏輯科學活動的歷史。

李約瑟

由此可見，對「內史」與「外史」的傳統劃分的堅持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綜合」運用，都是以科學的的一種內在、客觀、理性及自主獨立發展為前提假定的，只有基於這樣的科學觀，才可能使得「內史」研究和「外史」研究分別得以成立，「內史」與「外史」的劃分才成為可能。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西方科學史界「內史論」與「外史論」的爭論之所以長期持續，原因可能恰恰在於這種科學觀本身。它使得研究者或者片面強調「內史」，完全否認「外史」研究的合法性；或者雖偏重「外史」，卻仍只將社會因素作為科學發展的背景來考察；或者雖強調「內外史結合」，卻仍以「內史」為主，「外史」為輔。要結束這種爭論，就必須在科學觀和科學史觀的層面進行超越。科學知識社會學正是基於對這一科學觀和前提假定的解構，消解了傳統的「內史」與「外史」的劃分。

三、科學知識社會學對「內外史」劃分的消解

科學知識社會學出現於20世紀70年代初的英國，它以愛丁堡大學為中心，形成了著名的愛丁堡學派，其主要代表人物為巴恩斯、布魯爾、夏平和皮克林等。SSK明確地把科學知識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探索和展示社會因素對科學知識的生產、變遷和發展的作用，並要從理論上對這種作用加以闡述。其中，巴恩斯和布魯爾提出了系統的關於科學的研究綱領，尤其是因果性、公平性、對稱性和反身性四條「強綱領」原則。除此之外，SSK的學者如謝廷娜、夏平和拉圖爾等，在這些綱領下做了大量成功的、具體的案例研究。

「愛丁堡學派」自稱其學科為「科學知識社會學」，主要是為了與早期迪爾凱姆和曼海姆等人建立的「知識社會學」，以及當時佔主流地位的默頓學派的「科學社會學」相區別。在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中，對數學和自然科學知識是不能做社會學的分析的，因為它們只受內在的純邏輯因素的決定，它們的歷史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內在的因素。在默頓的科學社會學中，科學是一種有條理的、客觀合理的知識體系，是一種制度化了的社會活動，科學的發展及其速度會受到社會歷史因素的影響，科學家必須堅持普遍性、共有性、無私利性等社會規範的約束。而科學知識社會學則首先不贊成曼海姆將自然科學排除在社會學分析之外的做法，他們認為獨立於環境或超文化的所謂的理性範式是不存在的，因而對科學知識進行社會學的分析不但可行而且必須，布魯爾對數學和邏輯學進行的社會學分析便充分說明了這一點。由此也可看到，SSK與默頓的科學社會學最重要的區別在於，它進一步將科學知識的內容納入社會學分析的範疇。在SSK看來，科學知識並非由科學家「發現」的客觀事實組成，它們不是對外在自然界的客觀反映和合理表達，而是科學家在實驗室裡製造出來的局域知識。通過各種修辭學手段，人們將這種局域知識說成是普遍真理。科學知識實際上負載了科學家的認識和社會利益，它往往是由特定的社會因素塑造出來的。它與其他任何知識一樣，也是社會建構的產物。

迪爾凱姆

SSK與傳統知識社會學、科學社會學的上述區別直接反映在其相關的科學史研究上，表現為對「內外史」的不同側重和消解。傳統知識社會學在自然科學史領域仍然堅持的是「內史」傳統，科學社會學雖然開始重視「外史」研究，但正如有的學者所說，時至今日它只討論科學的社會規範、社會分層、社會影響、獎勵體系、科學計量學等，而不進入認識論領域去探討科學知識本身；在其看來，研究科學知識的生產環境和研究科學知識的內容本身是兩回事，後者超出了社會學家的探索範圍。可見，傳統的科學觀在科學社會學那裡仍沒有被打破，科學「內史」與「外史」的劃分依然存在，二者的界限依然十分清晰。但SSK卻堅持應當把所有的知識，包括科學知識，都當作調查研究的對象，主張科學知識本身必須作為一種社會產品來理解，科學探索過程直到其內核在利益上和建制上都是社會化的。這樣一來，因為連科學知識的內容本身都是社會建構的產物，獨立於社會因素影響之外的、那種純粹的所謂科學「內史」便不復存在，原來被認為是「內史」的內容實際上也受到了社會因素無孔不入的影響，從而，「內史」與「外史」的界限相應地也就被消解了。正如巴恩斯所說，柏拉圖主義對於科學而言是內在的還是外在的，柯瓦雷本人的觀點也含糊不清。又如布魯爾就開爾文勳爵對進化論的批判事件進行分析時指出的那樣，該事件表明了社會過程是內在於科學的，因而也不存在將社會學的分析局限在對科學的外部影響上的問題了。。

SSK關於科學史的內在說明和外在說明問題也有直接的分析。其重要代表人物布魯爾在對「知識自主性」進行批判時，就對科學自身的邏輯、理性說明和外在的社會學、心理學說明之間的關係問題進行過討論。他指出，以往學者一般將科學的行為或信仰分為兩種類型：對或錯、真或假、理性或非理性，並往往援引社會學或心理學的原因來說明這些劃分中的後者，對於前者而言，則認為這些正確的、真的、理性的科學之所以如此發展，其原因就在於邏輯、理性和真理性本身，也即它是自我說明的。更為重要的是，人們往往認為這種內在的說明，比外在的社會學和心理學的說明更加具有優先性。

實際上，布魯爾所要批判的這種觀點代表著SSK理論出現之前，科學哲學和科學史領域裡的某種介乎於傳統實證主義和社會建構主義之間的過渡性科學編史學思想。其中，拉卡託斯可以被看成是一位較具代表性的人物。一方面，他將科學史看成是在某種關於科學進步的合理性理論或科學發現的邏輯的理論的框架下的「合理重建」，是對其相應的科學哲學原則的某種史學例證和解釋，也就是說科學史是某種「重建」的過程，而非科學發展歷史的實證主義記錄或者某種具有邏輯必然性的歷史；另一方面，拉卡託斯又認為科學史的合理重建屬於一種內部歷史，其完全由科學發現的邏輯來說明，只有當實際的歷史與這種「合理重建」出現出入時，才需要對為什麼會產生這一出入提供外部歷史的經驗說明。也就說，科學發展仍然有其內在的邏輯性、理性和真理性，科學的內部歷史就是對這種邏輯性和合理性方面的內部證明，它具有某種邏輯必然性；而社會文化等方面因素仍然外在於科學的合理性和科學的邏輯發展，仍然外在於科學的「內部歷史」，是科學史家關注的次要內容。但這種歷史觀內在的悖論在於，那種純內史的合理重建，實際上又離不開科學史家潛在的理論預設，因而是不可能的。

正如布魯爾所說，考察和批判這種觀點的關鍵首先在於認識到，它們實際上是把「內部歷史」看成是自洽和自治的，在其看來，展示某科學發展的合理性特徵本身就是為什麼歷史事件會發生的充分說明；其次還在於認識到，這種觀點不僅認為其主張的合理重建是自治的，而且對於外部歷史或者社會學的說明而言，這種內部歷史還具有優先性，只有當內部歷史的範圍被劃定之後，外部歷史的範圍才得以明確。實際上，布魯爾強調科學知識本身的社會建構性，恰恰是基於對這種科學內部歷史的自治性和隨之而來的「內史」優先性假定的批判，而這一批判又導致了科學編史學上「內外史」界限的模糊和「內外史」劃分的消解。

四、其他相關分析與評論

SSK之於科學的社會學分析以及隨之可能帶來的科學史「內外史」界限的消除，也引起了國內少數學者的注意，但他們對此所持的態度基本上是否定的。例如，有的學者認為，科學社會學、知識社會學和STS研究，就其個人看法，缺乏思想的深度，偏重了科學外部的社會性分析，如能注入科學思想的成分和哲理性的分析會更好些。此外，還有些學者肯定了SSK研究的價值，並從中看到了科學知識社會學和默頓學派對待科學合理性和科學知識本性的態度的不同，但認為在一定意義上SSK是用相對主義消解了在科學理性旗幟下「內外史」觀點之爭。實際上，認為社會學的分析缺乏深度，本身就是在對科學知識、科學理性與內在邏輯性不可做社會學分析的觀點的一種認可，並潛在地賦予社會學的「外史」研究以較低的地位。認為「內史」與「外史」的劃分必須存在，認為SSK對「內外史」之爭的消解來自於其相對主義的科學觀等等，實際上都反映了對傳統的科學理性、客觀性、價值中立性、真理性與實在性的堅守，這種堅守又意味著對科學內在的發展邏輯做「內史」考察是可能的，並且是第一位的。

然而，在國際學術背景中，後庫恩時期研究的整體趨勢確已開始走向了將「內史論」和「外史論」相結合的道路，只不過這種結合更多地是將「內史」與「外史」的界限逐漸模糊和消除。例如，除了SSK的理論可以消解傳統的「內史」與「外史」的劃分之外，類似地，從女性主義的立場出發，同樣可以對這一划分進行解構。在女性主義者看來，並不是科學研究的結果被政治家誤用或濫用，而是社會政策的議程和價值已內在地包含於科學進程的選擇、科學問題的概念化理解以及科學研究的結果中。因而，科學本身即是社會建構的產物，為此也就不存在著對科學內在獨立邏輯的某種真理性的挖掘，也不存在關於社會因素加於科學發展之上的某種作用關係的考察。正如女性主義科學哲學家哈丁所認為的，「內史論」與「外史論」之間的界限是人為的，兩者之間的共同特點是贊同純科學的認知結構是超驗的和價值中立的，以科學與社會的虛假分離為前提，因此他們並沒有為考察社會性別關係的變遷和延續對科學思想和實踐的發展所產生的影響，留下認識論的空間。

這種整體趨勢在關於中國科學史的研究中也有實際的體現。在李約瑟去世後，2000年，由研究中國科學史的美國權威學者席文負責編輯整理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6卷「生物學與生物技術」第6分冊「醫學」得以出版，這是一個很有象徵意義的事件。此卷此分冊與《中國科學技術史》其它已經出版了的各卷各分冊有明顯的不同。席文將此書編成僅由李約瑟幾篇早期作品組成的文集。對於席文編輯處理李約瑟文稿的方式，學界當然存有不同的看法。不過，席文的做法確也明顯地表現出他與李約瑟在研究觀念等方面的不同。他在為此書所寫的長篇序言中，系統地總結了李約瑟對中國科學技術史與醫學史的研究成果與問題，並對目前這一領域的研究做了全面的綜述，提出了諸多見解新穎的觀點。在他那篇重要的序言中，席文明確指出：「由於對相互關係之注重的革新，內部史和外部史漸漸隱退。在80年代，最有影響的科學史家，以及那些與他們接近的醫學史家，承認思想和社會關係的二分法使得人們不可能把任何歷史的境遇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

哥白尼

「內史」與「外史」的劃分、「內史」與「外史」何者更為重要以及「內史」與「外史」二元劃分的消解，分別代表了不同的科學觀，在這些不同的科學觀下又產生了科學史研究的不同範式和綱領。「內史」的研究傳統在柯瓦雷關於16、17世紀科學革命時期哥白尼、克卜勒、牛頓等人的研究那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外史」的研究方法則在18世紀工業革命時期的科學技術的互動方面，找到了合適的落腳點；而SSK的案例研究則充分體現了打破「內外史」界限之後，對科學史進行新詮釋的巨大威力。儘管科學哲學領域對於SSK的「相對主義」、「反科學」以及圍繞科學實在論與反實在論的爭論仍在持續，但在某種意義上講，對於科學史研究來說，SSK對「內外史」界限的消除也可以被看作是打通了「內史」和「外史」之間的壁壘，形成了一種統一的科學史。在這種新的範式下，科學史研究能夠大大拓展自己的研究領域，給予科學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以更為深入的分析和詮釋。

本文來源：世界歷史放映室 作者：劉兵 章梅芳 責任編輯：鄒德懷_NN5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