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猶太人成為最大的受害族群，將近六百萬猶太男女和兒童遭到納粹集團有組織和策略的殺害，留下人類現代史上最黑暗的一章。當歷史被清算、教訓被吸取，新時代政治語境正式開啟，「反猶主義」 （Antisemitic）做為不久前被人類集體實施的罪行，像一道紅線圈出了西方主流政治的最大雷區之一。當代西方尤其是歐洲國家，其政治正當性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對兩次世界大戰及猶太人大屠殺的反思基礎上的。包括歐盟的建立初衷之一也是為了嘗試一種能夠超越民族-國家的新型政體，令包括猶太人在內的所有人都可以在「種族」和「國族」兩種身份中和諧生存。與此同時，一部分猶太人對身份、種族和宗教愈加強烈的認同感驅動著他們通過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尋找現實中的救贖之路。曾飽受「民族國家」模式迫害的人們，最終解決方案是建立另一個民族國家。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猶太人被吸引召喚，在以色列重新定居，同時也造成了他們與巴勒斯坦地區阿拉伯民族之間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流血衝突。
近年來，隨著歐洲經濟衰退，民粹主義沉渣泛起。法國近幾次的反猶遊行衝突、以波蘭為代表的中東歐國家極端保守勢力上臺，都顯示出「反猶」在歐洲有重新抬頭的趨勢。然而今天的「反猶主義」在新的政治環境中已經發生了語義上的變化。比如歐洲很多國家的排猶浪潮其實是伴隨著難民問題而起；而在以色列國家復興和美以建立政治聯盟的背景襯託下，「反猶」定義開始超越猶太族群敘事範圍，和作為理念的以色列國家及作為政權的以色列政府發生重合。近年來，美國、英國、法國等地政壇上都爆發了圍繞「反猶主義」的風波。
在2015年英國大選、2017年非常規選舉中都打出了漂亮一仗的英國工黨現任黨魁科爾賓，曾被認為是英國當代政壇最大一匹黑馬。除了激發出工黨選民空前的政治熱情之外，他還在2017年的非常規選舉中以自身人格魅力成功動員了幾百萬英國年輕人進行投票。科爾賓總是會在不同公開場合傳達「團結」（solidarity）對於政治的重要性，但在現實政治生涯中，他卻一直難以彌合黨內不同意見，始終面臨不信任、震蕩甚至分裂的局面。從去年開始，在科爾賓頭頂盤桓不退的的針對他個人及工黨 「反猶主義」的指控，進一步推動了這種分裂狀態。
對於一個以追求社會公正和平等為基本政綱，致力於打造福利體系，尤其關注弱勢、少數族裔、邊緣群體權利的中左主流政黨而言，「反猶」可謂非常嚴重的政治指控。它不僅為各路老謀深算的反對派提供了政治鬥爭的口實，也加劇了工黨內部及外界對科爾賓個人領導能力的不信任程度。這一切當然可以部分地算在英國政壇混亂現狀的頭上；但在更深層次，英國政壇的」反猶」爭議一方面反映出當代政治語境下「反猶」、「反猶太復國主義」，和左翼立場的反對以色列現階段極端民族主義政權之間的複雜關係；另一方面，它還凸顯出英國工黨在科爾賓「激進左翼」思路領導下所面臨的重新定位的矛盾和困境。
「制度化反猶」：被誇大的指控大概科爾賓本人也沒有料到，最初一兩則經由媒體發酵的「反猶」醜聞會發展為長達2、3年之久的」系列劇」。由於涉及細節太多，有必要先來回溯一下基本劇情。2016年4月媒體曝出，西約克郡布拉德福德地區的工黨議員莎拉·納茲（Naz Shah）曾在2014年的Facebook上分享過一張漫畫地圖，稱巴以衝突的終結解決方案是將以色列國重遷到美國去（諷刺美以勾結關係）。她還在其他帖子中將納粹和現以色列政府進行對比，「不要忘記希特勒當年所做的一切也是合法的」。在隨後記者的採訪中，前倫敦市長同時也是資深工黨議員肯·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為莎拉·納茲辯護，卻說出」在納粹屠殺猶太人之前，希特勒支持猶太復國主義運動」這樣的話來，引發軒然大波，「以色列保守黨之友」（Conservative Friends of Israel）、《猶太紀事報》（Jewish Chronicle，世界上最古老的猶太報刊）等猶太社群組織機構紛紛加入批評行列，敦促工黨做出處理。工黨立刻宣布對兩人進行停職調查，還除去了莎拉·納茲的黨鞭職位。科爾賓同時宣布，將對工党進行兩個月的反猶主義和各類種族主義的獨立調查。
最早的風波核心人物莎拉·納茲和她的臉書帖子。事情未能平息，其間風波不斷，並在隔年（2018年）再次發酵。和前一輪極為相似的是，這次先是劍橋郡彼得格勒的工黨候選議員阿蘭·保爾（Alan Bull） 被媒體挖出2015年曾在臉書轉發了一篇題為「猶太大屠殺是騙局」的文章——他隨後被工黨停職調查。而議員克麗絲汀·肖克洛夫特（Christine Shawcroft）聲援阿蘭·保爾的內部郵件緊接著被曝光，並因此也遭到停職的命運。與此同時，更多與工黨有關的具有反猶意味的言論被挖出來「曝屍」。《星期天泰晤士報》花費兩個月時間對超過20個最大的支持科爾賓臉書群組進行調查，認為其中充斥著「反猶言論，甚至包含辱罵性質的語言」（工黨在隨後的解釋中稱這些臉書群組並不在其管理之下）。
今年2月，科爾賓的同盟克裡斯·威廉森（Chris Williamson）在某次會議上稱工黨在面對所謂「反猶」指控時顯得「過分歉疚」（too apologetic），再次令公眾譁然；同月，9名MP陸續高調辭職；3月26日，倫敦舉行抗議「反猶」遊行示威活動；4月，《星期日泰晤士報》再曝工黨處理反猶投訴案件不利；緊接著，有著百年歷史的工黨附屬組織「猶太勞工運動」（Jewish Labour Movement, JLM）通過了針對科爾賓的不信任動議，要求科爾賓辭任；5月，倫敦另一家猶太社群倡導組織「反工黨反猶」（Labour Against Antisemitism，LAAS，由年輕工黨黨員Denny Taylor在2016年新近成立）發布一份長達15,000頁的工黨反猶報告，要求政府介入調查……
9名資深MP集體退黨事件可謂這齣系列劇的高潮，標誌著工黨內部一直存在的分裂危機進一步加重。退黨的前議員裡既有出身猶太家庭，代表猶太社區的露西安娜·伯格（Luciana Berger），也有自上世紀90年代起就當選地區MP的資深黨員（Joan Ryan），還有一度成為大選熱門人物的黑人議員（Chuka Umunna）。在他們的退黨理由中，反猶是主要原因之一。露西安娜·伯格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公開指責工黨內部存在著令人無法忍受的「制度化反猶主義」（institutionally anti-semitic），該詞一經脫口，立刻成為媒體競相引用的熱門詞彙。
儘管工黨一直沒有停止採取包括停職、調查、道歉、解釋……等補救措施，並且在2018年4月升級了處理投訴的程序，但這些處理手段卻一直被外界詬病為拖延、被動、曖昧，並進一步引發更大量來自媒體、反對政黨、英國公眾尤其是各大猶太社群和組織的批評及指責。在超過一百多年的黨史中，這對於工黨而言大概還是頭一遭。
但如果仔細查閱過往，真正關於工黨近期制度化、框架化反猶的證據其實算不上充分。前述各種標誌性事件，給人留下的印象更多是一地雞毛式的瑣碎而不是系統成規模的種族問題。尤其是目前幾輪風波的發酵軌跡都很相似：陳年往事（主要是2015年之前）忽然被曝光 -引發爭議 -引發富有爭議的回應 -道歉和處理 -繼續引發爭議……但真正發生在當下的直接的工黨反猶言論非常罕見。事實上，不論2016年科爾賓主張的獨立調查，還是同年英國政府內政事務專責委員會（Home Affairs Select Committee）開展的反猶調查，都沒有得出工黨有確鑿的、明顯（高於其他各黨）的制度性反猶主張的結論。兩份調查報告僅指出，黨內偶有負面的」有毒氛圍」，或針對該問題的冒犯性的無知言行。
至於工黨針對反猶投訴的處理態度和效率，儘管顯得被動倉促，但也並不完全像外界所稱那般低下。首先科爾賓本人在公開場合已經多次道歉，並在各種標誌性事件發生後及時承認錯誤，承諾解決工黨內部的「反猶」問題。在自2018年4月至今所提交的673件針對黨員反猶的投訴中，有296人被退黨或開除；227人因證據不充分而免罪；150件投訴仍在等待結案。其中大多數投訴都與工黨無關。關鍵在於，就算所有待結案的投訴都將得到處罰的結局，這些反猶的個別表現在工黨全體成員中的比例也不過佔0.08%全體儘管英國主流政黨的共識是對任何種族歧視現象採取零容忍態度，並需要迅速行動開展自淨；但以目前這樣的數字比率來看，工黨要被指為「制度化反猶」，未免過於牽強。尤其一些猶太社群組織所稱的「工黨內部已無猶太人容身之所」、」猖獗的反猶主義」等等，明顯有誇大其詞之嫌。
作為靶心的科爾賓官方調查結論和數字仍不足以平息輿論的不滿。多數憤怒的矛頭最終都指向黨魁科爾賓本人。在過去兩年多的反猶風波中，科爾賓始終處於風暴眼中心，直接關係到他本人「反猶」的指控主要有兩大回合。第一回合是2012年他在臉書上支持一位塗鴉藝術家Mear One的「創作自由」——這位藝術家的某幅大型塗鴉作品由於被指帶有鮮明的反猶陰謀論色彩而遭擦除，而科爾賓則在Mear One的臉書頁面上留言以表聲援。這一舉動於2018年初被露西安娜·伯格（就是後來高調辭職的工黨猶太議員）曝光並批評。工黨包括科爾賓本人隨後都進行了解釋及道歉，科爾賓稱自己當初聲援的目的是藝術表達自由，並沒有仔細看這幅畫的內容——這道歉很蒼白，畢竟畫中的反猶色彩並不需要反覆咀嚼才能領會。此事引發黨內外的很大不滿，甚至招來一場幾百人的抗議。有記者形容此事標誌著猶太社群和工黨之間的關係開始遭受嚴峻考驗。
科爾賓在臉書上聲援的壁畫：一群西裝革履的大鼻子金融家（暗指盎格魯猶太人）坐在一起玩「大富翁」棋牌遊戲，上方懸掛著疑似共濟會的標誌，而腳下是一群疑似底層的人民支撐著桌子。第二回則是眼下新鮮發酵的。上個月底，英國猶太人代表委員會（Board of Deputies of British Jews）向工黨遞交一封措辭嚴肅的質詢信，表達對科爾賓在2011年為英國著名政治哲學家、經濟學家約翰·阿特金森·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再版的書籍《帝國主義》（Imperialism: A Study）作序的不滿。作為英國新型自由主義（the new liberalism，持有進步思想的自由主義）重要奠基者之一，霍布森在這本1902年寫就的著作中曾暗示歐洲金融體系被一小撮猶太人群體操控——這是帶有那個年代鮮明特色的一種反猶思想。而科爾賓為本書2011年的再版寫了一篇很長的序言，用 「傑出的」、」有先見之明的」等讚美詞彙來形容該書，這再次成為他」反猶」的口實之一。
科爾賓為自己的不當言行道歉，也在公開場合進行自我辯護，稱他不是反猶主義，只是反猶太復國主義：「我一生都在反對任何形式的反猶主義，我的父母是19世紀30年代反法西斯的那一代人。我是在這種傳統中長大的」。1936年10月4日，倫敦發生了一場反法西斯「凱布勒街之戰」（The Battle of Cable Street），抗議當時由英國法西斯聯盟在倫敦東區猶太人聚居區組織的威脅性示威。1萬多名左翼人士和猶太社群成員與7000名法西斯分子發生激烈衝突，最終阻止了這場遊行，而其後英國再也沒有發生類似排猶事件。根據科爾賓的回憶，他的母親參與了那次抗議。
1936年10月的凱布勒街之戰，多人受傷。一個致力於反對各種形式的種族主義的人被指責為應對反猶不力，這絕對是一件令人費解的事情。但現實就是這樣不符常情：科爾賓反種族主義的傳統左翼立場被忽略，而他的另一部分同樣典型的左翼立場——包括熱衷於推進中東和平進程、批評以色列政府、支持愛爾蘭共和軍IRA、伊斯蘭抵抗運動，甚至激進組織「黑色九月」等等，卻在這場風波中緊緊和反猶意識形態綁在了一起，令公眾和媒介無需任何鋪墊或解釋，就能迅速進入各種關於「科爾賓治下工黨反猶」的敘事氛圍。
科爾賓長期熱衷於推進中東和平進程、批評以色列政府行徑。圖為他在2014年領導的反對以色列加沙戰爭的示威活動。 「反猶」話語糾纏下的親以網絡對於超過26萬英國猶太人而言，他們在這次風波表現出來的恐懼是具體而值得同情的。畢竟，猶太人受害者身份在當代西方政治角鬥場上有著巨大的（利用）價值。如果科爾賓和他的支持者不能將猶太族群的歷史遭遇放在第一時間優先考慮，那人們尤其反對派們就有理由聲稱該政黨無視猶太人整體權益。進一步講，這種政黨層面的反猶爭議如不能得到及時、堅決而徹底的清算，不僅會在黨內為反猶意識提供滋生空間，而且會蔓延至公共生活，為那些真正仇恨猶太族群的人製造建立政治聯盟的機會——這屬於猶太人的集體噩夢，才剛剛結束不久。
當人們將「反猶主義」作為一項指控回擊政治敵人時，可以保護猶太族群不受種族歧視和大規模仇恨的戕害，避免悲劇重演。然而在當代猶太人追尋定居權利的歷史過程中，「反猶主義」逐漸和「反猶太復國主義」、「反以色列政府」發生語義上的糾纏和誤用，這個詞彙對猶太人具有的護盾作用也開始變得虛弱。尤其是在 「猶太復國主義」和以色列內塔尼亞胡為首的極端右翼民族主義政權集團廣泛結合的當下現實，像英國工黨這樣的左翼政治在延續其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反種族歧視的批判傳統時，卻遭到這種反歧視「護盾」的反制力量，不得不說這是一個弔詭而尷尬的局面。
自工黨反猶風波興起，英國知識界和傳媒界便一直試圖在「反猶主義」與「反猶太復國主義」的定義之間做各種謹慎小心的界分，強調：對（極右翼）猶太復國主義的批評不能加於整個猶太人群體，猶太族群不應為現階段以色列的霸權行徑負責。但在實際操作中，兩個詞彙界限可能並不清晰。猶太人在地理上的身份認同與以色列政權之間，存在著難以切分的關係。這一點這在去年的「反猶定義」事件中表現得尤為突出。2018年7月，工黨執政機構成員投票決定，不完全接受政府間組織「國際大屠殺紀念聯盟」（International Holocaust Remembrance Alliance，IHRA）做出的 「反猶主義」定義中 11個現實示例中的4個。這4個被質疑的反猶主義示例分別是：
-指責猶太人對以色列比對祖國更忠誠；除了以上4個，在11個示例中總共有7個直接和以色列有關。儘管IHRA在指導原則中補充「對以色列提出的與針對其他國家提出的同類型批評不應被視為反猶主義」，它依然清晰地顯示出「以色列」在「反猶」定義閾值內的核心位置。如果接受了該套準則，對以色列的任何批評——包括現任政府的分離和隔離政策，將國家的「自決權」特權交由猶太人獨佔，而非猶太族群淪為二等公民甚至遭到永久驅逐，等等——將很容易進入「反猶」雷區。這不僅妨礙公共政治批判，還會長期變相鼓勵右翼勢力侵吞進步政治成果和空間，消解「反猶太復國主義」和「反猶主義」之間的界限。看看現實政治中，法國總統馬克龍已經這樣做了：他在今年2月的發言中認定，「反猶太復國主義」被認定為「反猶主義」的現代形式之一。
工黨起初決定不完全採納這套定義，激發了黨內猶太成員、國會議員和國內猶太組織的憤怒情緒。近70個不同教派的拉比聯署公開信，呼籲工黨接受全套定義準則；「猶太工人運動」威脅要向英國平等人權委員會舉報；英國三家主要的猶太報紙也聯合發布了相同的頭版警告；幾位國會議員，尤其是高級猶太議員瑪格麗特·霍奇（Dame Margaret Hodge）劍指科爾賓糟糕的領導能力，一時再掀輿論波瀾。
在多方批評狙擊下，原本就在反猶浪潮中搖擺的工黨兩個月後做出了接受全套IHRA定義的最終決定。
英國猶太民眾抗議工黨反猶言行。現代「猶太復國主義」在其發展初期，存在著極度的複雜性，光譜覆蓋範圍很廣，既有左翼的猶太勞工復國主義（Labor Zionism，也稱馬克思主義勞工猶太復國主義），也有右翼的修正復國主義（自由資本主義+極端猶太民族主義，也就是目前以色列政權的基本意識形態），還有宗教猶太復國主義、自由派猶太復國主義……等等。這些不同的派別並不是都以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國為主要訴求的。在英國，勞工猶太復國主義早期最有影響力的幾位核心人物甚至反對猶太國家的概念，或者主張猶太人的定居權利需要依託猶太工人階級和無產階級的自治集體組織（如集體農場）來實現，而非宗教或帝國政治（著名學者託尼·朱特最早便是這一支思潮的追隨者），可以說這與廣義概念上的左翼政黨政治在很多地方上是契合的。
相應地，英國的猶太社群本來也一直有著支持勞工運動和左翼政黨的傳統。之前提到的「猶太勞工運動」（JLM），便是歸屬於英國工黨的最古老的社會主義社群之一，在政治思想流派中就屬於「勞工猶太復國主義」的一支。直到 1977年選舉（以色列工黨在1977年被擊敗）之前，勞工猶太復國主義都是以色列政治的主導思想。這也是為什麼直到20世紀50年代，英國工黨都是以壓倒性優勢支持以色列建國的。彼時許多英國左派人士都對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持有同情心態，他們認為以色列在建設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然而這種支持到了上世紀 60 年代末期開始逐漸減弱，尤其伴隨以色列吞併西岸後政治的轉變，及以色列開始與美國建立親密政治關係開始，英國國內的民眾平等運動和反帝國主義情緒高漲，左翼開始越來越多地投入到反對以色列的運動中。與此同時，保守黨卻開始越來越認同以色列。1979年4月，《猶太紀事報》援引一位「與柴契爾夫人關係密切的著名保守黨」的話說：「保守黨，特別是年輕一代的保守黨，欽佩以色列國的獨立和權力。他們認為猶太國家是 中東中自由世界的重要前哨」。
同時英國國內猶太復國主義的思想軌跡也開始發生轉變。國內的猶太社群成立了來越多的右翼組織，比如最早在莎拉·納茲事件中發聲的「以色列保守黨之友」就是該時期建立的。短短幾年內，這一組織就成為英國國會內部最大的遊說團體。進入到20世紀80年代，右翼復國主義組織繼續「右移」，並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英國本土環境，在經濟全球化的刺激和助推下，嵌入「公司-國家」的新自由主義權力網絡，開展跨國性質的保守運動。在這張網絡裡，影響力最大機構代表是「猶太領導人委員會」（Jewish Leadership Council, JLC），該機構致力於支持以色列的遊說活動。此外還有」英國以色列通訊研究中心」（Britain Israel Communications and Research Centre ，BICOM）、猶太活動委員會（Jewish Activities Committee ，JAC）等右翼組織，它們通常資金來源雄厚，被商業和金融界的少數精英所操持，在親以的議題下長期動員著英國的猶太人群體。正如「猶太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Jewish Policy Research，一家倫敦研究當代猶太政治的智庫）專家所講，「猶太社區的親以色列領導人敦促猶太人聯合起來, 表達對以色列的聲援。他們試圖將不同意見邊緣化, 越來越多地培養『要麼支持要麼反對』的兩極心態」。
修正猶太復國主義在後期因為更加適應以色列發展資本主義的需求，而逐漸取代了社會主義復國主義，成為以色列最大的政治集團，塑造、影響著以色列在世界上的形象。猶太復國主義解放的光環消失，以色列政權裡的霸權行徑和極端民族主義趨向變得日益暴露。此時，科爾賓將具有濃厚左翼色彩的政治思想帶入工黨內部，以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姿態，在外交事務上回應內塔尼亞胡政權採納的極端民族主義政策時，英國國內的這張親以網絡就似乎忽然被激活了。「反猶」=」反以」，這一粗糙的邏輯跳躍被不同派別的陣營利用，變成遊說、分裂、掣肘政敵的有利武器。
需要強調的是，猶太人並不都對以色列右翼復國主義持支持態度。恰恰相反，在這次風波中不乏有支持工黨和科爾賓的英國猶太組織及個人站出來進行聲援。工黨內部的猶太人網絡「Jewish Voice for Labour」在克裡斯·威廉森被停職之後第一時間表示震驚和反對，並遞交了一封有200多名猶太黨員籤名的聯署聲援信，呼籲猶太左翼群體堅定對工黨的信念。當代猶太政治學家傑弗裡・奧德曼（Geoffrey Alderman）在自身政治理念與科爾賓相左的前提下依然為科爾賓辯護，認為他並非反猶主義者。什拉加·斯特恩（Shraga Stern）是倫敦著名的查雷迪 (東正教) 猶太活動家, 他動員了二十九名大東正教猶太拉比支持科爾賓，在公開信中他抨擊猶太右翼勢力，認為「針對傑裡米·科爾賓的反猶主義和抹黑和政治迫害是猶太復國主義議程的一部分，這是由英國猶太人代表委員會和猶太領導人委員會推動的——眾所周知它們是親以色列組織----這是完全殘酷和不合理的。」
和這些勇敢及時站出來表示支持的猶太群體相比，工黨的表現確實堪憂，迄今為止黨內高層似乎沒有足夠的政治智慧來應對這種親以勢力的滲透和較量。陰謀論式的回擊顯然是無力和無效的。各種被動的局面，各種口不擇言的反擊甚至辱罵都只為事態火上澆油， 進一步激化人群，令英國猶太人對自身受害者身份和歷史更加敏感，進而失去對工黨領導的信心。2010年大選期間，英國猶太選民的黨派偏好還比較平衡，甚至略偏向工黨一方（31工黨：30保守黨）；到了2018年，倫敦地方選舉數據顯示, 猶太人口較多的選區已經實現了從工黨到保守黨的實質性搖擺。從這個角度來講，如果科爾賓和他的支持者們無法有效應對、衝破這種「反猶主義」的天羅地網，這位喜歡在各種公開場合熱情洋溢地表達「團結」（solidarity）政治理念的工黨領導人，將很可能喪失在下一屆大選中團結26萬英國猶太人的機會。
分裂的工黨，「激左」的困境由於英國國內長期以來相對較好地貫徹了自由主義多元文化政策，不同族群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尚沒有法國等歐洲大陸國家那樣突出，「反猶」在自身社會文化土壤中紮根可謂不深，民眾層面並沒有規模浩大或是明顯上升的反猶趨勢；同時，儘管做為猶太復國主義的起源地，英國政府近幾十年來並沒有像美國那樣持續、高調地建立與以色列的聯盟以影響中東格局，右翼猶太復國主義思想與親以遊說網絡在英國也沒有像在美國那樣和政權有著高度成熟、盤根錯節的利益糾纏。
和歐洲其他國家相比，英國反猶風波最奇怪的地方在於，三年多來，在媒體的狂轟亂炸中本是反猶大本營的英國各種極端右翼政黨和民間機構一直相安無事；而一個反種族歧視的中左翼政黨及其領導人卻成為火力的目標和靶心。通過前述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反猶風波目前在英國主要存在於政黨政治層面，而由它所帶出的深層次問題，則是目前工黨的政治思路和政策定位在科爾賓等人代表的所謂「激進左翼」帶領下的突圍困境。
在英國的政治語境裡，「激進左翼」主要是指俄國革命以來英國工黨內部形成的一支主張領導工人階級對現有政治經濟制度進行整體革新，以集體所有製取代生產資料私有制，以工人集體議事取代議會民主的政治力量。而英國工黨雖然在人們的普遍認知中屬於左翼政黨，但其核心理念卻是主張漸近改良的費邊社會主義。英國這支左翼激進力量雖然持續存在並活躍著，卻始終不能進入工黨主流——箇中原因有很多，既因為工黨本身有通過強大的工會與工人階級實現緊密聯結的傳統，也因為選舉制度限制黨內小派別當選地方議員，同時，由於英國是一個自由主義傳統深厚的國家，漸近、妥協和實用是其社會本色，所謂工人階級革命根基始終不算發達。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工黨內部激進左翼的權力範圍和影響力。
上世紀70年代，激進左派迎來了它短暫的黃金期。派內各種支流在經歷了幾次分裂和重新調整後，漸漸深入工會系統，並在當時國內的社會變革氛圍整體激蕩下成功組織各種罷工行動，成為不可忽視的一支政治力量，推動工黨在這個歷史時期整體」左轉」。也正是在70年代，工黨政府在在野期間對之前修正主義經濟政策進行反思，推出新的經濟政策綱領，包括擴大公有制，主張將銀行、保險、建築、公路運輸、船業製造和修理行業國有化等，並將其內容寫入1974年的大選宣言，決心要在凱恩斯經濟理論之外形成一套「替換性經濟策略」（The Alternative Economic Strategy, AES），以期推動英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
只是「替換性經濟策略」在工黨再次執政（1974-1979）期間並沒有得到真正的貫徹實施。而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坍塌及1973年開始的全球石油危機，英國經濟衰退的速度一路加快，也並沒有因這個時期兩黨交替上臺而得到任何緩解。相反地，工會和工黨之間分裂加深矛盾重重。在當時，買得起汽車卻買不到石油、時不時忍受斷電帶來的不便、冬天缺乏取暖條件、賣掉房子舉家搬遷到郊外等等，似乎成為許多英國人痛苦的共同記憶。1978年底到1979年初的「不滿的冬天」( The Winter of Discontent)系列抗議運動爆發，直接導致了詹姆斯·卡拉漢（Leonard James Callaghan）領導的工黨政府下臺，最終將柴契爾送上政壇，在人們熟悉的歷史敘事中，柴契爾治下的英國走入一個和過去徹底決裂的時代，走出通脹的同時，也加重了國內的不平等程度和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矛盾，並在幾十年間漸漸演化為一個常受危機和緊縮政策困擾的，功能失調的，高度金融化的資本主義版本。
新時代裡的工黨在布萊爾的領導下也全面右轉，踏上了一條放棄工人階級，擁抱中產階級和工商金融界的社會民主主義「第三條路線」，激進左翼力量日漸式微——而這正是科爾賓步入政壇的年代。據統計，從80年代中期到科爾賓在 2015年贏得領導權期間， 「新工黨」左派議員在整個下議院僅存幾十位。他們中偶爾有人會引人注目（科爾賓就屬於這類早年政治生涯中取得了一定成就和關注的），但更多的時候是被嘲笑，受到黨內主流的排擠和策略性的邊緣化，他們對政府政策的制定的影響總得來說微不足道。
了解這段歷史是理解現任工黨領導困境的關鍵。當科爾賓：一個在黨內長期沒有話語權、不修邊幅的「後座議員」、一個固執的、滿懷烏託邦熱望、託洛茨基式的英國「社會主義者」忽然登上老謀深算的政壇寶座，成為一黨之魁，且連續在兩次大選獲得大量民眾支持，這帶給英國長期佔據主流的中間及右翼力量的更多是意料之外的震驚與不服。「科爾賓主義要奪權」的恐懼從一開始就瀰漫在工黨內部，給高層帶來不安。長期以金融資本主義為主要路線的黨內右翼（或者說布萊爾派）和左翼（科爾賓派）之間立刻開始了一輪又一輪的鬥爭和內訌。科爾賓本人在較量的過程中多次處於被逼宮的邊緣，這都是不爭的事實。
繼承了激進左翼的政治理念和理想的科爾賓及其同盟帶領工黨轉型，向著激進左翼的黃金年代靠攏，自然遭遇多方」圍堵「。科爾賓同盟在2017年的工黨宣言中重新提出了將鐵路、郵政、能源產業國有化；加稅、加大和工會的合作、增加醫療教育及警力開支……這些高度類似於當年」替換性經濟策略」的措施，被視為工黨30年來最重要的一次角色轉變。它立刻被輿論和黨內外反對派解讀為少數「極左力量」的回潮，一種「邪教」，要將英國拉回「1970年代」噩夢的自殺式宣言——經過高度提煉和符號化後70年代基本等同於低劣的生活條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通脹、罷工抗議及社會失序等種種記憶，並進一步被英國親保守黨的右翼媒體廣泛而刻意地和工黨聯繫在一起，變成一種傳播策略，以有效激發民眾的警惕或厭惡之情。
2018年9月，利物浦舉辦的工黨大會會場上升起了巴勒斯坦國旗。科爾賓承諾若工黨執政，將承認巴勒斯坦建國，協調落實聯合國的「兩國方案」（Two-state solution）。與此同時，科爾賓還批准了一項請願書，譴責以色列使用武力鎮壓加沙地區的示威活動，並要求停止向以色列出售軍火。這一表態儘管和英國執政黨目前整體的外交政策並無本質衝突之處，但也表達了科爾賓及其同盟的一種決心——在遭遇了兩年反猶風波後依然堅持激進左翼的反戰、支持巴勒斯坦建國路線。可以說，無論對於工黨還是工黨的反對者而言，「猶太人-以色列」議題已經超越了猶太受害者群體本身的遭遇，變成科爾賓工黨政治綱領的一部分代表。因此不難理解，持續纏繞無法退散的「反猶」指控不過是 「圍堵工黨激進派套餐」 中的一道菜而已（和另一門更加火燒眉毛、考驗科爾賓領導力和工黨威信的「官司」——退歐相比，反猶風波只可謂小巫見大巫）。在可預見的未來，這道菜還會持續給反對派提供反擊能量，見機攻打這個分裂的工黨。
科爾賓和黨員們在工黨黨會上高歌《紅旗》。在科爾賓帶領下的這一支左翼政治力量，如何以其「激進」的形象給英國帶來真正的團結和希望？走出「第三條道路」的泥潭、實現正統社會主義政治理念和綱領……這些訴求有無可能真正落地，並為政壇及公眾所普遍接受？這些都是通過反猶風波所顯示出來的，對於工黨而言更深遠的考驗。同時，它也全世界和英國工黨有同樣政治理念的左翼政治/政黨提出挑戰：左翼政黨和政治該如何拆解這股「反猶主義」遮蔽下的親以話語，令當代政治正當性不受到損害的同時，在保護猶太族群不受到歧視戕害的同時，繼續發揚左翼的批判傳統？
「讓我們把猩紅的旗幟高舉，在它的指引下我們出生入死，哪怕懦夫畏葸不前，哪怕叛徒中傷，我們也一定不讓飄揚的紅旗落地」。一首曾經深受工黨喜愛的非正式黨歌《紅旗》（Red Flag）被布萊爾等人治下的新工黨冷落多年；如今在科爾賓的帶領下，「紅旗」的旋律在歷屆工黨大會現場又開始重新飄揚。這首歌也像一個隱喻：如今的工黨只有儘快拔掉「反猶」毒刺，擺脫反對力量的圍追堵截，彌合分裂，才能重新揚起勝利的旗幟。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