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學生寄宿之痛:老師稱聞味道就能辨別(圖)

一間普通的農村學校宿舍。

「借書啦！」四樓圖書室的喊聲讓孩子們先是一愣，接著瘋了似地衝上去，很快排成長隊。一個孩子說，讀到五年級，圖書室就開過3次。

「開球開球，待會兒該上課了！」下課時間，小夥伴們圍著球檯，揮著掉了膠的球拍催促同伴。

一名三年級小學生正在食堂打飯菜。食堂的員工不懂營養膳食，只是憑著經驗採購食材，每周換一換樣兒。

目前為止，在林曉妮兒子的寄宿生活中，沒有生活老師，沒有借閱室，沒有課餘活動，一間小小的體育館，也是鐵將軍把門。

每天早上，他比同學起得早一點，早早洗漱完畢，待在寢室窗前，看窗外的世界。

這些10歲出頭的孩子，晚上都被鎖在宿舍樓內，早上，初一學生的宿舍樓首先開門，這個初二男生站在窗邊，看同學們烏泱烏泱從樓裡湧出來，想到自己還不必下樓，心裡就美得很。

這就是他生活中最大的娛樂了。

最開始的時候，杜爽只是想盡己所能，幫一幫自己見到的那些孤單的小孩。

她至今都記得在甘肅一所寄宿制小學裡，晚上熄燈後，學生宿舍裡傳出隱隱約約的哭聲。當地的老師來向她解釋：「學生剛開學，都想家呢。」她這才注意到，這些住校的孩子很小，一二年級，不過六七歲的樣子。有人哭著說想家，哭得停不下來，卻也只能在哭泣中沉沉睡去。

在那樣的環境中，她突然意識到：「也許很多住校生的生活，並不是那麼盡如人意。」

這樣的經歷，卻可能是農村一代孩子共同的童年回憶。

自2001年以來，隨著「撤點並校」政策的層層推進，大批農村孩子離開父母，住進了學校的宿舍裡。

就這樣，杜爽在一個被大多數成年人忽視的角落裡越走越深。在現有條件下，讓這些年幼離家的孩子過得更快樂點，從此就成了她的努力方向。

「老師對一個無所事事的寄宿生說，要不你再抄兩遍考卷吧。」

1月14日，杜爽所在的教育公益組織歌路營發布了《中國農村住校生調查報告》，這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學術研究，卻是我國自正式開始施行「撤點並校」政策後，迄今可見的一份全面描述和揭示這些孩子生存狀況的報告。

在報告前言部分，她們列舉出了如下數字：

37萬——執行「撤點並校」政策10餘年後，我國的中小學從62萬所減少到37萬所，其中80%都是農村學校；

45%——將近一半的小學有低年級的住校生；

6~10cm——寄宿生平均身高比同齡孩子矮了6～10釐米；

63.8%——六成以上的孩子覺得自己很孤單；

比起住在家裡的孩子，住校生在多個調查中顯示出在社交、人際關係和社會適應等方面存在更多問題；另外，他們的平均成績也比走讀生更差。

「最開始我們是想向大眾解釋『為什麼要做一個為農村住校生講睡前故事的項目』，但一次次發現，其實多數人完全沒有意識到學生住校也是個問題。」在一棟老式居民樓裡，正在辦公的杜爽向中國青年報記者解釋她們為什麼會動手去整理這麼一份報告。

交出最後的報告之前，杜爽與她的團隊走訪了河北、湖北、湖南、四川、雲南等省的上百所寄宿制學校。

她可以隨口總結出這些學校的共同特點：孩子們都睡在特別簡陋的床上——要麼是鐵架子高低床，1～1.2米寬的床上通常睡兩個孩子，或者乾脆就是大通鋪；房間裡沒什麼隨孩子性格的擺設，好些宿舍甚至連窗簾和儲物櫃都沒有；食堂的飯菜談不上有營養，比起蛋奶，孩子們更愛吃辣條、方便麵這些富含添加劑的零食；許多宿舍的廁所用不了，也沒有熱水。

以至於有老師形象地總結：「聞味道就知道哪個是寄宿生。」

在調查的過程中，歌路營的工作人員聽過許多孩子想家的故事，有些被她們寫到了報告中：「一個學前班的小女孩凌晨一點醒過來，哭著要回家，老師陪著她去操場走了半個小時才肯回來睡覺」——六七歲的孩子最容易想家，一個孩子哭鬧，沒準就感染得寢室裡的幾十個孩子一起哭起來。

還有大同小異的時間安排：早上5點半起床，晚上10點左右熄燈，中間的所有時間，除了吃飯，就是乖乖坐在教室裡。

「尤其是低年級的孩子，作業早就寫完了，還得待在教室裡，怎麼辦呢？」杜爽就見到了這樣的場景：「老師對一個無所事事的寄宿生說，要不你再抄兩遍考卷吧。」

還有一回，杜爽參觀一所學校，看見孩子們在閱覽室前排起長長的隊伍，她上前一問：一個孩子在小學寄宿了5年，這是她第三次見到閱覽室開放。

她不由得感到疑惑：這樣的生活能讓孩子們不想家嗎？

然而，在農村地區，這樣的生活，不僅孩子們不能拒絕，甚至家長們也無從選擇。

2001年，俗稱「撤點並校」的大規模中小學布局調整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也就是從這一年開始，農村寄宿生大量增加。

杜爽見過的上學最遠的孩子，是青海的一個小男孩，他從家裡到學校要花8個小時。撤併學校最多的，也正是在內蒙古、青海這些地方。

另一些孩子遇到的情況則不同：實際操作過程中，有地方「一刀切」地規定，不管離學校多遠，所有學生必須住校。一定程度上，這種規定對城鎮化進程有推動：把孩子放在學校後，家長們可以更放心地離家打工；甚至住宿費本身就驅使家長出門打工掙錢。

多年後回顧起來，不少報導和評論將這場運動稱為「大躍進」式撤校。2011年12月30日，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在談起農村中小學布局調整時承認，在一些學校的撤併中，存在工作簡單化、程序不規範，以及撤併後辦學條件沒有跟上的問題。

只不過，以往對「撤點並校」政策的批評，都集中在食品衛生、校車安全、宿舍安全等方面，很少有人從孩子感受的角度去考慮：這樣突如其來的寄宿生活，孩子們是不是習慣？

多年從事教育公益組織的工作之後，杜爽的印象是，不少鄉村學校的教師、家長，也多少有些茫然。很多學校捉襟見肘的狀況，並非不關心孩子，而是此前「非寄宿制學校的教育、管理理念已經不再完全適用」。

譬如，一名校長一邊對杜爽說孩子們很適應寄宿生活，一邊對她提出的「高年級女生宿舍為什麼沒有窗簾」這種問題不以為然：這裡是農村，這些還都是孩子嘛，沒人會看的。

實際上，女孩子們早已到了對此在意的年紀，杜爽隨即發現，她們只能偷偷藏在門背後的小空間裡換衣服。

不親臨其境，很多細節是成年人想不到的。因為陪她們調研，一位縣教育局的官員破天荒第一次在一所農村學校待到晚上10點，最後感慨說，太多情況她也是第一次見。

她們走過正在晚自修的教室，看著孩子們一個個規規矩矩伏坐在課桌前，完成了作業，無所事事，還得像木偶一樣待著。有個調皮的小孩偷偷藏了一個小玩偶，在課桌下面撥弄著玩，陪著杜爽考察的老師和校長看見了，連忙衝上去，要沒收那隻玩偶。

這下，那位教育局官員都覺得「孩子可憐」，她對老師說：還是讓他玩一會兒吧。

「那些大人拿來當作政績吹噓的新修的操場和跑道，對孩子來說，不會比和母親在一起生活更珍貴。」

兩周前，有一個13歲男孩的母親林曉妮在上班的地鐵上讀到了《中國農村住校生調查報告》。後來她形容自己是「流著淚讀完的」。

「寫的簡直就像是我兒子讀的那所初中。」她說。

林曉妮的兒子就讀於河北老家的一所寄宿制初中。直到去年10月，在北京工作的林曉妮才趁著送孩子回學校的機會第一次見到寄宿生生活的環境：教學樓看上去很氣派，可廁所裡的蹲坑幾乎看不出原本瓷磚的顏色，糞便成堆；食堂裡提供的午飯是方便麵和「不帶一點肉」的魚丸、肉丸；學生宿舍沒有暖氣、沒有窗簾、沒有熱水，兒子所在的房間窗戶還破了，也沒有人管——每天晚上，宿舍裡11個孩子用冷水洗漱後，都穿著毛衣、秋褲鑽入被窩；到半夜，他們必定會被凍醒，必須把被子往臉上拉一拉，才能繼續入睡。

在這種情況下，生病就成了常事。

住校生也會住出「職業病」來。有機構在湖南一地為農村寄宿生進行過一次體檢，發現學生們得4種病的比例畸高：皮膚病、蛀牙、中耳炎、扁桃體炎——前兩種病是因為衛生條件跟不上，後兩種病則源自孩子們有個感冒發燒的都會硬扛過去。

「有老師告訴我們，常常會出現孩子半夜生病的情況，可是因為沒有醫護知識，自己沒有辦法處理，只好帶著孩子上鄉裡的衛生院。」杜爽說，「而剩下的其他孩子，只能是扔下不管了。」

林曉妮的兒子也不例外：過去的一學期，他「每個月回家都伴隨咳嗽、發燒或是沒食慾的症狀」，發燒到頭暈了還是硬扛著。而最近，他又開始耳鳴了。

不論如何，正像教學樓整潔氣派的外表那樣，林曉妮兒子所在的學校，在寄宿學校中還算好的。

21世紀教育研究院2010年的一份調查顯示，學校實行寄宿制，成本要增加15.59%。有寄宿制學校校長認為，每增加一個寄宿生，學校至少要增加100~150元經費支出。

杜爽到過的條件差的地方，學校連宿舍都沒有，孩子們住在老鄉家裡，自己開夥，四五年級的哥哥姐姐負責給低年級的弟弟妹妹做飯——在中西部地區，有宿舍和食堂的學校不超過50%，很多學校甚至不能為學生提供飲用開水。

對林曉妮而言，她最擔憂的，是孩子每天滿滿當當的日程：從早晨5點半開始，除了各佔20分鐘的三餐，其餘時間都在上課，直到熄燈前半小時才能回宿舍。

這也是歌路營更擔憂的一面：相比於硬體上的不足，寄宿制學校的校園文化，課餘活動嚴重匱乏以及農村住校生們普遍性的心理健康狀況低下等情況往往被人忽視。

「兒子從前在家時那神採飛揚的樣子，去學校住宿後，再也沒有見到過。」林曉妮說。現在，兒子會在做作業時「很自然地」要求她：「媽媽，如果我中途停下來玩兒，你就扇我的臉。」

教育學專家尹建莉是幼齡學生寄宿制的反對者。「不管是農村孩子還是城裡孩子，都是需要『愛』的。」在北京一家咖啡館裡，她一再對記者重複這句話：「那些大人拿來當作政績吹噓的新修的操場和跑道，對孩子來說，不會比和母親在一起生活更珍貴。」

「應該是把最自然最符合天性的東西還給孩子，而不是一點點剝奪走。」

因為在暢銷書《好媽媽勝過好老師》上公布了自己的郵箱，教育研究者尹建莉每天都能收到來自全國各省市的郵件，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與農村寄宿學校有關。看多了之後，她越發相信：寄宿制對孩子的身心發展害處大於益處。

給尹建莉寫信的基層教師往往是來求助的：我們這兒有這麼個孩子，特別特別多問題，沒法管，該怎麼幫助他？

仔細一問，十有八九情況「特相像」：父母在外打工，孩子從小在學校寄宿。

「一個孩子，他住在只有十幾戶人家的一個村子，學校沒有操場和電腦室，為了讓他能獲得『公平的教育』，就把他簡陋的學校取締，把他和同學們轉移到很遠處的另一所小學上學，一周或一個月才見父母一次。新學校為孩子們提供了操場、籃球架、電腦等種種可見的硬體，卻奪走了他享受母愛和家庭生活的基本需求。」尹建莉曾經在一篇文章中發問，「這樣對『公平』的追求，是不是製造了更大的不公平？」

她曾激烈抨擊過「寄宿制可以培養孩子自理能力和集體意識」的常見觀點：「按照這樣的邏輯，孤兒院的孩子受到的早期教育應該是最好的。」

在她看來，教育史上不乏前車之鑑：羅馬尼亞歷史上曾經因為鼓勵生育，而把一些家人無力撫養的孩子統一集中到國家教養院，由專門的保姆照顧。最後，這些相當於一出生就「寄宿」的孩子，多半在成年後情感冷漠，難以融入社會，甚至連與人溝通都困難。

在18～19世紀，英國也流行過寄宿學校，很多寄宿制學校提供的都是精英教育，但還是給學生們留下了極其惡劣的印象。

而現在尹建莉遇到的實際是：「某縣教育局一名幹部」，見面就特得意地跟她講「今年我們又撤了多少多少學校」。那種對教育外行的樣子讓尹建莉很生氣，「真正懂教育的人不會這麼漠視孩子的情感需求」。

她不覺得這是家長裡短的小事：「農村的這一茬孩子，如果他們的成長不能健康，他們的素養得不到提高的話，那整個國家的未來和民族素養的提高，就是一句空談。這是很大的一件事。我們政策的大方向，應該是把最自然最符合天性的東西還給孩子，而不是一點點剝奪走。」

寄宿環境對孩子的負面影響，從歌路營的報告中已經可以看出一二。

譬如寄宿生的睡眠。根據山西一所高校對800名中小學寄宿生的調查，他們的睡眠狀況不容樂觀：中學生平均睡眠時間只有6.38個小時，三分之一的學生不同程度地失眠，27.38%的孩子患有輕度神經衰弱。而歌路營在重慶的調查也顯示，寄宿生睡眠狀況差，五分之一的孩子夜裡容易醒。

報告認為，這種狀況與宿舍環境差，以及學校忽略學生感受的剛性管理有關。

另一部分則體現在成績上。

教育學者、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在《近十年我國農村義務教育的現狀》一文中寫過：「學校距離遠、家庭經濟負擔重、學校配套設施不健全、學校心理疏導缺失等因素對學生成績的負面影響，超出了學校辦學條件改善等因素對學生成績的正向影響。」

也就是說，哪怕是在最功利的「提高學習成績這一方面」，寄宿制也沒有達成人們在提高教育資源配置時預期的良好目的。

相比之下，因為常年在各個農村學校第一線考察，杜爽對這種情況抱著更多的理解：面對突如其來的「撤點並校」政策，學校肯定是先建教學樓，再建廁所，讓硬體達標了，然後才能一步步關注到細節上去。

「人性化的管理制度和富有生機與創意的校園生活，是可以在任何時候，從任何小事上開始的。」

事實上，對學生住校，國家也有比較細緻的規定。但對許多學校來說，光是達標，就已經不容易。

譬如，國家規定小學每50名學生、初中每百名學生應配備一名生活老師，而歌路營在走訪中發現，小學階段生活老師與住校生配比大約在1∶100左右。初中呢？中央教育科學研究院對河北某地的調查結果是1∶336，部分地區是1∶700。

杜爽把缺乏生活老師的原因總結為「既是原來未曾有過的崗位，又缺乏經驗沉澱」。根據歌路營的調查，70.34%的寄宿學校的生活老師，實際就是學生們的任課老師。

而現實的困難是，在目前「以縣為主」的農村教育投入機制中，縣級財政收入如能保證教師工資按時發放已屬不易，對於教師培訓經費更是無力承擔。按國家要求配置充足的生活老師，無疑給財政帶來更大的壓力。

至於更基本的，農村學校在營養、醫療、衛生方面所能提供給學生的條件，綜合各種情況後，歌路營在報告中給出的評價是：「目前難度甚大，依然任重道遠。」

總之，就像杜爽說的，問題更像是，面對突如其來的大規模「撤點並校」的改變，「不管是學校還是家長，大家誰都沒有準備好」。而她相信，如果問題能引起社會重視，讓教育人員觀念轉變，要改變現狀，未必會很艱難。

針對農村貧困地區常見的貧血問題，一家公益組織曾經設計過一項幹預方案：在24所學校，給所有四年級學生每天口服一粒多元維生素片。

半年之後，那些每天口服一片維生素的學生不僅貧血率降低，數學考試的成績也提高了。

「一片維生素比雞蛋和牛奶更起作用，這個意識是學校和家長都缺乏的。」杜爽說。

在她看來，可能的舉措也包括給女生宿舍裝上窗簾，或是給每個班都購置一點運動器材。這裡面也有門道：一副羽毛球拍顯然就不如幾個沙包或者一根大繩，廉價、可持續，還能讓更多孩子參與進來。

另外，歌路營正在推進一項名為「一千零一夜」的睡前故事項目：在每個宿舍裝一個小喇叭，利用學校裡的電腦和功放，每天睡前播放一個15分鐘左右的故事。「我們不僅僅是看重這15分鐘的故事讓孩子喜歡，更重要的是，它向農村寄宿制甚至教育者傳遞著幾個很重要的價值。」杜爽說。這個項目可以說明，住校生大量碎片的「垃圾」時間，也可以對學生成長起積極作用，這種努力未必需要加重老師和學校的負擔，還可以柔化學校的管理。

青海湟中一所參與「新一千零一夜」項目的學校，因為電腦系統損壞，生活老師拿起參加歌路營培訓獲得的故事手冊，在廣播裡給孩子們講了一個星期的故事，直到電腦修好。事後，老師說，沒想到孩子還這麼喜歡聽我讀故事。

但是，正如杜爽所說，公益組織可以「提出問題」，可以「思考怎麼解決」，甚至能夠通過對比試驗總結出可行的辦法，但這些方法還是需要教育部門的推動才能讓更多孩子受益。

而這幾年，一些有實踐的地方教育部門及學校，也已經開始直面寄宿帶來的問題。

杜爽可以一連舉出好幾個例子：湖北鄖縣教育部門在很多早期修建的宿舍樓裡就修建了廁所和浴室，使得孩子們的生活比其他地區好很多；河北一些學校，因缺水不方便上廁所，於是校長們在宿舍裡為孩子們配備了尿桶；重慶土地鄉一所經費並不寬裕的小學，校領導依然積極改善寄宿條件，為孩子們換新床、配備儲物櫃，讓小小的校園透出溫馨的氣氛；還有一些寄宿制學校裡，校長讓美術老師帶著孩子用畫筆把宿舍牆面畫成不同主題的畫面……

她說，歌路營之所以公布這份報告，正是希望人們思考一個問題：在「寄宿制學校廣泛存在」這一前提無法改變的情況下，我們還能夠做點什麼？

她讓記者翻看歌路營的理事長陸曉婭在報告最後所寫的寄語：「如何減少住校帶給孩子成長的負面影響？首先要看到它，認識它，而不是蒙上眼睛裝作不存在……軟體的改善——人性化的管理制度和富有生機與創意的校園生活，是可以在任何時候，從任何小事上開始的。」

「人的心理健康必須要有自由的滋養」

又到了月假結束的時候，林曉妮準備送兒子上學，一看，孩子趴在床上，怎麼喊都不回頭看她一眼。

這種「不讓媽媽看到」的狀態持續了一路。在去學校的路上，兒子還是用手遮著臉，林曉妮知道，兒子在哭。

「一回家他就不想睡，特別特別珍惜『自由的時間』。」林曉妮說。孩子好像是成長了：他不再快樂，哪怕對以前特別愛吃、愛玩的東西也顯得漠然，他不再主動與母親溝通，有什麼事情都自己處理，對於不能脫離寄宿生活，表現出一種老成的無奈。

林曉妮有時覺得，自己好像是把兒子推進不幸生活的「幫兇」。但她也知道，除了讓兒子在老家住校，還有什麼辦法？

尹建莉的女兒也在初中時住過校，這讓她至今都覺得後悔。

她最初希望能為女兒謀求一個平等的學習環境——因為沒有北京戶口，如果在公立學校借讀，孩子就沒有機會參與學校活動，也不能評選「三好學生」，因此，考慮良久之後，尹建莉選擇了一所昂貴的私立寄宿制中學。學校裡的條件很不錯，孩子每周都能回家。

尹建莉一度以為，比起在學校當一個「二等公民」，對孩子來說，這是更好的選擇。

事實上，再好的環境也難讓孩子適應母親不在身邊的生活。那3年是女兒狀態最不好的3年，尹建莉知道她不快樂，她為此找過學校老師討論是否學校管理出了問題，也想過小姑娘是不是遭遇了「青春期」的情緒問題。直到前一陣，與已經讀大學的女兒聊起來，孩子說：「媽媽，你就是不應該把我送去住校。」

現在尹建莉回想起來，孩子當時跟她說起學校的一些事，她都沒有意識到這是年幼的孩子在求助。「如果她天天都能回家，很多負面情緒當天就可以消化掉了」。但實情是，隔了一個星期之後，小孩自己也說不清發生過什麼。她年幼、弱小，得不到情感支持，雖然事情都會過去，但問題都累積在心裡。

而等她內心強大到能夠說出那一句「媽媽，你就是不應該把我送去住校」時，很多年都已經過去了。

尹建莉覺得，為了維護孩子的身心健康，學校至少應該為寄宿生做到這些：

首先，讓學生能常常與父母見面；

其次，教師得有愛心，他們的愛心，對兒童的影響會很深；

最重要的是，學校得給孩子充分的自由時間——「人的心理健康必須要有自由的滋養。不能因為他是住宿生，就把他的時間全都安排滿了，一定要給孩子很多的自由，讓他能支配自己的時間，去玩耍，去讀書，或者是去購物。把所有的時間都安排死，對管理來說是簡單了，但是對孩子的成長，是沒有好處的。」

最後，一定要把圖書館建好，「如果孩子有閱讀的愛好，那就等於又遇到了一位好老師」。

看上去，這些建議與陸曉婭對報告的總結不謀而合：

「如果我對自己曾經的住校生活有一些溫暖記憶的話，它是由郭老師的洗澡體操，由曹老師的宿舍故事，由熄燈後同學講的馬克·吐溫，由每周一次的電影，由半夜三更的野外行軍，由全體同學參與的山寨版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構成的。」

尹建莉認為，真正符合教育規律的方向，是讓孩子們回歸家庭。

然而，到目前為止，在林曉妮兒子的寄宿生活中，沒有生活老師，沒有借閱室，沒有課餘活動，一間小小的體育館，也是鐵將軍把門。

每天早上，他比同學起得早一點，早早洗漱完畢，待在寢室窗前，看窗外的世界。

這些10歲出頭的孩子，晚上都被關在宿舍樓內，早上，初一學生的宿舍樓首先開門，這個初二男生站在窗邊，看同學們烏泱烏泱從樓裡湧出來，想到自己還不必下樓，心裡就美得很。

這就是他生活中最大的娛樂了。(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