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察•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書中提出一個駭人聽聞的說法———基因的終極目的是複製,最大化的複製。在《生命是什麼?》中,作者埃迪·普羅斯也是誠懇的表達了同樣的觀點。眾所周知,基因是生命形成的根本,如果說複製是基因的終極目標,豈不是說生命的終極目標就是繁衍。就目前來說,此說法是正確的,基因/生命就朝著複製/繁衍去的。既然繁衍才是生命的終極目標,那為何人類越來越此目標而不見,越離越遠了呢?
1859年11月24號,是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在這天,達爾文出版了《物種起源》(全名《論依據自然選擇即在生存鬥爭中保存優良族的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用完整的理論解釋生命物種的演進過程,我們可以將其精簡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達爾文揭示出生命演化的基本規律,但是他並沒有發現在這個基本規律之下還掩藏一個更加深層次的因素在起著主導作用。直到1865年,孟德爾在進行十多年的豌豆雜交實驗後,發現潛藏生命表面之下的遺傳機制,並且將具備遺傳作用的物質稱之為遺傳因子,才將物種演進的真實面目揭開。這些遺傳因子就是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基因了。
進化論告訴我們,生命的一切行為,包括食物爭奪、領地鬥爭、種族滅絕/新生、遷徙等等的競爭行為,都是為了提高適應性。只有對生存環境的適應性提高,才能更好的生存下去,就如同人類從四肢行走進化成直立行走,鯨魚從四肢行走進化成了遊泳的魚鰭。看起來,生命的終極目標是要實現適應性最大化。但掩藏在適應性背後的是基因變異,是基因變異引起的正向適應變化,進而實現適應最大化。
基因儲存著構建生命體的全部信息,從基因形成那一刻之後,就開始發布各種指令,指導生命的建設成形並且規範著其行為。理論上來說,基因完全是複製上一代生命的基因,但是實際上,它會因為某些因素導致不同的出現。基因變異意味著儲存在基因內部的信息發生改變,由此構建的生命體也就順其自然的發生了改變,當發生改變的生命進入到環境中,一定會出現在環境適應上的變化,改變越大,適應變化也就越大,相反則越小。適應上的變化也有正負之分,正向的變化就是在環境中能夠獲得競爭勝利,負向的變化就相反。正向適應變化就是我們通常所認為的適應性提高———進化,但是基因變異還包括負向的適應變化。同時負向的適應變化也並絕對就是減低了適應性,例如在瘧疾和鐮刀型貧血病的關係中,我們就能夠看得出,有些負向適應變化,起到了提升適應性的作用。因此,基因決定了適應性,準確來說是基因變異決定了適應性。
引發基因突變的因素是多樣的,例如輻射、溫度、化學等,常見的一種是時間因素,基因在不斷的複製過程中會發生錯誤,引起突變形成基因變異,在生命的歷史中,進化實現的主要方式也是時間因素導致基因變異。所以,基因的複製過程中發生的錯誤是生命適應性最大化的根本來源。結合前面論述的生命的一切行為都是為了適應性提高,再加上基因,生命的目標變化成複製基因,也就是繁衍。這才是生命終極目標,在橫向和縱向上最大化的基因複製。
21世紀的人類不得不面對一個重大的問題---人口問題,絕大多數的經濟發達國家,生育率都徘徊在1.5左右,基本沒有一個國家超過2,在2018年,德國的生育率為1.57,英國為1.68,美國為1.73。韓國在兩年前突破1.,只有0.98,意味著韓國每一個婦女生育0.98個孩子,成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同時也是第一個突破1的國家。生育率嚴重不足,同樣還有此種情況的還有日本,2019年日本的生育率僅有1.36。目前的中國也開始面臨此種問題,在2018年,生育率1.69,因為二胎開放生育率有所增長。
從2018統計的世界人口自然增長率來看,世界人口增長緩慢,少數幾個國家已經出現了負增長。2019年中國人口增長率僅有0.46%,同時期的德國為0.30%,英國為0.61%,美國0.52%,而日本為-0.20%。相當多的國家面對新增人口減少的同時,人口老齡化已經非常嚴重。
為何人類會如此?不是說生命的終極目標是繁衍,不管是橫向還是縱向?就目前的人類來說,並不是這樣的,越來越多的人不願再生育。人類是如何違背終極目標的?
人類依然是依靠自然選擇實現進化這一過程,誠服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規則下,變化發在生在距今約1萬年前。約從1萬年前開始,人類在百萬年的進化下積累了足夠的進步和實踐經驗,於是在人類前進道路上,開始了對動植物進行了史無前例的馴養,其實這可能只是萬年前的人類不知道如何處理過剩的食物導致的結果。在人類進入馴養動植物之後,人類開啟了轟轟烈烈的農業革命。從此,人類雖然還在自然選擇的掌控下,但是與其他的生命物種走上的進化道路完全不同。
在農業革命開啟之後,人類不再是完全順應周邊的環境而開展生存競爭,反而是創造人類生存需要的環境,不再是單純的適應自然環境,無論是沙漠高山,還是汪洋冰山,人類都可以改造成適合人類生存的環境。這絕對是生命史上史無前例的事件。在人類的創造環境行為出現之前,生命物種所謂的適應性都是在調整自身去獲得生態位的競爭勝利。在農業革命之後,人類創建了獨有的社會環境來改造自然環境,使得環境來適應人類的生存,如建立大規模聚居的村鎮、城市,開鑿種植農業和構建灌溉水渠網絡,建設神廟的祭祀場所來安排人類無處安放的心靈等等。
對於解答標題的問題來說,這些都不是核心點,至關重要的核心在於人類構建的「文明」,文明主導了後續人類的生存繁衍行為,直至影響人類的終極目標。俠義的文明指的是人類創造的文化,包括文字、繪畫、音樂等等;廣義的文明則是包括了人類所有的創造。無論是俠義還是廣義的文明,都限制了人類思想和行為,對於人類實現終極目標都有非常大的反作用。
人類在進入自我創造的社會文明後,文明對人類進行了重塑,改變了人類的行為。首先,改變人類的習慣,在原始社會中,人類習慣於在叢林中進行奔跑狩獵,以及採集某些種類的根莖果實,但後來的人類,習慣於在小房子裡居住並且不離開居住地方圓10公裡的範圍,是以自身種植和蓄養的動植物為食,野生動植物的食用僅是偶然。其次,束縛人類行為,文明將人類束縛在一個又一個的組織當中,如家族、民族、宗教、國家,用血緣、信仰將人類捆綁,控制人類的行為,按照文明的要求開展行為。最後,重塑人類行為,對人類的行為進行規範,利用道德、規章制度、法律將人類行為控制在狹小的範圍之內,也就使得人類競爭被文明馴服,其中重要的一項是塑造人類的擇偶行為,人類不再是以純粹的繁衍而擇偶。人類行為在文明中得到重塑。
在人類行為重塑的過程中,文明同步在入侵人類的思想。繁衍的驅動來自於最根本的欲望,欲望驅動人類開展行為。文明的偉力就在於它創造了更多的欲望來抵消根本欲望的驅動力,將人類從根本欲望中剝離出來,推進到其他的各種欲望中,如權力、金錢、名譽、遊戲等等,根本欲望對於人類吸引正在下滑(性慾和生育是兩回事)。加之,文明塑造的環境,人類出現了不適應的反應,導致的結果城市的自殺率逐漸上升,原因是過去數十萬年的進化是針對於自然環境開展的,而不是針對文明創造社會環境。文明環境的不適應壓抑了人類根本欲望的迸發,壓制人類的「動物性」,建立起社會文明性。人類思想正是處在社會文明性入侵中。
人類的擇偶行為在社會性中延生出更多的變化,不再純粹為了繁衍。擇偶在原始社會中,代表著生育;而現代,它代表著愛、家庭、生活等等。社會文明性使得人類需要更多的平衡和取捨,在生育和其他事物上的平衡和取捨。隨著社會文明性地擴張,生育的重要性正在逐漸降低,其他的屬性正在逐步上漲。因此,人類離終極目標越來越遠。
人類作為唯一的智慧物種,依靠智慧能夠逐漸擺脫自然選擇的驅動,不再將繁衍作為生命的終極目標,而是將命運真真切切地掌握在自己手中。這一切似乎不盡人意。人類好像剛從一個魔掌逃出,又陷入了另一個一個魔掌中,這個魔掌還是人類自己打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