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認識論的角度說，關於伊斯蘭（主義）大致存在兩個認識路徑：第一，本質主義的路徑，自覺或不自覺地預設其討論的對象是同質的，在關於伊斯蘭的研究中，這一路徑的最典型代表被認為是伯納德·劉易斯（Bernard Lewis，1916.5.31— ）。他的很多言論被人批評，說他的觀點背後預設了存在一個鐵板一塊的伊斯蘭文明/世界。批判本質主義認識路徑的人很多，代表性的是愛德華·薩義德，他在《報導伊斯蘭》（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中直截了當地提到了兩個人，第一個就是伯納德·劉易斯；第二個是丹尼爾·派普斯（Daniel Pipes），後者系劉易斯的學生輩，派普斯曾提出著名的論斷：「沒有溫和的伊斯蘭主義」，也因此，對他的批評和威脅不計其數，不過，他從來沒有在這個問題上做過任何讓步。
與本質主義相對的是多元主義，這也是目前看起來較多人堅持的立場。當然這裡面其實還涉及西方的所謂「政治正確」的問題。多元主義認為，不存在所謂同質化的伊斯蘭世界或者穆斯林世界。薩義德實際上是支持多元主義立場的。專門對「伊斯蘭世界」這個概念做剖析的是日本學者羽田正，其代表作《「伊斯蘭世界」概念的形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辨析了「伊斯蘭世界」作為一個概念形成的整個過程和原因，他提出了從世界史教育——當然是日本的世界史教育的角度來反思這個問題，這本書也是類似於薩義德的批判，即恰恰是西方的東方學/東方主義造就了一個均質化的伊斯蘭世界的概念。但是羽田正更進一步指出，不能只怪西方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Islamic Fundamentalists）也同樣願意使用這一概念，他們共同促成了對伊斯蘭世界均質化、本質主義的理解。提出「伊斯蘭恐懼症」（Islamphobia）的約翰·埃斯波西託（John L. Esposito）更是強調避免對穆斯林社會做僵化和簡單化的理解。
「伊斯蘭恐懼症」：西方右翼勢力的興起「伊斯蘭恐懼症」的一個新近代表當屬加拿大學者馬克·斯坦恩（Mark Steyn，著名暢銷書作家，政治評論員），他的書《美國獨行：西方世界的末日》（新星出版社，2016）認為：以傳統歐洲為代表的西方已經沒落，拯救西方的重任落在了美國身上。本書用大量的數據和事實指出，西方國家尤其是歐洲，高福利的民主制度已經不堪重負，而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其人口生育率的急劇下降，導致了嚴重的老齡化，出現了內生動力不足和經濟增長乏力。所以，這不可避免地需要外來移民的支撐。問題即在於此，這裡的移民主要就是穆斯林，事實上也確實是穆斯林。馬克·斯坦恩指出，「穆斯林移民的到來和增加，因為文化和信仰的差異，改變了歐洲的人口結構。尤其是他們可以利用人口優勢，在某一些方面利用民主制度的設計和途徑，改變了歐洲的政治版圖。由此產生了歐洲伊斯蘭化和歐洲人逃離歐洲的現象。」這是本書的一個背景。作者擔憂的是，「不久的將來，西方將不可避免的走向衰亡，傳統的西方文明終將敗於伊斯蘭文明之手。」 馬克·斯坦恩書很受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的推崇。
實際上，在2008年的時候，梵蒂岡就注意到，穆斯林的人口數量在人類歷史上首次超過了天主教徒。梵蒂岡的代表說：「有史以來我們第一次不再是最多，穆斯林超越了我們。眾所周知，穆斯林家庭繼續生育許多孩子，而基督教家庭子女生育越來越少。」這是他們憂慮的重要方面，其實這也是今年已經一百歲的伯納德·劉易斯所深深擔憂的——隨著自然增長以及移民數量的迅速增加和難民的湧入，歐洲的未來似乎已經岌岌可危了。不能否認，持類似觀點的人確實很多。還有很多人因為所謂「政治正確」，而不能公開表達這種憂慮。他們就會將這種感受、想法和心理寄托在一些所謂右翼政治力量的身上，從法國的勒龐到美國的川普，更不用說德國的所謂「新納粹」，都在扮演這樣的角色。
對「伊斯蘭恐懼症」的質疑對於以上問題如何看待？目前來看，大致存在如下的質疑方式——
一是對統計數據獲得的方式方法有疑問。比如，如何統計全世界的穆斯林人數？梵蒂岡的所謂天主教教徒的人數，是通過在自己的教區內問卷調查的方式，但穆斯林人口數據的獲得沒有這麼「嚴謹」。
二是對「伊斯蘭恐懼症」的預設進行了批評，也就是假定存在一個統一的、均質化的伊斯蘭社會，假定每個人都是理想意義上的伊斯蘭教徒。多元主義對此的批判是這樣的：對於個體的穆斯林來說，他/她的年齡、性別、種族、膚色，這些identity不見得比他是一個穆斯林的identity更為次要，而本質主義的認知使得外界只將他/她作為一個穆斯林看待，從而使他作為一個平面化的、僵化的形象被呈現，好像他/她只是作為一個理想型意義上的宗教信徒活著，他在方方面面都是沙利亞法（shari』a，伊斯蘭教法）的恪守者。多元主義認為這樣的看法是過於簡化了。在今天這個以世俗主義為主要底色的世界上，個人對宗教和作為信徒的身份的理解是千差萬別的。
三是對世俗化理論的重新反思。在西方，對過去那種世俗化理論也早已沒有那麼樂觀了，這裡面的代表人物是彼得·伯格（Peter L. Berger），他提出了世界的「非世俗化」問題，修正了過去那種認為隨著現代化、理性化的發展，人的宗教情結必將淡化的世俗化理論，這個非世俗化的趨勢，在東西方不同社會都能找到很多例證（關於這個問題的進一步探討可以參考昝濤：「反思『世俗化』的概念與命題」，收入許章潤、翟志勇主編《世俗秩序：從心靈世界到法權政治》，法律出版社，2013）。這個理論上的變化，對於理解所謂伊斯蘭復興問題提供了新的路徑。比如在探討所謂土耳其的伊斯蘭復興問題時，通常會出現所謂土耳其的世俗體制將被顛覆、將被重新伊斯蘭化的擔憂，但也有一種觀點認為，土耳其只是在從法國模式的積極世俗化向美國模式的消極世俗化轉變，而不是要放棄世俗主義。實際上，無論是在伊拉克還是敘利亞，除了在ISIS暫時盤踞的地方，世俗主義的底色也並沒有退掉，以往的世俗化和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也並沒有被逆轉。就算是在伊朗，對其所謂教權國家的理解現在也更為精細了。
再者，「伊斯蘭恐懼症」擔心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間（或所謂西方與穆斯林世界之間）不可避免地要發生文明和文化的衝突，但其實這種衝突並沒有大規模地發生，而只是局部地存在，且有更為複雜的原因，並不必然是宗教間的衝突；而更為大規模的、典型的衝突是存在於所謂穆斯林內部世界的，因為教派、國家利益、地緣政治或極端與溫和的差異，而出現了大規模的衝突。
最後，從政策實踐的角度來說，「伊斯蘭恐懼症」那聳人聽聞的結論，會給人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尤其是在思考未來的時候。這會引發更大的恐懼心理，樹立起心理屏障，阻礙本就不夠充分的交流與交往，並加劇不同群體之間的對立，或許會出現所謂「預言的自我實現」。
理解伊斯蘭，有必要突破某種基於世俗主義的價值判斷在當代社會，必須重視宗教極端主義帶來的挑戰，不只是在人道主義、恐怖主義這些問題上有挑戰，同樣重要的是在思想上提出的挑戰。之所以不能迴避宗教極端主義的問題，關鍵就在於，在世俗化和現代化的框架裡，不管是在古代帝國時代，還是在近代民族國家時代，宗教極端主義作為某種具有烏託邦色彩的純潔化運動，是經常不斷出現的。已有的研究大部分關注的是站在現代社會科學的角度進行的批判，但同樣不可忽視的是，要了解穆斯林批判宗教極端主義的內部視角，這種書還是很多的，可惜引介不夠。
這也就提出了從多學科角度研究伊斯蘭以及穆斯林國家現代變遷的重要性。離開了對宗教本身的關注，研究往往會流於膚淺，儘管極端主義只是個別現象，但是它的不斷出現，證明了現實社會與宗教理想之間存在巨大的鴻溝。對於不斷出現的宗教激進主義對現實的批判和挑戰，學理和政策目前都並未有效地予以回應。就現實意義而言，無論是在一個穆斯林為主的社會，還是穆斯林作為少數族群存在的社會，如何建立一個讓世俗人士和宗教信徒能夠和諧相處的基於憲制安排的新「創製」，是非常緊要的。在思考這個問題時，有必要突破某種基於世俗主義的價值判斷，即天然地就認為「政教分離或世俗化必然就是好的」，這樣的價值預設，難免妨礙人們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甚至局限住了人的想像力。需要在打破這種框架的基礎上，從制度史與思想史相結合的角度，進一步充分地研究主要伊斯蘭國家的政治變革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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