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國際比較文學學會執委會會議暨國際比較文學高峰論壇的序幕專場「文學與世界——高端學術圓桌會」日前在素有深圳「文化藝術地標」之稱的雅昌藝術中心如期舉行。本次文學文化圓桌會邀請到了國際比較文學領域頂級學者與國內著名作家、評論家、教育藝術及文化界知名人士，就有關文學發展的相關議題進行深度交流，旨在探討文學特別是中國文學，在當下世界文化交融互通中的生存發展狀態，如何更好地促使文學傳播為當今世界發展以及人類文化共同發展貢獻智慧。專家學者圍繞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的區別、翻譯與文學作品的關係、影響中國文學海外傳播與接受的因素、以及文學創作與文學研究如何更好地與世界對話等議題展開廣泛而深入的探討。
文學翻譯的昨天、今天與明天
圓桌會從「翻譯」作為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的一個重要的區別談起，從歷史的角度梳理了翻譯與世界文學發展密不可分的關係，並從理論與實踐兩個層面分別探討了中國以及世界文學翻譯當下面臨的困境及應對之策。
在談到文學翻譯的重要性時，國際比較文學學會主席、香港城市大學講席教授張隆溪指出，對於文學流通而言，翻譯是非常重要的。過分強調翻譯過程的不可譯性，要求翻譯在兩種語言間做到完全一致的轉換，這種想法本身就是荒謬的。翻譯、文學翻譯從來都是「可能的」，翻譯的目的不是複製原文，而文學翻譯本身就是一種創作。優秀的翻譯作品應當做到在「歸化」「異化」之間自如切換，靈活結合。而好的翻譯作品要求譯者具備紮實深厚的多語言文學修養，而不能僅限於一般意義上的『會』外語。」
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上海交通大學資深教授王寧認為，文學翻譯分兩種，好的翻譯可以使原本好的作品變得更好，而壞的翻譯則會破壞原作品。譯作與原作的關係是一種透明式的、隔行相望的關係。真正優秀的翻譯一定是一種再創造，能夠延續原作品在新的語言文化環境中的生命力。
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副秘書長、深圳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張曉紅結合譯者身份與翻譯實踐經驗提出，所謂的「可譯性」與「不可譯性」、「通約性」與「不通約性」，實際是一個偽命題。我們最重要的是要關注到翻譯是一種文化交流的手段，重要的是翻譯的交流目的與交流效果。翻譯活動是必要且十分重要的連接不同文化的橋梁和情感紐帶，它在異域文化間不斷地傳輸著多元的文化信息和文化價值。推進「一帶一路」國家倡議和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急需用國際社會聽得懂、願意聽的方式講好中國故事、貢獻中國智慧、提供中國方案，外譯作為一種文化交流和傳播手段的重要性越發突顯。應該在教育部人文交流中心的宏觀指導下，建立一個規範而又靈活的工作機制，組織遴選一批基礎好、潛力大、特色強的示範基地，並著力營造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開放多元的中外學術交流環境。
與此同時，文學翻譯對於中國文學走出去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也引起了與會嘉賓的熱烈討論。國際比較文學學會候任主席、普林斯頓大學惠特曼學院院長桑德拉·伯曼結合自身地執教經驗談到，當下世界對漢語及中國文化的關注度越來越高。她說，在普林斯頓大學，越來越多的學生開始學習漢語，他們對漢語與中國文化有著濃厚的興趣，他們迫切地想要了解中國，了解優秀的中國文學與中國作家。因此我認為將更多的中文著作翻譯成英文是一個很好的開端。
《比較文學研究》主編、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教授託馬斯·比比在會後的補充採訪中指出，現當代的文學譯介通常會受到經濟及政治因素的影響，比如政府對作家、作品扶持政策等等。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提供了可參考的做法，比如日本政府發起的翻譯計劃項目，政府出資贊助計劃內譯著的翻譯及出版工作，巴西政府也有類似的著作翻譯資助項目。他還從文學起源的視角剖析了文學與翻譯彼此交融促進的密切關係，文學乃至文化的發展就是不斷被翻譯闡釋的過程，我們現在能讀到的以拉丁文寫就的古羅馬文學大量地借用了古希臘語，而柏拉圖的戲劇作品都是被翻譯改寫後的版本。因此古羅馬戲劇的起源，實際是基於翻譯的。
西方文化中的中國形象與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
在談到中國文學在世界的傳播與接受現狀時，《歐洲評論》主編、比利時魯汶大學榮休教授西奧·德漢對中國文學作為世界文學的發展前景充滿樂觀。他談到，縱觀歷史我們便不難預測中國文學作為世界文學發展的光明前景。隨著中國的國際地位與經濟實力不斷提升，漢語文學與中國文化將必然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事實上，現在我們已經看到了中國經濟的發展成果以及中國在各個方面的取得的成績，中國文化將在世界越來越多的注視目光下成為主流。雖然還需假以時日，但中國文學、中國文化的發展未來可期。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著名作家、復旦大學教授王安憶則認為對於中國文學的國際化傳播現狀，我們不能盲目地保持樂觀，要清楚正確地認識到文學目前遭受著的邊緣化狀態以及中國文學國際化過程中遭遇的困難及阻礙。她說，中國文學首要的服務對象始終是中國讀者。中國作家應當珍惜當下的創作環境，我們處於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好的創作時期。中國當代小說在上世紀末期因多種原因曾受到歐洲的關注與熱議，而如今當代文學在國際市場上遭受到一定程度的邊緣化境遇。就現有的狀況而言，外國讀者通常難以真正了解並理解中國作家創作的文化語境與創作背景，因此，我們需要正視中國文學海外傳播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全國美國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英語學院教授金冰談到，西方文化語境中的中國形象乃至亞裔形象經歷了從單調刻板到立體多元的過程。隨著中國的日益崛起以及國際影響力的不斷提升，西方文學、影視及傳媒等各個領域的中國元素與日俱增，西方文化視域中的「中國情結」也成為近年比較文學研究的重要議題，但需要注意的是，西方文化想像中的「中國形象」從本質上而言依然是一種對「文化他者」的建構，而在某些亞裔乃至國內藝術家的創作中，我們依然可以感受到或明顯或隱在的「自我東方化（self--orientalization）傾向,缺少對身份認同的自我反思與文化自覺。以去年暑期在北美熱映的浪漫愛情喜劇片《瘋狂的亞洲富人》(又譯《摘金奇緣》Crazy Rich Asians) 為例，該片因其全亞裔陣容及其掀起的「華人旋風」引發持續熱議。許多評論將之視為對亞裔形象的突破，體現了亞洲勢力的崛起及「亞洲賦權」（Asian Empowerment），《紐約時報》甚至將其稱為「電影界的哈雷彗星」，代表了亞裔群體對於在美國主流文化中獲得更大話語權的渴望。但同時，來自亞洲尤其是電影拍攝地新加坡的媒體及觀眾對這部影片卻大多抱以批評態度，在他們看來，這部影片不過是亞洲版的《欲望都市》或者美國版的《小時代》，其對亞裔形象的刻畫強化了亞洲人「拜金」及「炫耀消費」的刻板印象，同時，影片所反映的不過是只佔極少比例的超級富豪的奢華生活，其主題並非所謂的「亞洲賦權」，而是「資本賦權」。在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的今天，我們更應明辨這種所謂的「流行」陷阱，推出能夠真正體現文化自覺意識的好作品，重新建構富於主體性的中國形象。
讓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文學與中國文化
深圳大學黨委書記、饒宗頤文化研究院院長劉洪一認為，就跨文化交流、文化走出去等議題而言，語言技能、翻譯技能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其關鍵還在於思想內涵、價值觀上的交流，這也是一個典型的「界」的問題。中國文化走出去最忌「雞同鴨講」、「自說自話」。思想話語體系的傳播需要依賴好的媒介和有效的表達，以世界文明的共通性為基礎，將中國文化貫穿融通於世界文化體系之中，從而達到更好的傳播效果。劉洪一創造性地提出普惠文明的理念，他指出，普惠文明的理想是在尊重文明差異化的前提下，努力消融不同文明間的精神藩籬和相互牴牾，尋求最大文明公約數，建構使全人類共同受益的文明體系，這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根本路向和目標。在這裡，開放的文化心態是建構普惠文明的重要要求。構建普惠文明的關鍵路徑在於思想通約，即超越既有文明體系尤其是思想體系的慣性制約、盲目模仿和非此即彼的對立思維，溝通和互鑑全人類的思想智慧，在不同文明迥然有異的形貌、規制中，發現、融匯和建立相通性的認知思維和形上精神，以此作為人類共同應對危機、指引未來的思想理念。
通過總結中國文學的發展現狀，王寧指出，我們會得出兩點啟示：首先，中國文學在走出去的過程中，離不開優秀的文學翻譯。低劣的翻譯會掩蓋原本優秀的作品，而優秀的翻譯則可以彌補原作的不足，使之能在外文的傳播語境下獲得更持續的生命力；其次，文學批評與跨文化闡釋的重要性不可忽視，沒有批評家和媒體對於優秀作品的關注與深入挖掘，很多當下的優秀作品不會被大眾所熟知。當下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的交流現狀，實際是非常不平衡的。被引入我國的外國翻譯作品數量遠遠超於我國文學作品被外譯的總量。特別是中美對比看來，在美國市場上，幾乎很難找到中國文學的英文翻譯版。所以我一直在呼籲，當下的中國文學翻譯應該有所轉向，應當將更多的關注投入到中國文學的外譯當中。而王寧教授近些年作為國際學術期刊責編，也多次組織專欄探討中國文學及文化相關議題，希望以此傳播中國文學的優秀作品，擴大中國文化在世界的影響力。
義大利作家卡爾維諾曾經說過，我們在文學中尋找世界的樣子，也在文字和形象的世界中，尋找某種配得上我們時代的精神力量，此次圓桌會談便是一次這樣的尋找與嘗試，文學連通世界。（光明日報全媒體記者劉博超通訊員周杉）
[ 責編：王宏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