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任劍濤: 如何保證民族向心力始終大於離心力？| 文化縱橫
［導讀］作者認為，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作為實體長期存續，是因為吾國吾民之向心力大於離心力。但凝聚-崩解的微妙平衡始終處於連續變動之中，在現代條件下，如何保證民族向心力始終大於離心力，是一個不容片刻忽視的問題。本文指出，國家高層權力與基層社會之間的制度性張力是影響民族凝聚力強弱變化的根源所在。歷史上，中央政權團結大量社會精英為其所用，形成了有效的社會控制結構；但如晚清教訓所示，不同群體之間刻意維持的「你」「我」劃分，又在不斷削弱這一結構的效用，特別在內外動蕩時期，容易引發嚴重後果。在通往現代國家的道路上，要讓深厚的民族情感經得起理性的拷問，才能真正形成牢固的現代民族凝聚力。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歷史另一面：巨大且不被覺察的離心力
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動力可以歸為四大要素：封閉的地理環境，沒有中斷過的歷史，韌性很強的文化，行之有效的大一統政治措施。這讓中國建構國家的進程長期領先世界。
福山認定現代國家有三根支柱：官僚制、法治與責任制政府。官僚制指涉的就是行政國家，在秦代，中國的這一體制就是當時世界上最完整的。但法治和責任制政府未能得到相應發展。一根支柱支撐不起真正強大的國家，尤其是無法建構起健全的國家機制。權力支配型的政治機制就此固化。而國家維持其體制，即使其具有起碼的凝聚力的同時，同時也會因權利缺乏可靠保障而產生不可小覷的離心力。
自古至今，我們中華民族的凝聚力都著重在政治結構上布局，非常有氣勢，非常有功效，令世界欽佩。但在具體細節上則顯得很粗糙：對個體成員來講，從來缺乏權利的認知和保障的制度；對族群成員來講，群體利益的處理機制和族群間政治權利的分配，這些精細的制度安排很不到位。這讓國家權力疏離的人群缺乏國家認同；讓普通民眾無法形成強烈的國家意識。今日一般中國人移民到國外，渾然不覺此乃認同挑戰，絕對不會有類似皈依的神聖、改宗的震撼那種感覺。原因在哪裡？就是因為中國國家認同主要著眼在人們對國家高層權力結構的認同。
在傳統的國家認同機制中，只要不反對國家，就被承認為尊崇國家。因此，個體成員與族群集體的生活方式，盡可任隨自然，絕少政治強制：個體成員千百年來安於自己的衣食住行，不到忍無可忍的狀態，絕對不會尋思造反，穩定的政治秩序就此有了深厚的社會基礎；族群成員安於地理環境提供的便利，心安理得地按其固有方式生活，北方牧業民族逐水草而居，只要你不反對國家，國家就不管你；南方民族老老實實耕田種地，勤勞勇敢，艱苦樸素，朝起暮睡，保證收成——一種為法學家梁治平闡釋的「追求自然秩序的和諧」狀態悠然展現在人們面前。
由於民族凝聚力的動力紮根於政治權力安全和日常生活秩序的疏離機制，因此，一方面這種政治促成的文化習性，塑就了強大的凝聚力。但另一方面，由於國家權力對個體成員和族群狀態的日常情形並不關注，其間便蘊含著巨大且不被覺察的離心力。
影響中國人心靈至深的儒家傳統，重視的是「達則兼善天下」。這是從「兼濟天下」高度設定的人生理想。張載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標舉的高遠理想，感染的是士人君子，極其有利於國家甄選所需人才，形成國家高層精英統治集團。
但如此偉大的理想跟凡夫俗子們有什麼關係？完全沒有關係。於是，凡夫俗子很容易脫離高端精英，埋首瑣屑生活。這樣的生活尚能正常維持的情況下，一切安好；倘若這樣的生活被打亂，滿盤混亂。這不是一個愛國還是不愛國的問題。因為中間根本就沒有插入國家意識。凡夫俗子的無聊日常生活中豈有國家理念生根的契機？由於中國政治生活中歷來存在的定勢：族群生存大於個體生存，族群挑戰大於個人挑戰，群體應對挑戰的策略大於個人應對挑戰的策略，其間的政治認同問題，也就常常是族群高端人群的取捨決定一切。
根據民族學家的研究，在中華民族凝聚力塑造方面，通婚對民族融合發揮了重大作用。唐朝派文成公主進藏跟西藏松贊幹布通婚，就是婦孺皆知的故事。以通婚求聯盟，實際上是世界的通行方式。歐洲民族的辨認和歐洲民族的融合，王室的通婚曾經是重要的指標。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催生了第一個現代國家。其時，英國人廢黜了國王，從荷蘭請回了威廉、瑪麗夫婦為王，就是因為他們和英國王室有血緣關係。在當時的歐洲，王室婚姻是不同國家之間合縱連橫、建立政治同盟的一個重要選擇標準。
但王室通婚遺漏了什麼？遺漏了族群之間的普遍通婚。這對多民族國家尤為重要。沒有族群間的普遍通婚，民族保持的自我界限較為嚴格，族群關係的融洽性會比較低。所以中華民族歷史上雖有高層通婚，但界限清楚的族群間沒有普遍通婚，就很難促成族群間的融合。在不同的族群之間，就需要更為多樣的方式促其融洽相處，提升他們認同國家的程度。
松贊幹布與文成公主塑像
政治上的大一統解決的是國家高端制度安排，但行政資源的配置、社會政策的跟進，在中國古代歷史上處於嚴重的不配套狀態。原因在哪裡？在於中國古代的治理結構，國家跟社會完全是二元化的。
中國古代權力結構有三：皇權、官權、紳權。吳晗和費孝通他們寫過一本書，叫《皇權與紳權》。指出皇權控制國家高端權力，官權實施行政執行權，紳權治理基層社會。由於「皇權不下鄉」，大一統制度下的皇權藉助官權，權力實際上一般只能下沉到縣。縣以下基本上由鄉紳管理。有人會反駁這種說法，說鄉紳為什麼叫鄉紳呢？就是因為在科舉考試裡，接受了國家統一權力體系和意識形態的預製，甚至部分人參與了國家的考試選拔、得到過權力惠賜，因而他才叫鄉紳。因此，皇權是下鄉的。確實，紳權、官權與皇權的劃分僅具有相對意義。這裡想說的只是，大一統政治制度在發揮推動民族凝聚力的政治作用時，主要藉助的是官宦集團或準官宦集團的力量。紳權及其所影響的基層社會，未見得納入了同樣的機制。因此，國家認同的底層離心力問題，並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
鄉紳如何發揮基層治理的作用呢？一句話，訴諸自然權威。俗話說：「我吃的鹽比你吃的米多，我過的橋比你走的路多」。這很好地呈現出自然權威的依託。這很關鍵，這中間政治權力的因素很弱，社會磨合出的規則力量強大。自然權威跟政治權威大不一樣。當中國古代的國家權力與基層社會處在這種疏離狀態時，潛在的離心因素也就潛蟄其中了。一旦社會失控，這種離心因素就會發揮顛覆國家權力的可怕作用。朝代更迭、一治一亂，就是這麼來的。
▍晚清的教訓：「我」朝天下，還是「你」朝天下？
需要分析的是，怎麼處理好國家高層權力與基層社會的兩極張力，從而使中華民族保有它的凝聚力來源，拒斥離心力作用。
這裡有三個問題需要分析：社會凝聚方式、政治凝聚方式以及社會政治離心力。
中國古代國家的凝聚方式主要依賴政治提供凝聚動力，國家權力驅動、科舉制度聚攏，是為兩種重要動力。國家權力驅動，是指國家權力方面，通過一套複雜的制度安排，促使統治範圍內的個人和族群認同國家。科舉制度，主要通過官員的銓選制度，把整個社會的精英，尤其是基層的精英，都吸納進國家權力體制，免除精英反叛的危險。兩者的合力構成好中國古代社會政治凝聚力最強大的塑造力量。
我們可以很自豪地說，在整個古代歷史上，所有其他國家吸納社會精英的嘗試和努力都不如中國。當然，這也存在一種致命缺點，那就是抽空了社會精英、尤其是基層精英的資源。以至於社會精英或基層精英大多由土豪劣紳充數。國家權力組織的力量與權威似有保障。但社會、尤其是基層社會的組織與運轉資源嚴重匱乏。
由於國家管理權力不及基層，基層社會靠自然秩序維持，老年人權威是一種，土豪劣紳「權威」是另一種。基層社會成為國家強制力不及的飛地，管理的渙散令人怵目驚心。村鎮惡霸替代了國家權力，發揮著必須的社會強制力作用。這是一種精英跟大眾相互割裂、相互疏離的畸形結構。儘管人們可以說中國古代開放了基層精英進入上層的通道，但這種開放的回流十分有限，因此，不足以形成國家與社會的有力對流，促成一種良性的社會—政治秩序。
更為嚴重的是，豈止官民之間的界限森嚴壁壘。官與官之間的界限也同樣令人生畏。
在晚清時期，滿族人僅五百萬，統治著四億中國人。本應開放權力，匯聚認同力量。但清廷絕對不願讓出分毫的實質性權力。1911年5月，人們隱約可以感覺武昌首義的槍炮聲沉沉襲來。但清廷成立的皇族內閣，卻成為誘發隆隆炮聲響起的直接成因。在晚清，漢族官員幾乎支撐其五分之三的天了。但皇族內閣十三名成員，僅象徵性地任用了漢族官員四人。這完全是「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昏聵表現。當年有漢族重臣憂心忡忡地對滿族皇室高管講，如不及時改革，不知我朝天下能否維繫。結果滿族的皇親國戚反問，「我朝？」漢族高官趕緊以「你朝」相稱。在這種拒絕分享權力的體制下，社會政治的離心力能不大過社會政治的凝聚力嗎？
這個「你」、「我」劃分，剛性地劃定了權力掌控者的界限。這就使精英對國家的認同都得有所保留。一旦社會動蕩、精英們心旌動搖，一種巨大的瓦解力量，便將國家摧毀。
晚清開始的革命建國進程，以社會的廣泛動員，打破了族群結構；以階級鬥爭進行的政治動員，改變了中國傳統的政治結構。由於這一動員仰仗的是「工農群眾」，註定了獲得政權的「工農群眾」，成為新生的精英集團。中國的精英和大眾，進入一個高度複雜的重組過程。但從總體上講，精英與大眾的傳統關係，並沒有本質變化。中華民族的凝聚力，依然還是依賴政治方式維持的模式。只不過，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動員手段有了重大變化。國家權力可以凝聚的依然只是社會上層；對國家離心的，仍然主要是社會下層。
從中國日常狀態看，社會凝聚力仍然十分強大，這是一個公認的事實。情感關係對維持這樣的凝聚力狀態，仍然發揮著決定性作用。但在現代政治逐漸深入人心的情況下，單靠情感因素和政治驅動，實現龐大中國的國家認同，很有難度。如果政治認同隔離機制不打通，難度更會明顯增加。
▍走向現代國家：如何解決情感和理性的分離問題？
在現代條件下，試圖強化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必須解決情感因素與理性因素的脫榫（sǔn）。
一般對現代民族的建構而言，情感是一個動力，理性是另一個動力。兩者交疊，自然很完美。但常常做不到這一點。在現代世界上，各個不同狀態下的民族國家，會引發具有廣泛認知興趣的各國公民發生認同分裂。對個人的選擇來講，他的情感因素可以永遠不變，但理性的利弊計算讓他不能完全服從情感的邏輯。從理論上講，這個道理就是：一個人的文化愛國主義或文化民族主義，到了地球哪一個地方都可以不變；但經濟利益、政治偏好與生活方式好惡，則是隨他生活地點的改變而改變的。
情感源自生活習慣與人生經驗。在一個人的青少年階段，他所熟悉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人一事，會深深銘記在他的大腦中。這種情感之深沉，會積澱在心靈深處，不受任何境遇的變化而改變。但理性總是會提示人們，如果一個國家的發展不夠好，個人生活覺得不舒服，就會萌生移民衝動。移民從來不會是大規模的，僅僅限於一個國家的少數精英及其親屬。但精英移民過多，一個國家的優質成員減少，問題就暴露出來了。
既然情感與理性可能脫榫，那麼就有必要維持二者間的張力。如果說在提升民族凝聚力的時候，能夠緊密連接情感因素與理性因素，乃是最值得期待的；如果說很難將情感因素與理性因素有效綜合起來，那麼增強情感因素的作用，不失於理性的衡量，那也是值得追求的狀態。假如情感因素絕對壓制理性判斷，那麼這樣的凝聚力機制就容易崩潰；假如理性衡量絕對遮蔽了情感因素，這樣的凝聚力機制也容易瓦解。
現代國家的強大民族凝聚力或內在認同，需要把傳統的情感凝聚力與現代的理性民族凝聚力結合起來。情感基礎維持不變，理性上的判斷可以強化，兩相支撐，最有利於維護強有力的民族凝聚力機制。
讓民族情感經受得起理性的拷問，是現代民族凝聚力的一大構成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