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架的,交配的紅隼,消失的長耳鴞,北京城裡的那些野生動物

作者|劉思潔 編輯|覃旭

城市不只是人類集聚的居住地，在人們未曾留意的城市縫隙裡，同樣棲息著各種各樣的野生動物。

只要留心，就能尋覓到它們的蹤跡。松鼠在松果上留下了不規則的牙印，泥地上的洞是鼴鼠打的，鴛鴦把蛋留在了蘆葦叢中。在更難被留意的高空中，紅隼在高樓空調外機裡築了巢，雨燕在二環古建築的榫卯結構中繁衍，成千上萬隻烏鴉每年冬天降落在長安街、萬壽路的樹木上。

而夏日夜晚聒噪的蟬鳴，每日清晨窗前的鳥叫，深夜一隻黃褐色的黃鼠狼竄過，甚至都不需要刻意去尋找。

在北京這樣的超大城市裡，野生動物們一樣經歷著殘酷競爭的生存法則，生命的母題依舊是活下去。它們和人類保持著恰到好處的距離，相對於活在野生環境的同類，他們多了一個技能——如何與人類相處。

但一些突發事件，打破了一些固有的平衡和秩序。新冠疫情期間，受"蝙蝠傳播新冠病毒"傳言的影響，北京市野生動物救護中心接到了有關"蝙蝠"的電話是往年的十幾倍，人們希望救護員把誤入他們家的蝙蝠抓走。而最近上海市某小區，因為人投餵貉，造成了貉在那一區域的數量激增，甚至還出現了傷人事件。

人類也需要去學習如何與野生動物相處，共享城市空間，很多專業人士和志願者們，也因為這方面的努力，得以看到很多為常人所不見的城市野生動物世界。

打架的鸊鷉，建外SOHO樓頂交配的紅隼

自然插畫師張瑜畫了二十多年的動物，他穿梭在北京城市內大大小小的角落，最常去的地方是各大公園和近郊的山脈。他會對一隻動物以及他的家庭保持長期的觀察，從出生、成長到捕獵、繁衍，直至死亡。能夠跟進一隻動物的一生是奢侈，更多的時候是跟蹤了一半，就找不到原先那隻動物了。有時是鳥兒換羽變了樣，有時是領地主權發生了更迭。

"動物之間的競爭比人類世界要殘酷太多了。" 張瑜曾見證兩個鸊鷉家庭之間發生的領地衝突，那不是一場勢均力敵的戰鬥，一方單親帶著五個孩子，另一方雙親帶著五個羽翼已豐的孩子。單親家長被強勢一方趕走了，而獲勝一方還勾引著戰敗者的五個孩子，想要把它們收歸麾下。

一隻幼鳥從出生到成熟，背後有著許多的犧牲，這些犧牲有時來自於同類的競爭，有時來自於同生態位的競爭，有時則是被捕食了。《我們的動物鄰居》導演閻昭和他的攝影團隊在天壇公園遇到過一隻落巢的幼鳥。一隻流浪貓敏銳地察覺到了獵物，步步靠近，樹上鳥媽媽喳喳地叫著，還沒等閻昭反應過來，小鳥就被流浪貓竄上去叼走了。

在缺乏兇猛禽獸的城市，日益增多的流浪貓，往往成為破碎食物鏈的頂端，它們抓鳥，吃刺蝟，和黃鼠狼打架。在小型動物面前，它們有體形上的優勢。

因為天空還沒有被人類完全侵佔，相對於其他動物來說，鳥類在城市裡的生存狀態要好一些。據統計，北京目前共有五百多種鳥，北京野生動物救護中心日常接到的動物救助需求，最多的也是鳥類。除了幼鳥落巢，還有更多的不可抗力，阻擋著這些城市鳥兒安穩度過一生。

有一次，一隻雨燕的爪子扒在通州大運河的橋墩子上，半個身子淹在水裡。閻昭正好划龍舟經過，把它撈了起來，放在龍舟上吹乾，放走了。愛在北京城高大的古建築裡築巢的雨燕，容易被人們安裝的防護網困住，致殘致死。

一般在深夜溜過街巷的黃鼠狼，北京人稱之為"大仙"，對其敬而遠之。深夜它們擺動著黃色大尾巴，捕食老鼠，偷吃貓食狗糧，翻撿垃圾……

刺蝟也是夜行者，在城市中捕食昆蟲，棲身在雜亂的角落。閻昭曾經在通州的一個農家院中，發現一隻母刺蝟。母刺蝟身體鼓鼓的，渾身上下都是吸滿血的蜱蟲，而她的身下，是四隻渾身通紅還沒有長刺的小刺蝟。或許是感知到人類發現了它的窩點，閻昭第二天再來時，它們消失了。"母刺蝟的狀況很差，可想而知，那四隻小刺蝟也活不久了。"這是閻昭所感受到的人和動物難得的共情時刻。

如果你住在高層樓房，有時可能會看到一種小型猛禽紅隼在窗外翱翔，甚至可能出現在你家的空調掛機上。閻昭曾在國貿上空看到過這種磚紅色白色條紋相間的鳥兒，這也是他那部關於北京城內野生動物的紀錄片拍攝的一個由頭。

在幾十層樓的高空之上，紅隼會把翅膀直直打開，時而懸停，遇見獵物時又會瞄準時機，快速降落。它們來到北京越冬繁衍，一般不會自己築巢，而是搶佔喜鵲或是烏鴉在高樓上築的巢穴。

大多數時候，人和動物總是遠遠相望。讓閻昭印象深刻的一個場景是，那天日落時分，夕陽掛在天空，東三環高架上堵得一塌糊塗，一對紅隼站在建外SOHO的一個樓頂，扭動著身體交配。這是繁華都市裡野生動物們自己的浪漫。

長耳鴞從天壇消失，啄木鳥找到新的巢穴

在北京城的冬天，也能看到貓頭鷹，過往它們會在天壇公園越冬，一棵參天古樹上就會蹲著十幾隻羽毛棕黃色、眼睛橙紅色的長耳鴞。隨著天壇以及周邊環境的變化，2018年左右，長耳鴞從天壇消失了。

從表面看，近幾年天壇一帶的環境好像沒有發生什麼大變化。其實改變發生在人們未曾留意的地方，天壇周邊的胡同經歷了一次次整治，衛生環境變好了，但長耳鴞的食物——老鼠，也變少了。

在天壇長耳鴞消失之後，中國貓科動物保護聯盟做了一個關於北京長耳鴞的調研。他們沿著沙河、潮白河、大運河這幾條水系，零零散散地找到幾隻長耳鴞。它們白天躲在河邊的樹上休息，晚上俯身衝到水面，捕食河中的魚和泥鰍。

隨著城市的建設和擴張，類似"長耳鴞在天壇消失"的事時常上演。北京野生救護中心近幾年接收了更多五環六環之間的受傷動物，這幾年，五環六環之間正在進行大規模的城市建設，棲息地的減少讓動物們的處境變得困難。

在中國貓科動物保護聯盟宋大昭的印象裡，十五六年前，他在通州的家附近還有農田和荒地。到了夏日的夜晚，就是百鳥爭鳴的時候，貓頭鷹、杜鵑、夜鶯等叫聲此起彼伏。那時，宋大昭還能在家附近看見一種鷹來北京過冬，但是到了2008年左右，這種鷹就從北京消失了。

人類活動對於自然生態和野生動物的影響，不總是劇烈的，一些變化是未被察覺的。氣溫、空氣溼度的變化，甚至是河水的流速變化，都會對一種物種在區域內的存在造成影響。這些年，北京的地下水位下降，很多河流和溝渠水量減少甚至乾涸，加之水質變差，北京原本有的八十多種原生魚，到如今銳減到了四十餘種。

在上水自然保護中心張棽的印象裡，白河峽谷裡曾有䴉嘴鷸。這是一種有著紅紅長長嘴巴的大鳥，喜歡蹲在河流的鵝卵石上。但隨著水流的改變，䴉嘴鷸也從白河峽谷中消失了。

同樣從北京消失的還有小弄蝶。人們在冬天割掉河邊的蘆葦稈，也割走了小弄蝶產在蘆葦叢中的卵，小弄蝶的數量隨著每年冬天的一輪輪收割而消失。

近二十年，北京城市擴張迅速。張棽家住在北三環附近，上世紀九十年代，出門還能看到農田，夏夜的四合院裡，能看到一閃一閃的螢火蟲。

2000年左右，張瑜到位於海澱區的中國農業大學上學，那時學校周圍有很多稻田、溝渠，還有池塘，一片水鄉的感覺，能看到黑水雞擺著身子在大街上溜達。變化是一點點發生的，這是城市化進展的必然，但也能找到一些和諧之道，比如需要一些城市建設規劃的智慧和方法。

城市裡的園林景觀，是相比較而言，野生動物們經常出沒的地方。據統計，北京大學校園和奧林匹克森林公園，就棲息著兩百多種鳥類。奧森是借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機規劃建設的森林公園，現在裡面的河流裡可以見到鴛鴦、綠頭鴨等鳥類。土堆上，總是能尋覓到灰喜鵲掉落的羽毛。還有稚雞、刺蝟、鼴鼠等，躲藏在灌木叢中。

當然，奧森的生態環境還有需要改進的地方，山水自然保護中心就在進行這方面的工作。

城市園林景觀最初多是為了觀賞而建，後期的管理上也有著諸多的要求，比如草坪要整齊，地上不能堆落葉。而這些要求，和一個良性的自然生態系統運轉規則有衝突的地方。比如不允許堆積落葉，主要是防火的需要，但也造成了土壤裡的養分不足，土質下降。

樹木之間也應該保持足夠的距離。在奧森的一片國槐林裡，因為樹木過密，栽種了十多年的樹木樹幹依然纖細，這也造成了很少有動物棲息。山水自然保護中心在這片林子裡放了一周的捕捉昆蟲的誘餌，但只抓到了蒼蠅。他們把長勢不好的樹木挪走，而在一些遊人遊覽較少的地方，則不再清掃落葉，實現自然的堆肥。

動物們也會適應城市的生活。因為保護樹木的需要，城市綠化樹木的樹洞一般都會被堵住，這也讓啄木鳥失去了原本的做巢空間。但聰明的動物會找到新的空間，比如樓房的保溫層，有啄木鳥就在泡沫裡做窩，而等到它們遷徙了，麻雀、灰喜鵲等又會搬入這些巢穴。而立交橋下的水泥縫隙、建築的孔洞、排水管等，都會成為鳥兒們建築巢穴的地方。

麻雀是伴人生的動物，早期，它們喜歡在平房的屋簷下築巢，而隨著城市裡高樓林立，它們消沉了一段時間，又找到新的地方——空調孔、空調外掛機箱、陽臺的夾角等。困於體力的不足，為了能夠在高樓上築巢，麻雀們開發出了新的飛行方式：每向上飛行兩三層就平行飛行休息一下，形成了一個"Z"字形的飛行路線。

駐足，傾聽，城市角落裡的桃花源

在拍攝《我們的動物鄰居》之前，閻昭幾乎沒有注意過身邊的野生動物，唯一一次是大學期間一次冬天路過萬壽路地鐵站，看到了成片的烏鴉。它們擅長給車"潑墨"，對行人"突然襲擊"。為了躲避鳥糞攻擊，附近居民出入時還需要打傘。

夜晚，烏鴉從四面八方聚集到萬壽路地鐵站附近，夜宿在樹枝上。第二天凌晨，它們會飛往北京郊區的垃圾填埋場，城市居民的廚餘垃圾是它們主要的食物來源。

城市的動物與人類之間的衝突並不少見，絕大多數時候，是野生動物怕人。

幾年前，一隻大鴇受傷落到了郊區一老大爺家，北京野生動物救護中心趕來，老大爺說只有拿了錢才能把大鴇交給他們，被拒絕後，第二天，大爺把這隻大鴇燉了。

有人嫌他家附近的鳥窩太吵，會要求救護員們去幫他捅掉鳥窩。還有紅隼在陽臺的管道裡做了窩，房子主人想要把窩清除，護鳥協會前來協商，希望等紅隼的繁殖期過後再採取措施，但那家人覺得貓頭鷹在家做窩，是不祥之兆。

新冠疫情讓人對動物更加敏感了，尤其是蝙蝠。北京市野生動物救護中心，這個本來為了救護野生動物而設立的機構，無奈之下還要承擔著驅逐動物、調解人與動物糾紛的責任。

今年他們處理的有關蝙蝠的案例，共71件，而2016年到2019年，每年分別只有2、3、6、5件。大多數時候人們打來電話，只是因為家中飛入了蝙蝠，求助於救護人員把蝙蝠趕走。一個居住在疫情中風險地區的女孩打來電話，最後和社區溝通了許久，救護人員穿上了防護服上門。也有人疑神疑鬼，總覺得自家的柜子後面就藏著蝙蝠，"我聽見它在動"，一次次撥打電話讓救護人員上門。

張瑜長期和城市裡各種野生動物打交道，對他而言，每天定時定地方去觀察一個動物，就像去見街坊鄰居一樣。他在某公園裡長期觀察一窩鸊鷉，時間長了後，怕人的鸊鷉對他產生了信任。有時他和其他遊人一起出現在這家鸊鷉面前，鸊鷉會主動靠近他，卻躲著另外的遊人。一次，張瑜戴著草帽，鸊鷉沒有認出他，伸直脖子，炸起了羽毛，一副警覺的樣子。當張瑜摘下草帽後，鳥兒的狀態瞬間放鬆了下來。

有一種動物在北京生活了好幾百年，那是一種背部黝黑，肚皮白色的小鳥，也是唯一一種以北京命名的動物——北京雨燕。七百多年的時間裡，它們習慣於在北京城內高大城樓的縫隙裡築巢，因此也被喚作樓燕。

北京雨燕們往返於北京和非洲大陸之間。每年三月，它們會回到他們在北京老建築中的巢穴。為了防止雨燕或者其他鳥類築巢造成的破壞，很多古建築會在屋簷部位裝上防護網。有的燕子被困在防護網上，落下殘疾，有的甚至被困在網內，成為一具具乾屍。

而正陽門的工作人員為了保護雨燕，去掉了防護網，在雨燕將要回京之前，專門為它們清理好去年的舊巢。這樣，實現了動物和建築保護的共贏。

也有人們過於親近動物造成困擾的問題。比如最近發生在上海的事情，對於穿行市區的貉，有居民出於善心，在小區內投放了大量貓糧來餵養貉，導致小區內的貉數量驟增，甚至還出現了貉傷人事件。

在張瑜看來，人和動物之間，需要的是保持適當的距離，給它們留出一定的空間就行。

在拍那部紀錄片之前，閻昭很少留意到身邊的野生動物，片子拍完，他和城市裡的動物鄰居們也有了更深的連結。他能發現屋內的跳蛛、壁虎，偶爾還會擔心家裡的貓把壁虎吃掉。在路上遇到了昆蟲或者小動物，他也會駐足觀察。對他而言，觀察這些動物，成為了不足為外人道的桃花源。

在北京市野生動物救護中心工作多年，史洋也曾一次次被觸動。有一次，一隻貓頭鷹被送來時似乎已經重病了，腦袋聳拉著，站不穩，史洋本以為它活不長了，但它卻很快痊癒了。

和動物接觸多了，張棽對於環境所帶來的動物活動的變化特別敏感，也更能注意到生活中的一些浪漫。春天到了，他能提前預期到，哪些鳥兒該來了。下雨前和雨後，動物的活動也會有變化。下雨時蝴蝶們不再活躍，雨停了，就又都飛了出來。

張棽的電腦裡，收藏著一段音頻。清晨五點，最初傳來一隻鳥的叫聲，隨後是兩隻、三隻，前後大概有十隻鳥兒加入進來。有的叫聲清脆，有的悠長。這是某個夏日清晨，他在北京郊區百花山林中錄下來的，幾分鐘，仿佛裝下了整個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