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錫祚
編者按：為紀念愛國教育家張伯苓先生誕辰140周年，南開大學檔案館、校史研究室近日整理校注了張伯苓先生三子張錫祚遺稿《先父張伯苓先生傳略》。
張錫祚生於1908年，自幼身體單薄，就讀南開中學時因染肺病休學。抗日戰爭時期，張錫祚和父母同住在重慶南開中學。經重慶名醫診治，多年的肺疾得以治癒。病癒後，張錫祚不願繼續待在家裡，遂外出經營小型工商業，並開辦農場、會計師事務所，為南開學校的發展儘自己的綿薄之力。新中國成立後，張錫祚任天津文教工業公司財務科科長，為新中國建設作出了貢獻。他與瞿秋白的侄女瞿安貴女士結婚，育有女兒張媛良、兒子張元龍。
張錫祚手稿寫於1963年4月，共18節、5萬餘字，現藏於南開大學檔案館。在張伯苓先生誕辰140周年之際，這份珍貴手稿被列入「南開大學校史叢書」公開出版。本版選登書中3節內容，並刊發張伯苓先生嫡孫、張錫祚先生之子張元龍撰寫的書序，以饗讀者。
早期教育思想
先生見到清末國勢的所以衰頹，分析它的原因，主要在犯著五病：曰愚、曰弱、曰貧、曰散、曰私。愚則人民的知識不開，弱則民族的體魄不強，貧則生產力不振，散則團結力不固，私則只顧個人利益，沒有國家民族思想。今天如要想振興中國，惟有興辦新教育，灌輸新思想，培植新人才。所以他在創辦南開學校，培植學生時，要力矯以上五病。他的教育方法，首重在以下5個方面：
(一)培養新道德力矯時弊，嚴禁學生吸食鴉片、酗酒、嫖妓、賭博和早婚；凡有違犯的，都予開除。在教室樓一進門處，立著一面大鏡子，旁書鏡銘，寫道：「面必淨，發必理，衣必整，紐必結，頭容正，肩容平，胸容寬，背容直，氣象勿傲、勿暴、勿怠，顏色宜和、宜靜、宜莊。」所為是力矯當時頹靡不振之氣，要求學生們隨時要精神飽滿，生氣勃勃。每星期三下午，有修身班，召集全體學生在大禮堂，給同學們講如何做人做事讀書救國之道，同時也旁及國內國外大事。有時也請一些學者們來給學生講一些時事問題，為的增長學生們的課外知識，灌輸一些新思想，提高學生們的新道德觀念。
(二)提倡科學知識力矯千百年來八股文對於中華民族思想的毒害，大力提倡科學知識，介紹西方科學文明，灌輸新思想。在科學研究中，尤其注重科學實踐。先生在南開中學創立的一開始，就從日本買來物理、化學實驗儀器多種，教給學生們作為親手實驗之用。當時有西人到南開來參觀的，認為在他們國內的一般中學裡，能有這樣設備的也不多。
(三)注重體育鍛鍊要想強國，必須先要有體格強健的人民，這樣才能擔當起建國的重任。在西方列強和日本，它們國勢所以強盛，主要是在它們的人民，具有強健的體格。那時西洋人都說我們是東亞病夫，這樣我們還如何能和它們爭強。先生有見於此，所以在平時訓練學生，首先在加強課內課外的體育鍛鍊，對於各種體育運動的設備方面，也是發展的不遺餘力。在歷年各屆國內國外運動會，南開的學生，都有出色的成績。在平日尤其是注重體育道德的培養，以見對於德智體三育的要求，是齊頭並進的。早期中學部學生在千人以內時，每星期六下午，都要舉行一次全校學生大會操，所為在體育鍛鍊中，還要訓練學生的組織性、紀律性。
(四)培養組織能力為了訓練學生的組織能力和辦事能力，指導學生多做課外組織活動，組織各種團體，如同各種學術研究會、演講比賽會、出版刊物、創辦新劇團和音樂研究會、體育隊等等。使得學生在幼年時，就過慣團體生活，加強團結思想。同時還教育學生，不但要會讀書，而且還要會辦事。
(五)灌輸愛國思想國家要圖強)恥，百年重任，首在於培植新人，所以對於學生們，從他們幼年時，就給他們灌輸著愛國主義思想，教給他們終身不忘，以便將來畢業以後，出來做事時，凡事都能聯繫到國家民族的利益，用意是深遠的。而先生平日時刻念念不忘的圖強)恥，實際上就是他的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具體實踐。經常地把它來灌輸給年輕的學生們。
先生從幼年承久庵公的教誨，對於教育方法，首重實踐，貴啟發，用各種方法，引導學生去學習。訓練學生們自己會讀書，會去鑽研問題，並且常以「幹！幹！幹！」3個字來教育學生，凡事必須親自動手實幹，才能懂，才能會，才能精。
先生嘗說：「我是一個學海軍的，對於教育本是外行，因為有志於教育，所以才研究教育、辦教育，幹中再學，學了再幹，盡畢生精力，幹！幹！幹！今天已由一個外行變成為一個內行了。還有我們學校的華午晴先生，他是嚴王家館的一個學生，沒有學過土木工程，因為他心細，就叫他總管學校的建築。連年修建，今日女中部的教室樓，就是他繪圖設計的。用地不多，樓上樓下，沒有一處方寸之地沒有加以利用的，雖是一般專業的工程師，也不能過之。此外還有王九苓先生，他是師範班畢業生，沒學過農林園藝，叫他管學校的花木，他天天看書鑽研，找別人學，今天已成為一位花木專家了。他所培養的菊花，千百異種，每年一到開放展覽，有多少愛好者，從遠道來參觀。這些事實，說明了知識是從幹中得來的。」
先生又嘗說：「學生們不要讀死書，要會用書，要學會呂洞賓那個點石成金的手指頭。」這是要求學生們會學會用，要學會真本事。
先生嘗說：「正人者，必先正己，要教育學生，必先教育自己。」有一天中學的修身班，他看到一個姓王的學生，因為吸紙菸過多，手指被燒得焦黃，先生指著他說道：「看你抽菸抽的，手指都燒成那個樣子了，吸菸對青年人身體有害，應該戒除了它。」當時王生回答道：「先生你不是也抽菸嗎？怎麼說我呢？」先生當時受到啟發很深，深切的認識到欲教育學生，必先教育自己，凡事要以身作則。當時立喚校工：「把我房裡的煙全拿來！」先生當時吸呂宋菸，房裡存著幾大盒，校工全給拿來，先生立時當眾把煙全都折了，扔在汙水桶裡。校工可惜煙，說道：「留著拿回家給老太爺抽不好嗎？」先生說道：「不如此不能表示我的決心，從今以後，與諸位同學共同戒菸。」自此以後，南開在校學生，從沒有吸菸的，先生也自此終身不吸。
後期教育思想
先生在清末，鑑於當時社會風氣的愚昧無知、頹靡不振，他總結出來由於「五病」，制定出5項教育方針。但是由於時代的發展，半個世紀以來，世界已由蒸汽機的發明進化到了原子能時代。先生的教育思想也隨著時代的進展和社會的需要而飛速地向前發展。由早期的5項教育方針逐漸發展成熟，進而成形為「公能教育」。他在重慶南開中學的運動場坡地上，用綠色的冬青草，植成了兩行標語：「允公允能、日新月異」，這就是南開校訓。
先生的所謂「允公」是指著要求做到最公，「允公」和「去私」是相對著的，但是去私是消極的態度，而允公卻是積極的態度。這裡所謂的「公」字，先生嘗著重指出是「大公」，不是「小公」，若是「小公」的話，那就成為本位主義，算不得什麼公了。惟其公，所以才能高瞻遠矚，惟其公，所以才能正己教人，發揚集體的愛國思想，消滅自私的個人主義。這是他教育學生做人的第一功。
所謂「允能」是指著做到最能，要建設現代化的國家必須要有現代化的科學才能，而南開的教育目的，就是在培養具有現代化科學才能的新人。既具備著理論知識，又具備著實際工作的能力，主要在培養學生學會將來在社會服務時的工作能力和專門知識。為了趕上時代和跨過時代，先生又在大學部成立了經濟研究所和各種理工研究所，號召學生向世界科學文化新高峰進軍。
所謂「日新月異」就是說要求學生天天在不停的變，時時在不停的長。他給學生們創造了一種環境，叫學生們親眼看到他們幾年或十幾年(在那時從南開小學到中學、大學一共要16年)所在讀書的學校，就是時時的在變，時時的在長，時時的在向前發展。環境的陶溶，潛移默化，給學生們養成了一種習性，認為不是這樣就不是人生了，使得學生們自幼年就養成了「長！長！長！」的人生觀。先生常教育學生們說：「所謂日新月異，不但是要能接受新事物，而且是要成為新事物的創始者，不但要趕上時代，而且是要走在時代的前面。」這些就是南開精神。
先生出生在清朝末年，距今約有一個世紀，他的一生沒有接觸過馬列主義理論，但是在他的教育哲學裡，卻有許多地方蘊含著唯物主義思想。
先生平日極其重視環境教育，他認為這對於學生可以收到潛移默化之功。清潔整齊，生活有規律，做事有條理，氣魄宏大，這是培養一個好公民的第一步功夫。所以在他的指導之下，不論是在大學、中學、女中、小學，或在天津、或在重慶，學校裡永遠的、隨時隨刻的布置得清潔整齊，秩序井井有條，無論老師學生，以至校工們都總是精神勃勃的。在當時南開是私立學校，一切經費和建設都是指著社會人士的捐款來補助維持，所以平時對於校舍的保護維修都是特別的注意。校舍年年油刷，哪怕是一塊玻璃或是一塊窗紗破了，都要立時補修好。地上永遠看不見一塊碎木和爛磚，即使是最初建校時修建的校舍，也是油漆粉刷得和新房子一樣。一進了南開學校的大門，會使人有一股生氣勃勃的感覺。而一般社會人士見到他們捐款興建的學校是這麼整潔有秩序，這麼有生氣，他們也更樂於踴躍地來捐款。
先生平日最注意培植後進，選拔新人，只要某人有一點長處被他發現了，他必要盡力地鼓勵他，給他以發展的機會。對於用人方面，他常說：「人都有他的長處，也都有他的短處，世間沒有十全的人，我們用人，要儘量發展他的長處，避免他的短處，在長處得到發展時，他的短處也會退縮不顯，如果我們對人處處吹毛求疵，世間將無可用之人。」他的一生，無論對人對事，永遠是看它那明朗的一面，選擇它那明朗的一面，在這一點上，也可說是代表他那教育家的風格，一個樂觀主義者的特有性格。人們都叫他老校長，他的一生就是這麼熱情溫暖，使人樂於受教。
南開五十年，在艱苦奮鬥中成長
南開學校自從清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嚴氏家館時期，當時只有6個學生。6年後中學部成立，也只有73個學生，一直發展到全國解放前夕，前後50年，成立了南開大、中、女、小和重慶分校五部，學生達到四千多人。歷年來先後曾在南開上過學和畢業的學生，更不下數萬人，為社會中堅。南開是一個私人創辦的學校，幾十年來，中國的政局經常的在不休止的內戰，而南開的教育事業也經常的處在這種急風驟雨、驚濤駭浪之中。在最後它又遭遇著日寇的兇狠轟炸劫燒，將天津的大、中、女、小四部校舍全部摧毀。敵人們想把南開學校徹底的毀滅掉。但是它並沒有如他們所想像的那樣被毀滅掉，它隨著又發出了更茁壯的蓓蕾——重慶南開中學，開放著更燦爛的花朵，南開學校是在暴風雨中成長起來的，它富有著強烈的生命力，雖然經過著一次又一次的波折，遍歷著種種樣樣的困難，但是它卻在存在，在發展，在壯大起來。誠如先生平日所說的：「南開學校的誕生和發展，這是中國人民的願望，不過是借著我的手來完成起來罷了。」事實的確是如此。
中國的政局自從滿清王朝的覆滅到民國的肇興，數十年來，軍閥割據，你爭我奪，表面上是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曹(錕)、張(作霖)、蔣(中正)，實際上是北洋軍閥、安福派軍閥、直系軍閥、奉系軍閥和國民黨軍閥在統治著這國家，其他割據一方的還大有人在，人民永遠是在過著順民的生活。在這樣的一種環境下，由幾個私人創辦一所私立學校，培育著反對這些統治階級的幼苗，這的確不是一件什麼好幹的事。在政治上既不能觸動這些統治者，不然他們就不會允許你存在。在經濟上又要自己去想辦法來維持這個學校的存在和發展，在那個時期，由於軍閥們你爭我奪，他們一時還顧不到你的教育思想是什麼，只要沒有太露骨的表示還容易混得過去。但是在經濟方面卻是一副沉重的擔子，私立學校的經費主要來源是要依靠著社會人士的捐款，而當時社會的財富卻掌握在這些統治階級的手裡。先生很明白這個道理，他自問要不要復興中國、要不要培植新人、要不要辦教育、要不要用錢，這一系列的問題他不能不從實際出發。他不能等待著國家政治走上正軌之後再辦教育，他要先從教育救國、培植新人、改造社會著手。所以他在各個政權不斷的變換交替之下，適應著環境，和他們交往，勸他們捐錢。他還懂得一條道理，一個人無論是怎樣地作惡，但是在他得勢之後卻極喜歡得一個美名，另外他們還願意把自己的子女送進一所好的學校裡學好。先生抓住了這一點，他同意滿足他們的願望，但是要他們捐款。他明白，錢無論是從哪裡捐來的，但用來辦教育，這對於國家民族總是有益的事。並且這些錢本來就是人民的，用它來辦人民的教育，又有什麼不可以呢？先生常自稱為是一個化緣的老和尚，先生一生獻身於南開教育50年，他一直募化了50年。
在一些民族資產階級，他們有著較為開明的思想和較為遠大的眼光，他們痛恨著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勢力的壓迫，他們很多人都來大力的支持著先生興辦教育。至於一些軍閥政客，他們也有很多人被先生的真誠所感動，慨解私囊，捐資興學，或是在各方面相助。在整個50年的過程中，對於南開學校教育事業的發展確是得到不少的好處。
在辦中學教育，由於學生多，教學設備簡單，教師的工資較低，一般學校的經常費開支有學生的學費收入可以相抵，所差已不多了。其餘不足部分和學校的發展建設需要可以依仗著社會捐款來維持。至於辦大學教育就不同了，大學的學生少，教學設備複雜而用錢多，教師們的工資高，要想指仗著學費收入來抵補支出，相差已經是太遠了。這項巨額虧差，必須要仰仗著社會捐款來抵補，此外還要添建校舍、增添設備等等，這就不是少數的錢所能解決的了。
歷年來在各個政權的交替統治之下，先生都要想盡辦法找他們給撥助些常年的補助經費，但是一經政局變遷，就要重新打鼓另開張，另找門路。他經常的出入在北京各個政權的教育部大門，人們都在背後指著他說，這個化緣的老和尚又來了。他平日生活樸素，總是穿著一件藍布長衫，有一次到北京去，因為同時還要給一個學生證婚，穿了一件緞子長袍，到了教育部，人們都在奇怪，這是張校長嗎？怎麼今天穿著緞子袍子了呢？這個化緣的老和尚，在人們眼裡是有他一定的標誌的。後來因為常常給學生們證婚，這些老學生們也常送他一些衣料，王夫人把來給他製成新衣說道：「給這個老和尚掛一掛袍吧！免得叫人家看著太寒磣了。」
由於連年內戰屢起，國內政治屢變，他的事業也一次又一次屢屢地受到挫折，大學教育的設立經過了兩次的失敗，後來才算成立起來，其間得到不少李秀山先生的捐款。大學部礦科，本來是由李組紳先生年捐常年經費3萬元創辦起來的。捐了5年，到了民國十五年(1926)，因為內戰的影響，捐款停止了，礦科因此停辦。在抗戰前一階段，每一遇著內戰起來，學校就要停課，社會各個方面都在受著影響，募捐的來源受到了障礙，學校的經費也感到支絀，大、中、女、小四部分的經費，這的確是一個不輕的負擔。先生只為心裡有一個教育救國的信念，他不避一切艱難來支撐這一困難局面。有時感到一陣失望，不免長籲短嘆，王夫人必要從旁鼓勵他說：「你辦南開教育，是為國為民辦好事，誰知道了都會來幫助你的，凡事定能逢兇化吉。」先生聽到後就又把精神振作起來，如此的幾十年。一直到抗戰開始，南開大學合併西南聯大，改為國立了，他才鬆了一口氣。只剩下了中學部，在他就認為是頗有餘力了。
雖然困難是這麼多，但是他卻始終堅持著辦教育是他的終身事業。民國十五年，公元1926年，先生的好友、南開中學的董事長顏惠慶博士在北京組織攝政內閣，約請先生擔任教育總長，先生辭以和嚴範孫先生有約，終身辦教育，不做官，婉卻。後來奉系入關，張學良氏又約請先生出任天津市長，先生也予以辭謝。當時有先生的好友林長民先生對先生說道：「如今的好人都不出來做官，行見中國的政治，將要更趨腐敗了。」先生以各行其志謝之。後來林先生以學者往佐郭松齡，發動東陵事變倒張，事敗遇害。
後來議者說先生是一位事業家，不是革命家，先生聽到之後，再三地點頭說道：「這句話說的一點也不錯，救國之道多端，端在各行其志，見仁見智，各有千秋。假使我當日作為一個革命家，到今日早已成仁取義，成為一個烈士了，到今天哪裡還會有南開學校的存在？更哪會給祖國建設，培養出這麼許多新人才來？今日打一個比喻，先有雞乎？先有蛋乎？其實雞與雞蛋，本是一物，不過形態各異耳。革命事業，也要自培植新人出，兩者實二而一，殊途同歸，沒有什麼區別的。」他的這種說法，也可以代表他的教育救國的看法吧！
南開學校五十年來，就是這麼年復一年的在艱苦奮鬥中成長著，經受著暴風雨的鍛鍊，使得這一群樸素的教育工作者，養成了一種堅強的意志，和「幹！幹！幹！長！長！長！」的南開精神，他們實際上是一生一世的在教育救國的戰線上戰鬥著，沒有一時一刻的停歇下來。
先生在南開的基本幹部，多是嚴王家館和早期中學畢業的老學生，師生之間，團結得有過於父子，所以一切工作都能得心應手。學生們都能深切的體會老師的心情，老師也能深切的體會學生的心情，彼此緊密地團結在一起，為一個共同的教育救國目標而奮鬥。即使是一個校外來的同仁，只要在南開工作過一個相當的時期，他也會熔化在這個大熔爐裡，這一切就是南開所以能克服一切困難的原動力，它有著一個堅強不動搖的組織和一個淳樸為公的校風。
在這五十年來，先生為祖國教育事業奮鬥的過程中，也曾遇到過一些險惡的事。在民國十五六年前後那一段時期，即公元1926年和1927年前後，革命浪潮澎湃，衝擊著北方軍閥的割據局面，東北奉系入關，佔據著北京。張作霖自任為海陸軍大元帥，為了紀念這一就職典禮，北京政府的一些人兒，合拍了一張照片，約有百十個人，大元帥居中，全都是仿照著三代的服裝，頭戴冕旒，身穿袞袍，雙手拱立，在當時的天津《北洋畫報》，曾刊登過這一幅照片。由於孫中山先生有三民主義，於是軍閥孫傳芳又胡謅出四民主義和五民主義來對抗，這些人和革命當然是水火不相容的。他們在各處逮捕革命黨人，李大釗和馬駿兩位同志，就是在那時遇害的。李大釗先生被害之後，記得當時北京有幾個城門易名，有一個城門先是改為新華門，後來有人說：「李大釗有一個女兒名叫李新華，用這個名字不好！怕不是好徵兆！」大元帥一聽，馬上下令磨去，改為和平門，就是今日的和平門。其實多作好事，逢兇可以化吉，多作壞事，逢吉可以化兇，這是事物發展的常理。這些人他們不懂這個道理，以為只要把城門改兩個字就可以萬事大吉了，真是痴人說夢。又誰知在二十幾年以後，人民解放大軍奏凱長驅進入和平門，大元帥死而有知，豈不要大吃一驚乎！
由於北京政權的大肆逮捕革命黨人，各學校是新思潮的發生園地，在當時南開學校的師生裡，也頗多共產黨人，這在當日的政權來說，是要一體嚴拿的，所以這些學府便成為了這些統治者注意的對象。當時駐在天津的奉系直隸省督辦是褚玉璞，他是一個土匪出身的軍閥，經常的在他的督辦公署裡殺人。有一次有他手下的一個參謀，是一個老頭兒，給老褚獻計道：「在天津市裡，要數張伯苓對社會的影響力最大！他所辦的南開學校裡，是專門的出共產黨！應該趕早把他除掉了！」老褚一聽道：「好的！咱就這麼辦吧！」當時有他的參謀長在旁，罵這個老頭子道：「你這個渾蛋！懂得什麼？張校長是一個好人，他辦南開學校幾十年，對國家的貢獻最大，在天津的南開學校辦好了，也是督辦的一件大功呀！督辦應該好好的獎勵他才是。」老褚一聽又回嗔作喜，立刻叫派汽車到先生家裡來，接張校長到督辦公署去談談。那時已是晚上九點多鐘了。先生正在八裡臺南開大學看學生們的遊藝會，督辦公署的汽車到西南城角先生家裡來接，聽說在八裡臺了，又轉頭到八裡臺南開大學去接。當時大家一聽督辦公署派車來接，都心裡打著鼓，估量著兇多吉少。但是先生心裡卻極坦然，他想，事情來了，怕也沒用，隨機應變，自能轉危為安。到了督辦公署，他把老褚一陣對付，樂得他老鼠鬍子一翹一翹的，直到深夜十二點鐘，才派車把先生送回家，大家聽到平安歸來，這才把一塊石頭落了地。事後有女中部的一個女學生，來告訴先生說道，她的父親就是那位參謀長，因為時常聽到女兒回家說學校怎樣怎樣好，校長怎樣怎樣好，所以他才和老褚講了那一段話，事後想來，真是好險哪！
還有在抗戰時期，在重慶，一天晚上，有一位在國民黨政權某部分工作的老校友，到家裡來看先生，他對先生低聲地說道：「校長！二陳對您不大好！請校長注意！」先生答應了一聲，當時沒說什麼。後來又過了些日子，一天下午有五六點鐘的時候，先生從外面約了陳果夫到家裡來談話。兩人大談了一陣子三民主義哲學，臨走時，先生把他送出大門外看著他上了車走了。先生對著迎面的校舍樓房望了一會子，長長地吐了一口氣，回到房裡，默默的坐著，心裡仿佛在說，我的一切委曲求全，都是為了南開呀！他的一生，幾十年來，除了辦南開學校教育救國以外，他是與世無爭的，但是樹大招風，時時還要防著礙了別人的路。
但是不管困難是多麼多，奮鬥是多麼艱苦，然而時間是一個最好的評判者，它給予了南開教育以很高的評價。不只是在國內，以至在國外，在不同制度的國家裡，也莫不如此。記得在抗戰前，有一位東北的官員莫德惠先生，他是經辦著對蘇外交的，一天他和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閒談到關於孩子們上學的事，加拉罕對他說道：「聽說在你們中國的天津，有一個南開學校，辦的很好，你為什麼不送你的孩子們到那裡去上學呀？」記得當時父親在對我講說這件事的時候，臉上微笑著，他說：「你看！不管我的奮鬥是多麼艱難，但是到處都有著我的知音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