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張伯苓的歸信和社會活動看基督教青年會在近代中國的影響

2020-12-08 基督教資訊平臺

90年代基督教青年會在上海的會所

一、關於「基督教青年會」

說起「基督教青年會」,對於傳統基要主義神學影響下的基督徒來說,可能非常陌生,就算是略有耳聞,可能也會立刻貼上「社會福音派」、「自由神學」或「新派神學」等標籤。但是,貼標籤容易,真正了解其來龍去脈的歷史卻是需要一些辛苦的。

筆者在教會裡很少聽到有關「基督教青年會」的事情,也是在信主多年後才逐漸知道的。當然不可能是通過教會的講臺,而是通過一些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所寫的歷史方面的文章或著作,比如基督教對世界的影響、近代宣教士活動對中國社會的影響等,談這些歷史是繞不開「基督教青年會」的。

基督教青年會是一個「全球性基督教青年社會服務團體」,總部設在瑞士日內瓦,至今已經有170 多年的歷史了,並且蓬勃發展於世界各地,在包括中國在內的110多個國家和地區都有其組織。

基督教青年會英文全稱是「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簡稱為「Y.M.C.A.」。1844年由英國商人喬治·威廉創立於英國倫敦。其初衷是希望通過堅定信仰和推動社會服務活動來改善青年人精神生活和社會文化環境。基督教青年會誕生的歷史背景,對應著英國產業革命所帶來的諸如城市化等社會面貌的大改變。

英國的基督教青年會後來於1851年傳到了美國,針對美國的社會情況,其功能也逐漸由單純以宗教活動為號召的青年職工團體,發展成以「德、智、體、群」四育為宗旨的社會活動機構。1866年美國紐約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麥克班尼(Robert R.McBurney)首次把這「四育」定為青年會的宗旨:「青年會之內容為德育、體育、智育、群育(spiritual,mental,physical,social)諸部。蓋所以求完人之幸福,使身、心、靈俱臻理想之發達也」。

1895年10月5日,北美協會派遣生長在中國、並為學生海外傳教運動工作過5年的來會理到中國,成為第一名青年會幹事。這一年也成為中國基督教青年會創建的年份。基督教青年會剛剛在中國落地,其早期領導者就將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的會訓定為:「非以役人,乃役於人」。這句話取自新約聖經·馬可福音 10:45「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這一會訓又被具體化為這樣的行動目標:「發揚基督精神,團結青年同志,養成完美人格,建設完美社會。」顯然,中國基督教青年會是一個以踐行耶穌教訓彰顯基督教信仰的社會服務性公益組織。

外國宣教士之所以把「基督教青年會」這一組織及其理念引進中國,是有著高瞻遠矚的看見的。當時一些具有真知灼見的宣教士們看到接近和影響中國的智識階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們的籌劃是:「先於首都、省會、及教育中心城市設立青年會,以為其他各地之倡率;向學生及智識階級從事宣傳,使之了解青年會之理想及原理。」於是,他們把工作的重點放在學校學生和以新式學堂教師為主的知識分子階層,力圖通過辦教育和提供社會服務的方式打開中國大門,發展青年事業,進而傳布福音。正如宣教士所言,在這些老師和學生中提倡青年會,就是「對新中國未來的偉人做些感化的工作,影響重大,自可不言而喻。」

基督教青年會踏入中國大門,最先是在華北重鎮天津落地的,後來逐漸擴展到北京上海和其他重要城市,後來又出現「基督教女青年會」。隨著各地分會的陸續設立和其影響力的不斷提升,基督教男女青年會所做的工作遠遠超過了宗教層面,其活動和影響是全方位的。縱觀這波瀾壯闊的一百多年,基督教青年會(含女青年會)在中國社會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都留下了深遠的足跡。

二、張伯苓歸信基督教:基督教青年會結出的福音果子

在中國近代歷史中,有很多重要人物都和基督教青年會有過交集,近代著名教育家張伯苓就是其中一位。張伯苓可以說是基督教青年會在中國所接累累碩果的一個代表性人物。

張伯苓(1876.4.5-1951.2.23),天津人,原名壽春,字伯苓,後以其字被人所知。張伯苓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教育家,私立南開系列學校創辦者。張伯苓一生把教育救國作為其人生奮鬥的信念,先後創辦了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南開女中、南開小學和重慶南開中學等系列學校,還接辦四川自貢蜀光中學,形成了著名的南開教育體系,為中國培養了大批人才,被譽為「中國現代教育的一位創造者」。此外,張伯苓還是西方戲劇以及奧運會的最早倡導者,被稱為「中國奧運第一人」。

百度百科詞條「張伯苓」提供的資料顯示,張伯苓的宗教信仰一欄是「基督教」。張伯苓確實是一位基督徒,一位致力於踐行耶穌教訓的基督徒。在今天的中國基督徒網絡圈子裡,各種名人明星假見證(比如馬雲信主、楊利偉見證神的榮耀等等)層出不窮,很多基督徒特別追逐。殊不知在近代中國歷史中,社會名流精英裡信基督教的人士有許多,今天的基督徒對過去的歷史需要補課的。

張伯苓早年畢業於北洋水師學堂,曾追隨北洋艦隊參加中日甲午海戰,親眼目睹中國的戰敗慘劇。1898年他回到故鄉天津,任教於「嚴修家館」,開始了他的教育事業。在這裡,他被獨具慧眼的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格林(1898年接替前任總幹事來會理)看中,後來成為基督教青年會「與中國文人接近的試驗」中最為成功的典型例子。

此時的張伯苓經歷國家甲午慘敗、戊戌變法失敗和庚子事變的痛苦和精神刺激,也在思考國家的出路,並竭力尋求建立一種新的精神支柱,無論是對他自己還是對整個中國。此時他頻頻接觸基督教青年會,而在同時也開始接觸到基督教。青年會的宣教士們還把改良社會的種種行動方案呈現在他面前。剛開始時他雖然也參加了格林開設的查經班,不過只是對基督教思想裡的一些道理感興趣,並沒有要加入基督教的想法。

但後來張伯苓從基督教青年會的宣教士身上看到了耶穌基督的美好見證。和基督教青年會幹事們長時間的相處(他們有時候還來張伯苓的學校代課),張伯苓注意到,這些宣教士們不僅掌握著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而且還有一種宗教的虔誠和無私奉獻的精神,一種基督化的人格所支撐的偉大的精神力量。這一點深深感染了張伯苓,並使他開始有新的思考。再後來宣教士還送給他一本《耶穌傳》,還利用假期時間帶他研讀聖經。

在格林等宣教士多年的耐心引導下,加上張伯苓本人的深入思考,在1908年7月張伯苓決定信主,並在天津西沽公理會教堂正是受洗,皈依基督教。這成為他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轉變。

可以想像得到,張伯苓的受洗在當時的天津引起怎樣的社會轟動,其影響無比巨大。總幹事格林在1908年所做的報告中非常自豪地指出:

「今年最令人鼓舞的事情是張伯苓皈依基督教。他是私立第一中學堂的校長,是天津新式教育最具影響力的領袖。我們已經和他接觸六年了。他在1908年夏天成為基督徒這件事給全中國留下了深刻印象,成為華北教育界和天津上層其他各界人士討論的重要話題。北洋大學校長報告中說,張伯苓皈依基督比過去四十年傳教士在天津工作的意義都更深遠。這一評論顯示了張伯苓在天津的地位。」

天津基督教青年會另一位領導者這樣評論道:「張伯苓先生變成基督徒這件事,使我們對將來抱有很大希望,這位年輕的教育家皈依基督教,確定無疑地是我們在天津運動史上很重要的事件……他公開地說明了他信仰基督教是經過青年會而得到的。……我們相信張先生正帶領著特別能幹的男青年英勇地前進。他部下的男青年因為接受了基督教,所以他決心重建這個充滿潛力的偉大國家。」

張伯苓受洗皈依基督,影響巨大,基督教青年會的宣教士也看到了他們所使用的策略的成功,所以他們的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備感振奮……

三、張伯苓辦學:基督教青年會給予巨大助力

張伯苓受洗以後,就於第二年(1909年)就成為天津基督教青年第一屆華人董事會成員,後來又於1918年開始擔任天津基督教青年會董事會董事長,並在1920年出任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大會主席。由此可見,張伯苓在基督教青年會裡的地位和分量。

由於張伯苓和基督教青年會交往密切,並且是受到基督教青年會的影響而受洗的,所以在張伯苓的辦學之路上基督教青年會也提供了許多有形無形的幫助。

由於基督教青年會的幹事們大多數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質,所以張伯苓聘請他們參與南開學校的教學工作,比如講授英語、體育和一些理科課程,為南開學校的新式教育發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由於張伯苓和基督教青年會這層的特殊關係,南開系列學校也獲得了國際背景和資源。張伯苓1917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深造,並藉機展開國際籌款募捐活動,都是基督教青年會提供了大力支持,使他能利用青年會的國際化網絡爭取到來自美國的資金支持。比如,美國著名的洛克菲勒基金會就給予南開學校許多經濟援助。在巨大的財力智力支持下,張伯苓主持的南開學校在近代中國充滿動蕩又貧苦的歷史條件下卻辦得有聲有色,成為中國私立學校中的佼佼者。

不僅如此,基督教青年會的一些觀念也深深地影響了張伯苓的辦學理念。前面我們提到基督教青年會的會訓是:「非以役人,乃役於人」,其行動宗旨則是:「發揚基督精神,團結青年同志,養成完美人格,建設完美社會。」而其日常活動不是純粹的宗教活動,而是以培養青年人的「德、智、體、群」這「四育」為中心的,使得青年人能養成「完美人格」,進而服務於建設「完美社會」。

受到基督教青年會這些理念的薰陶,張伯苓提出了有關教育的新思想:比如,「改造國民的方法,就是辦教育」、「以德育位萬事之本」、「無論在學校與社會,必須德、智、體、群四育並重,不可偏於求知的智慧」,等等。這些觀點都有鮮明的基督教思想色彩。毫無疑問,相較於舊中國傳統的功利式的教育理念(比如「書中自有黃金屋」「學而優則仕」),張伯苓對於教育的觀點是革命性的。

所以,張伯苓積極在南開學校推行「德、智、體、群四育理念」,以基督教青年會的宗旨指導自己在南開學校的教育實踐活動,把南開學校的辦學水平提升到一個很高的境界。

就拿「群育」來說,張伯苓通過自己的觀察和思考,深深地看到中國人的「散漫」,具體說,就是「不善組織,不能團結。因此,個人主義畸形發展,團體觀念極為薄弱。整個中華民族有如一盤散沙……」對於這種國民性的總結和批判,同時代的知識分子比如魯迅胡適也有類似觀點,但從基督教裡汲取思想,以教育的方式推進國民性改造,張伯苓可能是第一人。

針對中國人「只知有個人,不知有團體」的弊病,張伯苓在南開學校廣泛地鼓勵和推動各種社團活動,培養青年學生的社會組織能力,使之養成利群尚公、互助合作的現代社會道德觀念。張伯苓曾這樣概括南開學校的教育宗旨,就是「造就學生將來能通力合作,互相扶持,成為活潑勤奮、自治治人之一般人才。」張伯苓的一些教育理念至今還具有強烈的社會現實價值。

總而言之,張伯苓在數十年的教育辦學過程中,從基督教青年會那裡汲取了無窮的思想,也形成了自己的教育觀,並在教育實踐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業績。

四、一點思考

從張伯苓身上我們能看到基督教青年會的巨大影響,這只是基督教青年會在近代中國社會做出的貢獻的一個縮影。基督教青年會看起來確實很像一個「世俗化」的機構,但這種「世俗化」不是與世界同流合汙,而是把基督教的精神和耶穌的教訓融合併貫徹在具體的生活中。

顯然,基督教青年會沒有被後來盛行於許多教會的「聖俗二元論」所限制,反而是突破了這一點,接觸社會,貼近生活,以寬廣的視野和專業的服務接近青年,提供全方面的服務,也幫助促進青年全面的發展和健康的成才。這一點是不是很值得今天的教會借鑑和效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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