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自主招生、自授學位、去行政化」的大學，在中國是否只存於空幻的夢想呢？
有同行說，朱清時是那種表面熱鬧實則沒人真正關心的人。潛臺詞是指這個人不抓眼球，雜誌做他賣不動。這確實很有可能，單從利益上說，我們沒有理由請朱清時先生登上封面，可我們還是做了，因為這樣做是對的——他的身上含有真正重大嚴肅的公共議題：高等教育改革。
「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聽過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這句名言的人很多，在現實中知道如何去實現的人寥寥無幾，朱清時是其中之一。他在中國科技大學做到了名言的一部分，但是當他打算在一手草創的南方科技大學做到更多時，卻發現了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落差。他曾經提出，將南科大建成一所「自主招生、自授學位、去行政化」的大學，他的5年任期最後證明了，這些不過歸於空幻的夢想。
有點宿命的是，朱清時的名字出自杜牧的《將赴吳興登樂遊原》，「清時有味是無能，閒愛孤雲靜愛僧。」說的不是安閒，是鬱郁不甘。現在，這位中國最具聲望的大學校長和教育改革者即將卸任，其功過將被載入歷史。我們願為這段歷史寫下初稿，並期待他的精神同道與後來人。
5個故事，一道了解朱清時的成敗與悲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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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清時 「慘勝」
《人物》編輯部
文|葛佳男 趙涵漠
採訪|葛佳男 趙涵漠 陳凌子 陳楚漢
編輯|趙涵漠 攝影|周裕隆 圖片統籌|於千
1.我就是要為中國高教改革做一場實驗
受聘南科大之前，朱清時曾找到深圳市政府，說自己沒那麼多時間，要求對市裡大大小小的會議「參會自由，不受約束」。但與此同時，他對崇高話語並不抵制，喜歡用「責任感」、「使命感」一類的宏大詞彙解釋受聘南科大的動因。在採訪中，他向《人物》記者重複了曾反覆出現在媒體標題欄的說法，「我就是要為中國高教改革做一場實驗。」
一些熟悉朱清時的採訪對象傾向於將其退休後再任校長的原因歸結為某種「壯志未酬」。朱清時曾經的秘書回憶，朱在中科大時期就流露出南科大改革措施的很多傾向，比如學習哈佛等名校的「書院」制度，讓老師與學生同吃同住，隨時解答問題。這在中科大受到一些老派作風教授的反對，未能建立，如今朱清時將其移植到了南科大。
「現在才是他的真實思想，建南科大就是他的意思，他早就想自己辦一個學校了。」這位秘書對《人物》記者說。中科大化學物理系教授楊金龍從1997年起就在朱清時的實驗室工作，曾長期擔任朱清時的助手，他感到，「到南科大做，我想（他）還是想挑戰一些事情……他就覺得在科大有的事情他做得不是特別，體制內嘛，他動不了的東西嘛，他就想挑戰一下。他如果都覺得自己100%都把握了，他可能就沒太大興趣了。」
《人物》記者接觸的大部分中科大老師都認為，兩所「科大」有諸多相似之處。楊金龍舉了一個例子：南科大的火炬形狀的校徽—朱清時說它意味著南科大「為高等教育改革探索出一條新路」的使命—跟中科大沒有採用的某一版校徽設計非常接近。
現任中科大化學物理系執行主任、曾經擔任朱清時秘書的閆立峰的說法更加直接：「科大曾經有一段時間，很多老師都這樣認為的，南科大就是（中）科大的小弟弟。」
2.中科大10年，可稱完滿？
在此之前，朱清時已因中國高教批判者的形象而獲得盛譽。因為在任期間堅持逆勢不擴招，不圈地，原生態迎接教學評估，媒體和民眾讚譽其為「中國最牛大學校長」。中科大10年，似乎可稱完滿。
這只是事實的一面。
事實的另一面是，在中科大上任不久，朱清時開始推行去行政化改革，從後勤部門開始，所有服務系統逐漸取消行政級別。鐵板一塊的利益集團被觸動了。一位1990年代起就在科大負責物業後勤的工作人員對《人物》記者回憶，雖然行政級別取消了，但是有員工活動個人關係，在後勤設立了總支，「後勤設一個總支的話，那其他院系的總支就相當於處級單位了吧，那我這個總支書記也應該是個處級單位，處級處長。這麼搞的。」「因為他（們）也是被逼無奈，他（們）也有很現實的東西。像分房子，你在科大裡面，處級幹部就拿處級幹部的房子，那你沒有級別怎麼辦嘞？」
這位工作人員攤開雙手，表示無奈，「朱校長呼籲是對的，每個人都知道是對的。但是在中國這個是不配套的……你在小環境裡面，要脫離一個大環境，那是不可能的。」
在中科大老師們的描述裡，朱清時是一個果斷並且「有些清高」的領導者。前者的意思是他做決定很乾脆，不瞻前顧後，也很少四處徵求他人的意見。另一方面，「清高」則指向朱清時在溝通上的短板。
1990年代末，朱清時堅決抵制轟轟烈烈的大學擴招浪潮，在中科大堅持延續「小而精」的辦學思路。他本人因此廣受讚譽。然而，至今還在中科大內部有所爭議的是，朱清時當年因此拒絕了合肥市政府主動提供給學校的廉價地皮。中科大的論壇上至今留存著一張以《朱清時校長的戰略錯誤》為題目的熱帖，很多人認為他沒有適時地為學校爭取資源，不善於處理與地方政府的關係。一位中科大老師對記者說，「以前那個地多便宜啊，不要錢的。現在要買同樣面積的一塊地，那貴死了。」
在朱清時任職後期，黨政關係有些許微妙。有中科大的老師回憶，有一段時間學校裡小道消息滿天飛，比如校長的某項決定又因為一票之差沒有通過，再比如，校長在黨委常委會上拍了桌子，發火讓某位副校長辭職——雖然事實上他並沒有人事任免權。
在楊金龍看來，這更多是「人的問題」。他對《人物》記者說，雖然黨委和校長的矛盾天然存在，但是「一個黨委書記，一個校長，個人關係挺好，他們可以用協商的方法就把它做起來，對吧。如果兩個人的性格不一樣，做事情沒法交流的情況下……有時候並不是說這個體制怎麼怎麼的問題，當時實際上它是有溝通的渠道，但是如果人和人之間做不到這一點，那可就麻煩了」。
作為好友，書法家劉正成曾不止一次聽朱清時講起他的痛苦：「他說我雖然是中科大校長，管著各個系的工作，但是我無法任免任何一個系主任，人事問題是黨委書記說了算。我才知道誰的工作好水平高但我提拔不了他，我也知道誰的工作差水平低但我罷免不了他，你說我怎麼去帶兵打仗搞好教學？」
朱清時一直希望大學能夠免於行政化的幹擾
3.不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一個仙人」
受聘南科大之後，朱清時發生了某種變化。中科大物業中心負責人唐偉（化名）將此前的朱清時描述為「不食人間煙火的一個仙人」，「他沒有這個生活的瑣事這些概念。」
唐偉與朱清時都喜歡文物古玩，朱清時任中科大校長期間還曾兼任過該校科技考古系主任。大約10年前的農曆新年前，朱請唐偉牽線，希望給揚州博物館的一件館藏珍寶做科技考古數據採集。那天已經是臘月二十八，博物館工作人員早已放假，又被唐偉請了回來。朱清時沒說清楚幾點到，一屋子人就那麼等著。晚上博物館方面宴請，開一大壇黃酒，朱清時高興，喝醉了，坐在那裡總是笑，吃完「一抹嘴走了」。
「他現在恐怕都不知道這個問題，這個事兒，你二十八跑去看東西，人家一屋子人等著。」唐偉說，「就是他沒有這些俗禮啊，說是人情，普通人之間那種互相的你給我什麼，我給你什麼，這種利益交換，他沒這些東西，沒這些想法。」
近兩年再見，唐偉注意到朱清時的變化，「他講過一句話，他說我原來在科大當校長，現在我回過頭來，我真要感謝大家，學校的所有的其他的各個部門的人。他說那我在學校裡頭就是甩手掌柜的，現在連屋頂漏個雨都得我來關心來搞。」
毫無疑問，一個革新建設者必須比一個單純的批判者承擔更多。2009年，在朱清時受聘南科大後不久，教育部再次拒絕了南科大的籌建申請，理由是廣東省已有很多高校，應先著力將現有學校做好。此時教育部剛剛完成人事更替，新部長袁貴仁上任。朱清時得知袁貴仁將出席澳門大學橫琴校區的啟動儀式，特意準備好學校的籌辦材料，裝在一個文件袋裡，「厚厚的」，然後趁袁貴仁作完報告走下臺時堵了過去，將文件袋塞入袁的手中。
「我就很想跟袁部長溝通，取得教育部的理解和支持。建南科大不是一所普通的學校，是要試驗中國高教改革的試驗田。」朱清時說。
當時，根據一份發布於1986年的《普通高等學校設置暫行條例》，僅僅要滿足獲批籌建的條件，就需要在校生計劃規模不少於5000人，圖書不少於60000冊，這對於首批招生計劃50人的南科大來說極其困難。但與袁貴仁見面後的幾個月，教育部的高校設置委員會曾專門開會研究南科大的問題，據稱與會專家全票通過為南科大發放「準生證」。
4. 當一個知識分子領導一群知識分子
朱清時和他領導的南科大一直謹慎而緩慢地在困局中穿行。事實上，2012年6月起，南科大放棄完全的自主招生，採用「高考成績佔60%，自主招生考試佔30%，平日成績佔10%」的半傳統模式；除第一屆「教改班」外，學校招生納入計劃內集中錄取，學生將獲得教育部承認的文憑，很多人據此認為南科大由此被體制收編；2014年1月21日起，朱清時不再兼任南科大黨委書記，該位由深圳市公安局原局長李銘接任。
長期關注南科大的教育學者、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公開表示：「自主招生、自授學位、去行政化這3個最大的口號基本上都沒有實現。朱清時的卸任，標誌著南科大改革的徹底失敗。
儘管學校被派駐了新的黨委書記，但在一些南科大教授看來，校長和教授並沒有因此失去對於學術和科研的決策權。南科大材料系副教授程春說，李銘「和深圳市政府的溝通之間起到一些非常好的橋梁的作用」。
更確切的現實是，朱清時在很大程度上獲得了改革的空間。剛到南科大時，他運用自己的聲望和人脈，竭盡所能邀請各領域的頂尖華人專家，包括著名物理學家陳應天，中科院院士葛墨林、張景中等。據媒體報導，朱剛剛上任時，便接到港科大電子與計算機工程學系教授李澤湘的電話，他也是「文革」後第一批赴美留學生之一。甚至早在1986年，李澤湘與同學一起編寫了一份關於高校改革的建議書寄至中國教育部。而多年後，為了「一代人的高教改革夢」，他告訴朱清時自己願意回國做義工。
但後來被許多媒體頻繁報導過的一個事實是，這些曾與朱清時共同墾荒的學者，已因各種原因風流雲散。
李曉原是香港科技大學化學系的教授，2010年5月，根據港科大和南科大籤訂的合作協議，他與李澤湘、厲建書兩位教授一同前來協助南科大籌備。李曉原回復了《人物》的郵件採訪。他寫道，來南科大之前他與朱清時並不相識，對朱清時的了解主要來自媒體報導，「而且對他的印象十分正面。」
僅僅一年之後，這3位教授在《南方周末》上發表公開信《要改革，不要口號》，公開批評朱清時，以一種無可轉圜的姿態退出南科大。公開信稱，「對於了解南科大籌辦實情的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朱清時校長把南科大的籌建完全變成了展現其個人喜好的私塾？為什麼朱清時校長高喊去行政化口號而實際上卻在所有的重大決定上唯個人意志定奪？為什麼朱清時校長不建立完善的招聘解聘的程序和規章制度？」
在朱清時看來，他和港科大教授之間不過是理念之爭。港科大教授希望按照自己的經驗，先制定好課程和實驗室的規劃，然後一個蘿蔔一個坑地引進人才。而朱清時則認為，內地必須遵從自身的實際狀況，得先網羅優秀人才再規劃學科，一邊開車，一邊鋪軌。
「他們公開性地寫，我都會想，這種分歧有必要用那麼激烈的方式嗎？」3年之後提起，朱清時依舊有些激動，「你們用那種方式，不是想置我們南科大於死地嗎？」在第二天的採訪中，朱清時又主動重新提起此事，說他想了一晚，想到了對港科大教授「最好的比喻」。
他加快了語速，「感覺就是，他們總是站在高地上，覺得你們都不行，來指揮你的……使我想到最好的比喻就是說，就像軍官學校裡頭的那些高材生，他們去打仗都要這個條例，那個條例，先編好條例再去打仗。他們都看不起這些土包子出身的將軍，但是他這些條例啊，不是教育的根本，不是這個。教育的根本是培養人，像我說南科大剛建立的時候就幾個教授這樣的，所以土包子吧，只要是從實踐中間總結的經驗，反而能夠打敗這些人。對。」
另一位與其發生劇烈衝突的科學家則是陳應天。他對《人物》記者回憶，辦學初期他與南科大理事會成員、港科大創校校長吳家瑋曾提出，南科大的「南方」如果譯為southern會比現在使用的south更準確。陳回憶，朱清時當時「未置可否，好像有點不太開心一樣」。預備印名片時，陳應天自然而然改成southern，結果名片印好後的最終版本還是south。印名片的人回覆：這是朱校長改的。
但二人的最大矛盾集中於實驗室建設。陳應天在回復《人物》的郵件裡寫道，「清時校長於2011年初對我運去南科大的專業實驗室設備故意設置重重妨礙，根本無法安裝，以各種『行政化』的方法使我不得不決定搬出這批實驗設備。幾千萬元的設備在南科大擱置了將近半年又重新裝車運出深圳，種種場景，使我的南科大的夢完全破碎。」
當《人物》記者就此事求證朱清時時，他認為自己被極大地誤解了。他解釋陳要辦的研究中心產權並非歸學校所有，而是陳應天的私人公司控股，「學校是不可能辦這樣的公司的，所以只好放棄了。」
5.讓我安靜地卸任
5月14日，《人物》第一次見到朱清時的早上，採訪開始之前，一位老師來找他討論2015年的招生規模，深圳市的要求和學校的規劃又一次產生了分歧。
這是一個老問題。南科大希望「小而精」，而深圳市則希望大規模招生，為城市發展大量儲備人才。2012年，南科大獲得教育部準生證之後第一次招生，深圳市原本報的計劃是2000人——這個數字是學校計劃的10倍還要多。「是校長頂了下來。」有內部人士說，南科大那年最終的招生數是188人。
然而那一天，朱清時對那位一大早就來找他的老師說，告訴書記此事由書記來決定。
臨近卸任，朱清時只希望一切重歸平靜，「（初期）我需要人才來，需要學生來，需要社會支持，那你如果不說話，不讓大家知道你有什麼改革……你不告訴大家，人家怎麼會來呢？」但如今，「跟當初不一樣了，現在不是我要宣傳，要做這個，不是讓大家接受我，而是讓大家讓我安靜地卸任。」
即使是認定改革已經完敗的熊丙奇，也在接受《人物》採訪時毫不猶豫地肯定了南科大改革的積極作用：「朱校長在推進南科大這樣的改革的過程中，雙重去官化、去行政化，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他向政府宣布，進行了高校改革的雛形。我認為，因為正是藉助南科大這個平臺，我們就是在說，什麼是去官化，什麼是去行政化，什麼是自主招生，什麼是自授學位，這個把很多年的、停留在文件中的一些東西，把它具體化了。所以說本身就是他進入南科大，（對）中國的高等教育改革進行了一個思路上的宣傳，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價值。」他並不認為誰有義務成為教育改革的「烈士」，「那是把他放在火山上烤，是道德綁架。所以我們希望他能夠成為教育家，成為更好的教育改革者。」
如今，5年任期將滿，當公眾討論朱清時的成敗時，他重複了2009年對美國《科學》雜誌的回答：「我已準備好做嘗試真正教育改革的第一人，但也許成功的第一人要屬於後來者。」
兩年前，在錄製一檔電視節目時，主持人問朱清時是否覺得大家對南科大過於苛責，朱清時複述了一篇評論文章中的句子，一字不差：「南科大終於引爆了輿論。南科大校長朱清時終於要求我們寬容改革和改革者。這種要求很悲涼。」他對著靜默無聲的觀眾席嘆了口氣，輕輕搖頭，「我看到這句話，眼淚都快流出來了。」他把那篇評論列印出來，裝訂好，放在案頭。
6月16日，有媒體用《遺憾朱清時》為大標題發表了一組封面報導。朱清時在最近的一次訪談中說，他對此很有意見，很失望。「遺憾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卻用了這樣的標題，給讀者一個很壞的印象。」他極力表達自己「更多的是欣慰愉快」，說南科大的發展已經超過了當初的預期。
而一位昔日摯友用了「慘勝」這個詞來形容朱清時這5年，「他付出了49.9，得到了50.1。」他說，這個評價他永遠不會說給朱清時本人聽。」
（本文系摘編 來源：人物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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