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忻淵 騰訊研究院研究員
王曉璐 騰訊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主旋律電影的六個成功之道
重大歷史革命題材小切口，以平民化視角展現大時代
「青年英雄」「群像英雄」對「中國夢」的集體表達
挖掘中國奇蹟，將真實歷史事件藝術轉化
用「主旋律+類型化」的創作模式傳遞主流價值觀
與觀眾對話互動，引發情感共鳴
天時+地利+人和，用好傳播節點
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攀登者》《中國機長》《我和我的祖國》三部影片作為國慶檔獻禮之作，以過硬的質量贏得良好的口碑。中國電影家協會秘書長饒曙光表示：如果說《開國大典》《大決戰》是獻禮片的「1.0時代」，《建國大業》《建黨偉業》《建軍大業》是「2.0時代」，那麼《我和我的祖國》就是開創了獻禮片的「3.0時代」。[1]
國慶「電影獻禮方陣」在各大網絡社交平臺上引起廣泛討論，不僅在票房上交出了一份滿意的答卷，而且質量上得到了觀眾和業內人士的認可。據貓眼數據，截至2019年10月18日上午12點19分，《我和我的祖國》票房為27.2億元，《中國機長》票房為25.67億元，《攀登者》票房為10.23億元。據騰訊指數大數據顯示，9月20日至10月6日，與70周年「獻禮季」電影相關信息全網信息傳播總量約9660.4萬條。[2]今年國慶檔電影，塑造了國家形象，彰顯了國際地位，傳播了主流價值，採取類型化的敘事方式與觀眾對話，引發了高漲的愛國熱情。愛國熱情成為了觀眾電影消費的原動力，進而形成了持續性的觀影狂潮。
講述中國奇蹟，捕捉歷史瞬間
三部影片無一例外都聚焦了中國奇蹟，捕捉歷史瞬間。
《我和我的祖國》由七位導演精巧取材了新中國成立70周年以來經歷的歷史性經典瞬間——《前夜》（新中國開國大典）、《相遇》（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奪冠》（女排三連冠）《回歸》（香港回歸）、《北京你好》（北京奧運會開幕）、《白晝流星》（神舟十一號飛船成功著陸）、《護航》（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七個故事串聯起軍事、科技、外交、體育等不同領域，講述了普通人與國家之間息息相關的動人故事。
《中國機長》根據2018年5月14日四川航空3U8633航班機組成功處置民航飛行事故的真實事件改編，講述了「中國民航英雄機組」成員與119名乘客遭遇極端險情，在萬米高空直面強風、低溫、座艙釋壓的多重考驗後安全著陸，體現了中國民航人的擔當。
《攀登者》講述了1960年中國登山隊成功從北坡登頂珠穆朗瑪峰，完成人類首次從北坡登頂珠峰，然而由於缺乏影像資料不被國際社會認可。於是1975年，登山隊員方五洲、曲松林帶領李國梁、楊光等年輕隊員再次挑戰珠峰。影片在展現珠峰驚險奇特的自然地貌和極端的氣候環境時，展現了兩代攀登者堅韌不拔的「攀登精神」和為國爭光的英雄情懷。
主旋律成功之道之一
重大歷史革命題材小切口，以平民化視角展現大時代
和《建國大業》《建黨偉業》《建軍大業》等英雄史觀不同，《我和我的祖國》採用了「以小見大」的平民化視角，詮釋了歷史發展的另一種可能性。劉小楓在《沉重的肉身》引序中寫到，現代的敘事倫理有兩種：人民倫理的大敘事和自由倫理的個體敘事。在人民倫理的大敘事中，歷史的沉重腳步夾帶個人生命，敘事呢喃看起來圍繞個人命運，實際讓民族、國家、歷史目的變得比個人命運更為重要。[3]
《我和我的祖國》雖是命題式的「獻禮片」，但不拘於以國家領袖為主角的「重大革命歷史題材」，而是採用人民倫理的大敘事，將「我」放置到七十年的歷史長河中，使「我」和「祖國」在歷史上相遇，產生情感連接，具有一種歷史現場感。
《我和我的祖國》的《奪冠》中，小男孩冬冬面臨著重要的選擇：和即將去國外讀書的好朋友小美見最後一面，或是幫助街坊鄰居看到期待中國女排的奪冠時刻。導演徐崢將「我」和「祖國」的關係通過在小男生情竇初開產生的情愫與街坊四鄰看女排比賽的「愛國情緒」的衝突對比中展現出來。《前夜》中負責開國大典電動升旗的工程師林治遠、《相遇》中參與中國核事業隱姓埋名的科技工作者、《回歸》中惠英紅飾演的香港警察和任達華飾演的鐘表匠、《護航》中「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式」護航的替補女飛行員呂瀟然、《北京你好》中葛優飾演的參與2008年北京奧運會服務的計程車司機等日常生活的平民百姓，將小人物與大時代的相遇緊密結合起來，既展現了小人物的悲歡離合，也突出了大時代的大事件，將國家化的物理空間（北京、香港等）和人民心理空間（民族情感、民族性格）融為一體，詮釋了個人際遇（浪花）與祖國興衰（大海）緊密相伴的情感勾連，展現大時代下小人物與國家、與時代發展同步伐、與時代精神相契合的思想內核。
開國大典、原子彈爆炸、香港回歸、九三閱兵都是國家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導演不僅將重大歷史事件作為歷史背景或敘事元素，還將國家主權、軍事發展、科技創新潛移默化的融入到日常生活，將歷史化為電影中人物的自我體驗，將「我」對國家的情感隱藏在每一個細節中，使「歷史」客觀的呈現在觀眾面前，把歷史性與故事性、紀實性與戲劇性、歷史觀與人生觀、歷史事件與人物個性進行特殊化的處理。
這種敘述方式將一個「高高在上」的國家形象變成一個個日常化的實體，增加了個人對於歷史的認同。《回歸》中在陽臺上看電視的鐘表匠華哥就是當時每個坐在電視機前的中國人的寫照，是個人與國家在歷史中的相遇。個人的成長構成了國家的發展與壯大，是個人記憶集結為國家的歷史。正如北京大學張慧瑜所說「不再是集體化的『我們』，而是情感充沛的『我』，『我』是赤子、是浪花，『我的祖國』是母親、是大海。」[4]
電影《我和我的祖國 》海報
主旋律成功之道之二
「青年英雄」「群像英雄」對「中國夢」的集體表達
「英雄形象」既是中國人民心目中的精神圖騰，也是主流價值觀傳播的符號。「英雄」在《荷馬史詩》中指的是傑出人物。黑格爾認為，英雄是集體特質（道德、正義）與個人特質於一身的獨立自主的人。在卡萊爾看來，所謂「英雄」就是偉人。卡萊爾在《英雄與英雄崇拜》一書中，將英雄分為六大類型——「神明英雄」「先知英雄」「詩人英雄」「教士英雄」「文人英雄」「帝王英雄」。
首先，和以上西方的英雄敘事不同，這三部影片的人物設置都採用了「青年英雄」的形象，如《奪冠》裡的小男孩冬冬、《護航》裡宋佳飾演的備飛飛行員呂瀟然、《中國機長》裡面的徐奕辰、梁棟等，展現了中國青年特有的形象風貌。當下電影觀眾普遍趨於年輕化，電影想要吸引年輕觀眾，不僅要保持開放的姿態，同時也要尊重年輕觀眾的審美趣味。《我和我的祖國》立足青年奮鬥者的微觀故事，如《相遇》中隱姓埋名的科技工作者高遠，悄無聲息的遠離至親至愛之人，將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都奉獻給了新中國的核事業，用短小的故事和真實情感引發觀眾共鳴，描摹出青年眼中歷史的與現在的中國，對引領當下社會青年樹立艱苦奮鬥的崇高理想具有現實意義。
其次，電影採用了「群像英雄」的模式。新中國70年的成就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代又一代的奮鬥者埋頭苦幹、默默奉獻創造出來的，可以說，每個人都是時代的「英雄」。不像《戰狼》系列中的孤膽英雄「冷鋒」，《攀登者》對於英雄群體進行了濃墨重彩的描繪——奮勇向前的登頂隊員、認真考察紀錄的氣象團隊、耐心負責的醫療團隊以及總在第一線的後勤保障隊，塑造了登頂，地質、氣象、勘測、醫療等多種的平民英雄，正是因為團隊成員的精誠團結與集體協作，為登山隊員做好了多方位的準備，登山隊員才得以成功登上珠穆朗瑪峰。影片當中出現的每一個人都是創造歷史奇蹟的英雄，這些人物體現出了最深層、最根本、最永恆的愛國主義。
《中國機長》通過塑造英雄的機組人員表達了中國崛起的時代隱喻，也成為了中國夢的集體表達。《中國機長》中張涵予飾演的劉長健機長，面對副駕駛徐奕辰由於右風擋玻璃爆裂瞬間被吸出窗外的危機情況，他反應敏捷，快速應對緊急情況，克服困難，挑戰極限，與機務人員團隊緊密配合，展現了臨危不懼、鎮定自若的職業精神和英雄氣質。中國機長們戰勝自我，最終帶領所有乘客安全抵達，無一人死亡。儘管機長的「英雄形象」是經過藝術加工出來的，但其作為「中國飛行員」符號的傳播效果卻深入人心。地麵團隊的整體協作救援給觀眾營造了——「在你身後，有一個強大的祖國」的民族自豪感和歸屬感。
電影《中國機長》劇照 來源：豆瓣
再次，影片中的英雄形象擺脫了「高大全」的臉譜化形象，不是對好萊塢超級英雄電影的簡單模仿，而是在個人情懷、英雄主義、職業精神和民族精神融合的基礎上進行的再創作，是一個有血有肉、多維立體的普普通通的平民英雄。《中國機長》把英雄人物還原到普通人的層面上進行表現，表現了機長的日常生活狀態，這不僅更接近了觀眾們的平民意識，將一種樸素的人文關懷注入到電影中，帶給觀眾更多的思考。
中華民族擁有博大精深的文明歷史，中國的英雄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包含著中華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讓中國式的英雄形象既有新聞媒體的客觀真實報導，又有電影等媒介文化的藝術加工，是中國走向世界舞臺的核心競爭力和競爭優勢。
主旋律成功之道之三
挖掘中國奇蹟，將真實歷史事件藝術轉化
接受美學認為，觀影前主體心理上已有一個「前結構」。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一方面要真實再現事件本身，另一方面又要超越觀眾的心理期待。將真實的歷史事件轉化為具有藝術效果的主旋律影像，因此，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是真實事件轉化和傳承的問題，也就是如何將現實生活中發生的真實事情轉化為具有奇幻化的電影影像，如何在構成影片故事真實的基礎上創造具有創新性的正能量主旋律電影。
藝術作品中存在著三個「歷史」。第一，是歷史事實, 是歷史曾經發生的客觀事件;第二，是歷史真實，是現代人對歷史的認知和判斷, 這種「真實」會因人而異，人們對相同的歷史檔案材料會產生有所差別的主體認知；第三，是藝術真實，是藝術家從生活真實中提煉、加工、概括和創造出來的。正如卡西爾所言, 「歷史的事實屬於過去」, 「一切歷史的事實, 不論看上去多麼簡單, 都只有通過事先分析符號才能被規定和理解」[5]，《作為敘事的人類傳播》一書認為，受眾遵照「理性的行為基礎」原則，人們更傾向於接受真實的故事和逼真的事件。沃爾特·費希爾認為人類是會講故事的動物，個體用敘事理性的統一標準來判斷聽到的故事，敘事的一致性和敘事逼真度是檢驗故事是否真實和人情味的工具。敘事一致性就是我們是否願意相信故事中的人物在用真實可信的方式行動，我們傾向於相信人物思想、行動、動機保持一致性的故事。
《中國機長》以「紀錄片式」的方式將川航3U8633緊急迫降事件原原本本的呈現出來，還原生活世界的種種細節。影片中展現出的飛機起飛、爬升、巡航和下降階段，氣溫驟降、儀器失靈、與地面失聯、噪音巨大等極端險境，機務人員在遇到緊急事件時的冷靜和克制，乘客的緊張與人情世故所構成的「故事世界」與觀眾的生活世界場景相匹配，與觀眾所經歷的真實生活具有一致性，讓觀眾可以在真實生活中產生共鳴。影片雖然加入了類型化創作的規律和手段，但並沒有破壞人們對真實事件的認知。影片多方面、多角度的展現了機組人員飛行前的準備、飛機遇到事故以後地面操控室的迅速應對，強化了觀眾對於事件的感受。演員李沁在拍攝完《中國機長》對空乘人員這一職業有了全新的認識，在拍攝之前，李沁曾向角色的原型——五號位乘務員進行學習，了解當時的具體情況。
劇組人員和機組人員合照 來源：豆瓣
《攀登者》以真實歷史事件為原型進行改編，完整的演繹攀登珠峰的過程，精準的把握角色的形象及形態。登山隊員臨危受命，以強大的使命感和孤注一擲的勇氣向珠峰發起挑戰，展現了那個年代登山隊員的愛國熱情和崇高的集體主義精神，引發了觀眾的強烈愛國情懷。
主旋律影片需要依靠現實主義題材和真實事件改編來打動觀眾，烏託邦式的想像很難引發觀眾的真情實感。
主旋律成功之道之四
用「主旋律+類型化」的創作模式傳遞主流價值觀
滕進賢曾說：「那種認為只有正面描寫改革生活，為改革家立的電影作品才是主旋律，無異於畫地為牢，禁錮了主旋律創作的思維天地，不利於主旋律創作的發展。」當下，主旋律電影正日趨深化，題材日趨豐富，風格日趨多樣。不僅有《開國大典》《大決戰》等重大歷史革命題材，也有《孫中山》《陳毅市長》等英雄模範題材。
《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攀登者》這三部影片採用「主旋律+類型化」的創作模式，通過使用商業類型電影的敘事模式，傳遞主旋律的價值取向。「主旋律電影」和「類型電影」相互融合，出現了「類型電影主旋律化」和「主旋律的類型化」。「類型電影主旋律化」是指類型電影通過弘揚愛國主義、英勇無畏的精神，最大限度地引發情感共鳴，如《集結號》《風聲》等。「主旋律的類型化」則是將以往刻板空洞的說教套路、高高在上的宏大敘事、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模式，融入類型片的敘事法則和元素，改變以往重主題、輕主角，重體現、輕展現，重論述、輕敘述的敘事方式，採用工業化的流程打造出全方位精益求精的影片，拉近與觀眾之間的距離，將觀眾重新吸引進影院，從而在市場上能有所作為。
《攀登者》整個影片節奏緊湊、跌宕起伏，摒棄宏大敘事而轉向類型敘事，將主旋律和類型電影的敘事結構、敘事技巧相結合，以藝術化的方式從戲劇衝突、場景設置和人物心理挖掘等方面呈現出登山過程中的故事性與戲劇性。第二次攀登珠峰時，方五洲帶領年輕隊員遭遇大風暴，十幾位隊員將自己和梯子捆綁在一起掛在一塊山石上，這個情節將現實與冒險完美結合，產生了震撼人心的視聽效果。《攀登者》成功開拓了這類電影的新面貌與新高度，填補了國產電影類型的空白。同時，影片很好地處理了影像視聽奇觀和戲劇衝突的關係，嫻熟地運用電影修辭，製造逼真的大場面，把國家的、集體的行為置換成了個人在災難面前的行為和歷險，從人物模式和情節模式上更具類型性，情節內在的邏輯性複雜而且嚴密，既引人入勝又具有說服力。
主旋律電影和類型片的融合併不衝突，以弘揚主旋律價值觀和民族情懷為立足點，堅持價值導向的正確性，針對性地融入類型電影的敘事模式，在創作上注重以小見大，改變主旋律電影在人們心中曲高和寡、可看性和灌輸價值觀等傳統印象，打造出具有思想性和藝術性的主旋律電影。
電影《攀登者》宣傳海報
主旋律成功之道之五
與觀眾對話互動，引發情感共鳴
19世紀中葉, 德國哲學家Robert Vischer曾將「共情」一詞解釋為:「人們主動將自己內心感受投射到所見的事物上的現象。」人本主義創始人羅傑斯認為：「自己對當事人世界的共情理解, 就像當事人從內部看到他的世界一樣。」人的情感豐富多樣，生活中存在著喜怒哀樂等多種情感。電影的功能之一就是引發觀眾的審美情感。
有些主旋律影視作品採用宏大敘事模式，但在表現手法等方面割裂與觀眾的聯繫，無法引起觀眾情感上的共鳴。《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攀登者》這三部影片做到了與觀眾建立聯繫、對話，進而激發觀眾的共鳴。《我和我的祖國》總製片人黃建新曾表示：「影片每一個單元都是歷史瞬間中的高點，所以沒法做到情節上相互銜接。人物也是各行各業，互相沒有關聯。唯一能聯繫在一起的就是氣質，這是由7個故事單元裡所包含最深刻的本質所決定的。」[6]這個氣質就是電影通過具有真實性的故事在家國的情感上打動觀眾，贏得觀眾的信任。《我和我的祖國》將「歷史」「現在」「未來」彼此融合在一起，在一部影片的不同片段中同時呈現，使觀眾既能看到中華民族歷史的神話，也能看到「現在」社會所面臨的矛盾、衝突與發展，也對「未來」充滿了想像和期待。在敘述個人的故事中融入了家國情感和民族情懷，以平民化的敘述視角展現人物的人格精神和親情倫理，使整個故事情節更合理，情感鋪墊更到位，成功激發了觀眾的情感共鳴。黃建新認為，「這個戲現在大家這麼喜歡的原因，就是特別感性，情感很濃烈，不講空頭大道理。」[7]
「凡是表現和再現了真實人性的藝術作品都會在第一時間引起我們強烈的情感共鳴。」[8]《我和我的祖國》用樸實的風格和平平淡淡的節奏表現了普通百姓日常的人生，日常的體驗，日常的歡樂和痛苦。從這些影片的更加平民化和更加寫實化的探索中，觀眾感受到了對現實人生的關懷，對個體命運的關注，更容易引發觀眾的情感共鳴。
電影《我和我的祖國》宣傳海報
「家國情懷」是作為個體的家和集體的國相互交織而產生的一種特殊情感，是最容易被激發的一種共情和共鳴。孟子認為「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離婁上》) ，可見中國的「家」「國」關係，體現在「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為宗族，組成社會，進而構成國家」[9]。「家國情懷」在影片中表現為對家庭與國族的高度認同，以及試圖在小家與大國間建立緊密紐帶的共同渴望。傳統文化為家國情懷的萌發奠定了基礎，家國情懷是民族心理的現實體現。
《我和我的祖國》與《攀登者》將家國情懷置於影片中，從個人的視角表達了我與組織、國家的深厚情誼。《中國機長》中3U8633被祖國牽掛，被人民擔憂，將家國情懷與中國人最熟悉的親情、友情等傳統倫理規範相結合，突出了歷史和現實中的民族景觀和文化心理空間，通過普通鮮活的個體的感人之處贏得觀眾最大程度的共鳴。
主旋律成功之道之六
天時+地利+人和，用好傳播節點
《孟子·公孫丑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孫臏兵法·月戰》：「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不得，雖勝有殃。」天時是機遇，地利是環境，「人和」是成功的關鍵因素。《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攀登者》的成功在於抓住「天時」「地利」「人和」。
「天時」是三部影片上映時間為十一國慶檔，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舉國歡慶，抓住了良好的傳播時機。彼得·德魯克曾說：「時間是一種限制因素……同時也是一種重要資源。」在影視傳播中，要儘可能地突破時間限制、延長「時間偏向」，降低傳播的時間成本，延長傳播的時間效果。從影視的傳播規律來看, 主旋律電影符合了「及時性」和「時下性」的特點, 符合了當下人們的心理狀態，及時傳遞和折射當下的社會文化現象, 很好地抓住了時間機遇, 達到了預期的傳播效果。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與藝恩聯合發布的中國電影觀眾滿意度調查顯示，2019年的國慶檔以88.6評分位居歷年國慶檔觀眾滿意度第一，位居歷年春節檔/暑期檔/國慶檔三大檔期觀眾滿意度的絕對第一[10]。
「地利」是當下影視行業大環境向好，中國電影的屏幕數量增加，觀影人數增加，觀眾的審美能力提高。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新中國成立70周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八」的數據顯示，「2018年全國電影票房收入609.8億元，比2012年增長1.9倍，2013-2018年年均增長19.6%；電影院線擁有銀幕60079塊，比2012年增長3.6倍，2013-2018年年均增長28.9%，銀幕總數躍居世界第一」[11]。中國觀眾的審美能力在不斷提高，觀眾不再滿足於影像語言的視聽盛宴，也關注其中蘊含的思想內容。據貓眼數據，國慶檔10月1號至10月3號，《我和我的祖國》上座率分別為55.7%、47%、40%，《中國機長》為50.7%、51.9%、45.7%，《攀登者》為31.1%、33.6%、34.7%。
《我和我的祖國》9月30日首映統計 來源：《我和我的祖國》官方微博
「人和」是三部影片具有強有力的製作團隊。《我和我的祖國》集結了七位華語導演——陳凱歌、張一白、管虎、薛曉路、徐崢、寧浩、文牧野，並且集聚黃渤、歐豪、張譯、吳京、杜江、朱一龍、惠英紅、葛優、任達華、宋佳、劉昊然等有口皆碑的實力派演員出演。《攀登者》是由李仁港執導，阿來編劇，徐克監製，吳京、章子怡、張譯、井柏然、胡歌等一線明星主演。阿來在早年曾採訪過第一代珠峰攀登者，如1960年四人組王富洲、屈銀華、貢布、劉連滿以及1975年登頂的女登山家潘多在內的重要人物。
除此之外，三部影片的特效製作精良，據了解《中國機長》的特效製作團隊是曾經做過《美國隊長》等好萊塢大片的特效製作，製作方打造了同比例的客機模擬機，高度還原機艙內的情景。張涵予、歐豪和杜江從理論到實操學習飛行技術，袁泉、張天愛、李沁等機組人員在客艙模擬艙內接受空中乘務員客艙服務、安全保障和應急處置等多項空乘服務訓練。可以看出，三部影片的導演團隊、演員團隊和特效團隊，都是國內的頂尖水平。
中國主旋律電影既要弘揚主流文化價值觀又要以本國的傳統文化作為基點，具有開放性的國際視野，將類型化作為一種探索，從歷史真實中發掘中國奇蹟，並將之轉化為「思想精深、藝術精湛、製作精良」的優秀影視作品。
參考文獻：
[1]http://m.people.cn/n4/2019/1008/c3351-13260250.html
[2]http://www.wenming.cn/specials/xzg70s/hd/201910/t20191016_5286816.shtml
[3]劉小楓.沉重的肉身[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年，第4頁。
[4]http://epaper.ynet.com/html/2019-10/11/content_338949.htm?div=-1
[5]恩斯特·卡西爾.人論[M] .李琛, 譯.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 2009年，第167頁.
[6]http://m.sohu.com/a/344764533_617374/
[7]https://www.huxiu.com/article/320378.html
[8]馬立新.低碳人[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27頁。
[9]糜思軍.中國家族文化批判[J].西北民族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哲學社會科學版。
[11]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7/t20190724_16813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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