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國》自 2019 年 9 月 30 日上映以來，以其溫情動人的時代故事、感人至深的家國情懷、難以復刻的強大陣容在市場上取得了驕人的成績。截至 11 月 27 日，該片的累計票房已經達到 29.63 億，躋身中國電影票房總榜前十，刷新了主旋律電影的歷史記錄。
同時，該片持續 14 天全平臺口碑第一，豆瓣評分 8.0 分，微博大 V 推薦度高達 94%，真正實現了口碑、票房的雙豐收。《我和我的祖國》作為一部典型的主旋律電影，卻打破了以往同類型題材無人問津的局面，成為領跑國慶檔的一大熱門，這讓我們在看見主旋律電影美好前景的同時，也不禁思考其創作上的進步和創新。《我和我的祖國》在創作上的別出心裁。
1.1 拍攝角度創新：溫情敘述代替宏大敘事
在我國，主旋律電影是一種不可缺少的特殊存在，它通常被看作「唱讚歌式」的命題作文，扮演著傳達國家意志、弘揚民族精神的重要角色。由於其政治特殊性，創作者們往往容易陷入一種宏大敘事的固化思維，即從宏觀的歷史事件出發，以居高臨下的俯視視角，大量使用政治色彩濃厚的臺詞、口號，運用刻意煽情的手法，生硬地、機械地去謳歌偉大事件或讚頌英雄人物。
它們大多旗幟鮮明、單刀直入地表達電影的中心思想，試圖將創作者的意圖強加給觀眾。但是，這種為了歌頌而歌頌的方式，不僅無法激發觀眾的興趣，反而更容易令觀眾生出反感、牴觸的情緒。再者，大多數主旋律電影的主要人物都是事件的主導者、起決定性作用的英雄偉人，他們與普通人民的生活相隔甚遠，即使人們心中對他們萬般崇敬，但始終是以仰視的姿態仰望他們。觀眾與人物角色之間的疏離感使他們難以從電影中獲得更深的共情。
縱觀一系列主旋律電影在市場上的發展規律，我們不難發現，如果主旋律電影的創作沒有發生實質性的改變和顛覆性的創新，那麼再大的投資、再好的宣傳、再多的明星出演，都無法改變其嚴肅莊重的紅色內核。相反，《我和我的祖國》能夠取得巨大成功，正是因為它的創作角度已經從根本上發生了改變。
影片由七個故事片段拼貼而成，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不同時代、不同崗位上的小人物，工程師林治遠、升旗手朱濤、小男孩冬冬、科研工作者高遠、計程車司機張北京、扶貧辦主任老李、飛行員呂瀟然，他們都是市井生活中的普通人，是浩瀚歷史長河中一粒渺小的砂石。儘管如此，他們卻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見證著祖國的榮辱興衰，守衛著祖國的尊嚴。
正如總製片人黃建新所言，「人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石，《我和我的祖國》表現的是這塊土地上的人民，他們實在地做著一件件具體的事，做著為社會添磚加瓦的事。」「我們追求塑造的就是偉大歷史瞬間中發揮價值的普通人。」[1] 創作者將視點聚焦於普通人，從他們的視角來看祖國發展進程中的歷史性瞬間，講述「小人物」 與「大時代」之間的情感聯繫。
以徐崢導演的《奪冠》為例，該片段講述的是 1984 年中國女排在第 23 屆美國洛杉磯奧運會取得三連冠的歷史性事件，若按照以往主旋律電影的思路，拍攝或從事件親歷者的視角進行切入——女排隊員、教練員、解說員、記者、現場觀眾等，故事時間順序或為賽前、賽中、奪冠時刻、賽後，即使在製作上可以運用影視化手段讓故事呈現更加豐富飽滿，但其根本性質依然是站在國家層面描述國家大事，容易陷入空洞乏味的敘事誤區。
而在徐崢導演的這一作品裡，他選擇了以上海弄堂裡的普通市民用一臺電視機收看女排決賽作為切入點，描繪了比賽開始前弄堂裡萬人空巷的場面，鄰居們等待觀看比賽時的迫切，電視信號中斷時的焦灼，女排取得勝利後的激動、澎湃、喜悅和自豪的心情，將普通市民對國家大事的關心、普通人在國家榮譽面前的民族自豪感生動地表現了出來，使影片充滿了濃濃的人情味，這種普普通通的「人情味」，恰恰是過往的主旋律電影所欠缺的。
在這一電影情景中，賽事已不再是賽事本身，它變成了將人民情感與國家榮譽連結起來的一根紐帶，國家與人民成了息息相關的命運共同體。對觀眾來說，人物身邊化、場景生活化的新奇敘事手法亦更具感染力和共情力，更能使自己全身心沉浸在電影的情緒和氛圍裡。溫情敘述實際比宏大敘事更能打動人心。
從另一維度來看，歌手王菲獻唱的電影同名主題曲《我和我的祖國》，在大家耳熟能詳的原版的基礎上進行了改編，曲調更加綿長婉轉，配合王菲清澈空靈的嗓音，輕柔的咬字和氣息，雖少了幾分原版的激昂，卻添了幾分細膩的柔情，精準地契合了電影溫暖樸素、真摯動人的風格。在密閉的電影院裡，她的低吟淺唱像是在將那些往事一一細數、娓娓道來，在人們的心上縈繞，溫柔卻有力地直擊人們心底最柔軟的地方。
1.2 詩意表達：現實主義到浪漫主義的升華
主旋律電影的創作通常是以真實的歷史事件和英雄事跡作為依據，由於事件和人物的特殊性，此類題材都最大限度地追求紀實性，從時間、地點、人物、場景、服裝、道具、臺詞，甚至人物的動作和神態，都儘可能復刻還原。此外，囿於莊嚴宏大的紅色題材限制，創作者們不知如何出新，唯恐消解了電影的嚴肅性。近些年來，觀眾的審美意識在不斷提高，主旋律電影要想創新出彩，突出重圍，就必須在紀實的基礎上深挖主題背後的哲理，運用鏡頭美學，豐富電影的文學性和藝術性，實現從現實主義到浪漫主義的升華。
陳凱歌導演拍攝的七分之一短片《白晝流星》，講述的是 2016 年神舟十一號返回艙成功著陸，兩個貧困地區流浪的冥頑少年在扶貧辦主任老李的幫助下見證這場壯舉，心靈受到震憾，大夢初醒的故事。短片伊始，導演就拋出一個「白晝流星」的神話隱喻： 「要是有一天，人們能在白晝裡看到本該夜晚出現的流星，荒涼的窮土地，就能變成肥沃的綠洲。」
既設置了懸念，鋪墊了後文，又增加了電影的藝術性。故事中，自幼失去父母的兩兄弟四處遊蕩，不被愛的他們是叛逆的，一心想離開這片貧瘠荒涼的土地，但當他們被老李悉心照顧，循循善誘之後，他們被老李的慈愛和寬大感化；當他們親眼目睹了返回艙著陸的壯舉，並參與了守護航天員的工作之後，他們被科技的發達、太空人崇高的探索精神和「返鄉」的故土情結深深震動，靈魂得到了洗禮，決定留在這片故土上好好生活，建設家園。
這時，飛船、太空人、老李都變成了少年心中的「星星」，變成了激勵、引領、鼓舞他們的信仰。這一隱喻賦予了電影深刻的哲學意味和詩意表達，中和了嚴肅的主題，深化了電影的深度，能夠加深觀眾對偏遠地區扶貧工作的認識，也引發了人們對於家園和人性的思索。扶貧不止於追求物質上的滿足，而更應該在精神上喚醒和改變他人。
此外，該片段在畫面的拍攝上也極盡浪漫：壯美邊塞，朝陽燦燦，兩個少年跟隨老者在一望無際的荒茫戈壁上策馬揚鞭，奔向前方，追逐流星。馬蹄揚起陣陣沙塵，在陽光的籠罩下染上了一層金色的濾鏡，混著初曉的湛藍色天空，光影錯落，如夢似幻。最後，俯拍鏡頭慢慢拉遠，音樂聲漸強，整個全景畫面廣袤、壯麗、震憾、唯美，令人嘆為觀止。
時代更迭，科技進步，社會發展日新月異，可在祖國邊遠地區仍然有生活水平暫時落後的人民。這一美輪美奐的影像背後，也在訴說著個人成長與祖國發展的情感隱喻，被改變的人騎上駿馬是可以追趕時代的，祖國會讓我們看到她的變化和發展，並永遠鼓舞我們往前，這也是扶貧的目的和意義所在。
凱歌導演用平靜的敘述、內斂的表達，多角度、多層次、詩意化地向我們展現了一個關於少年與改變、返航與回家、扶貧與大愛的故事。
《我和我的祖國》對主旋律電影創作的借鑑意義2.1 保持冷靜克制，警惕過度煽情
主旋律電影的社會功能之一就是輸出社會核心價值觀，傳播主流意識形態，從而起到一定的整合社會文化思想的作用。在現代傳播環境中，快捷且高效的方式之一就是通過情感層面的渲染來達到這一目的。但是，煽情不同於常規意義的抒情，「它常常是在表達內容的基礎上漫溢性地進行抒情，從而導致作品情感的泛濫。」[2] 在過往的主旋律電影中存在著很多「煽情時刻」。
每當人物面臨犧牲、分別或談到自己的悲慘命運時，就會響起或雄壯或悲涼的背景音樂，演員開始說出大段生硬直白的臺詞，聲淚俱下。這些似乎都是導演在告訴你：「這一段你該哭了。」刻意煽情或許能讓觀眾快速沉浸於電影的情緒氛圍中，賺取他們的眼淚，但實質上已經掩蓋了作品真正想討論的內容和想表達的精神內涵，轉移了觀眾關注和思考的焦點，只剩下主觀的情緒在蔓延、泛濫。因此，主旋律電影如果把握不好情感渲染的度，不僅會造成過度煽情的尷尬局面，而且會降低電影在文化藝術價值上的品質。
《我和我的祖國》這部電影的風格是溫暖、質樸、真摯的，戲裡沒有浮誇空洞的臺詞、沒有虛張聲勢的表演、沒有光怪離奇的情節、沒有刻意做作的煽情痕跡，一個個都是生動鮮活、有血有肉的人物，所有的感動和淚點都是真情的自然流露。老李對兩個叛逆少年的恩情、呂瀟然成全隊友的戰友情、計程車司機對四川男孩的同情、方梅苦苦守候高遠的愛情、冬冬對小美的懵懂喜歡之情、開國大典前夜千家萬戶捐獻鐵器的互助之情等，都是最簡單的平鋪直敘和最真摯的情感表達，卻也最能打動觀眾的心。
聰明的導演應該懂得在情感上保持克制，讓觀眾自己在電影空間裡感受人物的悲喜，找到與人物的情感共鳴。恰如其分的分寸感，會讓情感的傳播更加自然順暢，起到潤物細無聲的效果。克制也是一種藝術，相較於漫溢性的情感泛濫，克制的情感會更加高級。
2.2 尊重藝術規律，提升美學價值
關於近期主旋律電影獲得高票房好口碑一事，我國著名導演賈樟柯在採訪中表示，「這些影片既有好的立意，又能按照電影的規律、藝術的規律辦事。這說明中國電影的內容在升級，是非常良性的進步。」
電影創作雖然以客觀現實為基礎，但它又是高於客觀現實的存在，優秀的電影作品應飽含對繁花盛景的讚頌、對人間疾苦的關懷、對社會問題的思考，有深刻的主旨內涵、鮮明的人物性格和動人的真情實感，凝結著創作者的思想，具有豐富的文學性和藝術性。之前我國大部分主旋律電影無論是在內容上還是風格上都過於生硬、直白，單純為了敘述而敘述，為了抒情而抒情，沒有把二者很好地結合起來，寓情於事；而且沒有太多藝術審美上的追求，忽視電影影像質感，水平質量不高，缺乏觀賞性。
《我和我的祖國》在各個層面革陳出新，打破了這一平淡單調的局面。在內容上，轉變視點，不落俗套；在情節上，設置巧思，趣味十足；在細節上，點面俱到，以小見大；在人物上，性格鮮明，栩栩如生；在情感上，小家大愛，家國同構等，形成了具有新時代特色的主旋律電影獨特的藝術風格。電影畢竟不是紀錄片也不是宣傳片，除了將歷史事件形諸銀幕，它更應該遵循電影藝術發展的規律，因為最後無論是何種形式、何種題材的影片，它歸根結底都要以真摯的情感和藝術感染力來打動觀眾，尋找人物與觀影者的共同律動。
此外，電影是一種美學藝術。在畫面的拍攝上，創作者要善於把握對色彩、光影、角度、構圖的調度，去創造美的畫面，營造美的意境，滿足觀眾的審美心理和審美需求。無論在任何時代，人們對美的期待都是強烈的。
《我和我的祖國》作為一部現象級的主旋律電影，它的成功為今後同類型題材電影的創作提供了嶄新的思路，樹立了新的標杆。然而，我們能否因此斷言，主旋律電影的春天已經來到？主旋律電影已經擁有與商業電影一爭高下的競爭力？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客觀來說，一部電影的成功除了作品本身的品質，也離不開社會文化環境的發展、媒體的宣傳報導等諸多因素。
《我和我的祖國》取得的驕人成績，同樣受益於近年來愛國主義教育的加強，綜合國力的提升，民族自信心空前高漲等多個方面的優勢，它的創新和成功讓主旋律電影看到了新的希望和方向，但今後的主旋律電影能否繼續發力，依然有待觀測。這需要中國影視從業者「取精去糟」、不斷創新，也需要整個社會共同為之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