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利益已經充分多元化的今天，達成全社會性的廣泛共識已是一件極為困難的事情，中國改革已經到了深水區，這是多年來已經形成的社會共識。但是，一談到如何改革，立即又陷入莫衷一是的論爭之中。因為共識只能是相對的，即使在區區三口之家中，達成真正的共識也頗為不易。中國目前的情勢是改革尚未走出深水區，而利益訴求已經高度分散化，在這種情況下，如魯迅先生所言，即使搬動一張桌子也會大動幹戈，改革的深化便不能不特別依賴於政治家的洞見和意志力。
就拿1978年的農村改革來說，當時贊成包產到戶的農民幹部究竟佔到幾成？未必是一個十分樂觀的數字。我清楚記得那時老家不僅許多幹部想不通，一些農民同樣想不通，我的一個身強力壯的大伯，由於糧食短缺，每到過年都要到外地去討飯，可面對大集體的解散，竟也長嘆說這不是往後倒退嗎？社會上更是充滿著「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之類的譏諷。但是，正因為這一「退」，沒過幾年農民就豐衣足食了。
「文革」之後恢復高考的頭幾屆大學生已經成了國家棟梁，他們是否依稀記得當年鄧小平是怎樣拍板恢復高考的？鄧小平召集會議研究恢復中斷多年的高考，問身邊的教育部門負責人需要多長時間，這位負責人猶豫了一下，說最少得三年，因為連教師都下放到農村了，更不用說教室、教材和教育設施了。鄧小平的回答出人意料：今年就招生！先幹起來再完善。鄧公在歷史轉折時刻顯示了真正改革家的氣度與風範！
我不知道那些恢復高考後頭幾年中舉的天之驕子看到這裡會有何反應，會不會想起「千鈞一髮」這個成語，會不會嚇出一身冷汗，因為如果不是鄧小平的力排眾議，他們中的不少人，可能很難成為今日的社會精英。
回顧歷史會發現，歷朝歷代的許多變革，都有賴於政治家的勇氣。《史記》記載，當年秦孝公召集御前會議商議秦國的改革大計時，大臣甘龍和杜摯等紛紛反對變法，連「吾意已決」的秦孝公也彷徨起來。商鞅告訴孝公：「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也就是說，愚蠢的人總是為眼前的狀況所束縛，只有智者才能洞見形勢的先機。商鞅進一步得出結論：「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這話放到民權昌明的今天似乎有蔑視公眾之嫌，但在今天的中國，思想僵化或者身為既得利益集團之「眾」，這樣的情狀依然存在。
一代明君秦孝公聽懂了商君的勸諫，於是才有了改變中國歷史的那一場改革。而有「拗相公」之稱的改革家王安石，則面對阻力發出了改革的最強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或許適合於昔日，流俗之言往往障目於眼前，唯有莊子所說「舉世而毀之而不加沮」的果敢堅毅之士方能成為改革家。有非常之人，方能成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方能成非常之功，這是古今中外歷史的普遍規律。
當前的改革還面臨不少深層次矛盾，一方面是社會矛盾的長期積累和日趨激化，以及普羅大眾對於改革深化的翹首期待，另一方面則是改革動力有衰竭之勢，這才是改革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有人甚至力圖將眼前的一切理想化和固化，似乎迫在眉睫的問題根本就不存在一樣，因為維持現狀對於他們是最有利的。
改革開放幾十年，中國逐步走上了市場經濟之路，但是，始終沒有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市場經濟並沒有完全進入法治的軌道。由於市場經濟是以利益為導向的經濟，一旦脫離了法治的約束，它就可能將一切都裹脅進利己主義的冰水之中。同樣，沒有了法治，政府的權力將如脫韁野馬，一切有關改革的美好期許，都會變得不切實際。
改革似乎是千頭萬緒而又矛盾重重，面臨著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困局。但是，「物有本末，事有始終，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既然一切矛盾都源於憲政法治的闕如，只有法治憲政的建設才有綱舉目張之效。新一屆中央領導人一再強調依法治國，「忠誠於憲法，忠誠於人民」，希望有膽識有勇氣的改革家們，以此為基石，推動「未有之大變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