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心理側寫在最近30年已經發展成為一門建立在系統實證研究基礎上的嚴謹科學。在警方調查期間，心理學家會被要求從犯罪者在犯罪現場的行為方式，分析罪犯的行為指標，並與心理特徵聯繫起來，以幫助警方調查人員縮小範圍並確定最有可能的嫌疑人的優先順序。
最早的犯罪心理側寫可以追溯到19世紀80年代大名鼎鼎的英國連環殺人犯「開膛手傑克」。1888年，一名被稱為開膛手傑克的男子在倫敦謀殺了至少五名婦女，她們都是生活在同一地區的妓女。每個受害者都被以同樣的作案手法殺害，即先將受害人勒死，然後肢解，再掏空內臟。因兇手一系列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被稱為倫敦第一起連環殺人案。兩名協助警方進行屍檢的醫生喬治·菲利普斯和託馬斯·邦德不僅向警方提供了犯罪的物理細節，還提供了他們認為與殺戮方式有關的心理特徵。託馬斯·邦德認為，兇手在外表和舉止上都很謙遜，面對難以想像的暴力行為時，他會大膽而冷靜；他認為兇手年屆中年，過著孤獨的生活。因為兇手是在公共場所殺人，所以他作案時穿著一件長大衣，用來掩蓋他犯罪時的血跡。雖然開膛手傑克從未被抓獲，但是根據當時十幾份目擊者的陳述都支持邦德的描述。
正式的現代犯罪心理側寫始於對外號為「瘋狂轟炸機」的喬治·梅特斯基的追捕。梅特斯基在1931年的一次工業事故中受傷，由於吸入滾燙的鍋爐煙霧，他被致殘26周。儘管梅特斯基提交了一份工傷賠償申請，聲稱事故導致肺炎，並惡化為肺結核，但他的索賠被拒絕，三次上訴同樣被駁回，梅特斯基因此失業。他對僱傭他的公司產生了強烈的仇恨，並為此在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期間在紐約市安放了至少33枚炸彈。在長達16年的追捕中，警方由於沒有取得任何進展，因而向精神病學家詹姆斯·A·布魯塞爾求助。布魯塞爾曾在二戰和韓戰期間從事反間諜分析工作，他為警方製作了一份犯罪份子詳細的個人資料，並預測他是東歐血統並在外國出生的男性（梅特斯基是立陶宛移民的後代）。其他的特徵為：(2)40至50歲之間；(3)與女性親屬住在一起的單身漢；(4)颳得乾乾淨淨、衣著整潔、身材健壯的男子；(5)偏執狂。值得一提的是，布魯塞爾還預測，襲擊者穿著雙排扣西裝。在當地報紙刊登了這位瘋狂轟炸機人物簡介的摘要後，僱傭梅特斯基的聯合愛迪生擴大了對個人檔案的搜索，尋找與側寫資料匹配的對公司心懷不滿的員工。他們很快找到了梅特斯基的檔案，1957年1月21日，警方前往他位於康乃狄克州的家中進行例行訊問。令他們驚訝的是，梅特斯基幾乎在每一個細節上都符合布魯塞爾的個人資料，並立即認罪是他放置了炸彈。儘管警察趕到時他沒有穿雙排扣西裝，但梅特斯基在被捕前要求穿上雙排扣西裝。四個月後，法官宣布他患有偏執型精神分裂症，在法律上是精神錯亂的。該案件從側面證實了心理學和行為科學在協助警方懲奸除惡方面所展現出的潛力。
與此同時，側寫在美國生根發芽，不過大部分依靠的是側寫人員的經驗和知覺。直到1974年，美國兩幫調查局成立了行為科學組，1976年到1979年間，幾名聯邦調查局特工採訪了36名臭名昭著的連環殺人犯，以建立起甄別不同類型罪犯的理論，並以此為基礎建立了犯罪側寫系統。其中最著名的是約翰·道格拉斯，他退休後的著作《Mindhunter》成為了許多劇集的靈感來源，包括同名劇集《心靈獵人》和長壽心理劇《犯罪心理》，同樣他的作品還幫助了《沉默的羔羊》和《漢尼拔》的創作。在《心靈獵人》中，主創們還原了最初FBI採訪那些連環兇殺案兇手，並建立側寫檔案的經過。
另一名值得載入史冊的聯邦調查局探員是羅伯特·K·雷斯勒，他於1970年加入聯邦調查局。成為行為科學組的一員，他被認為是「連環殺手」這個詞的創始人。雷斯勒還在20世紀80年代採訪了連環殺手，並開發了美國第一個未偵破犯罪的計算機資料庫，幫助抓獲了那些在殺人時越過州界的人。他參與了重大連環殺手案件，包括對傑弗裡·達默和泰德·邦迪的搜查，前者肢解了17名男性，而後者則前後犯下了30起謀殺案。
專家們可以通過觀察犯罪現場，得出以下結論：犯罪現場涉及多少事前計劃，是機會犯罪還是有針對性的襲擊，犯罪者在清理證據方面有多老練，以及傷害模式是否顯示出性虐待的證據--這些結論有助於形成犯罪者的背景信息。約翰·道格拉斯提出了「有組織/無組織二分法」的概念：有組織犯罪是有預謀的、精心策劃的，所以在現場幾乎找不到證據。根據分類方案，有組織的罪犯是反社會的，通常明辨是非，並不瘋狂，也不會表現出悔恨。相比之下，無組織犯罪不是有計劃的，罪犯會留下指紋和血跡等證據。無組織的罪犯可能是年輕人，在酒精或毒品的影響下，也可能是精神病患者。
科學地測試犯罪側寫的有用性並非易事。根據犯罪學家丹·甘迺迪的說法，這種側寫建立在一個根本的謬誤之上，他稱之為同源性問題—即認為你的日常生活和你在犯罪現場的所作所為之間會有某種關聯。雖然始終如一的犯罪行為反映出始終如一的個性或性格似乎是常識，但這種相關性要麼太弱，要麼太不規範，沒有任何用處。人類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情景條件做出反應的，即使以同樣的方式重複執行一項任務，也不能說明生活中其他領域的行為是可預測的。利物浦大學的一項研究為這一說法提供了一些支持。他們對100起涉及陌生人強姦犯的案件的審查顯示，犯罪現場之間的相似性與罪犯之間的相似性沒有相關性。研究人員嘗試過的另一種方法是，將已偵破犯罪的案件檔案展示給側寫員和其他人，並比較他們生成的檔案的準確性。結果好壞參半；側寫員在強姦案卷宗上的準確度更高，但在謀殺案卷宗上的表現並不比平均水平高。側寫問題往往是由於過於具體的指控和對這些指控的過度自信，這可能會因為給予辦案人員狹隘的視野而使調查偏離真相。
儘管如此，側寫對流行文化的影響顯而易見，犯罪劇已經成為當今收視率最高的電視連續劇類型之一，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就有超過上千部以連環殺手為主角的電影誕生。教養理論認為，消費者看某種類型的電視或某個電視節目的次數越多，就越會影響他們對社會現實的看法。消費者會相信現實世界與電視或其他媒體節目上的現實世界相似。教養理論幫助我們解釋了連環殺手類作品的長期影響。消費者可能會認為連環殺手是一種常見的犯罪者，或者消費者可能會相信關於連環殺手的特定類型的刻板印象。根據這一理論，觀看大量基於犯罪的虛構電視節目的人最終會以電視內容所描繪的方式感知現實世界，觀看以連環謀殺案或連環殺手為題材的電視節目的消費者，可能會將這些肇事者或他們的罪行的描述視為事實。如果描述不準確或誤導消費者，這可能是危險的。比如被定罪的連環殺手通常都是受性幻想驅使，他們的犯罪是有性動機的，對性幻想成分的關注導致連環殺手被定位為「性虐待殺手」，並且成為影視作品中常見的主題。
另一種常見的劇情是，女性通常是罪案當中的受害者，因為連環殺手清一色都是男的，或者連環殺手殺人的動機通常是對女性的厭惡。這種模式與女權主義的盛行有關，在20世紀70年代，這一點變得更加明顯。隨著越來越多的女性掌權，男性對女性的暴力行為也越來越多。因為當女性掌握更多權力時，一些男性可能會感到沒有安全感。
描述連環殺手的電影、迷你劇和紀錄片風格的電視節目長期流行，反映了製作和我們著迷的消費之間的共生狀態。作為一種文化，我們似乎會迫不及待地回到暴力和臭名昭著的犯罪現場。但是無論是性動機還是對女性的蔑視，媒體傾向於更多地關注這些犯罪的性方面，而不是犯罪的權力和控制方面，實際上更多的犯罪與連環殺手尋求權力與控制有關。因為連環殺手的文化建設強化了一種反動情緒，滿足了觀眾對文化禁忌的渴望。由於連環殺手主要是白人和男性，謀殺那些被視為脆弱或危險的人明確了關於某些群體（特別是婦女、兒童、男同性戀者和老年人）脆弱性的刻板印象，連環殺手瞄準的許多對象似乎有些微不足道，反映了他們的邊緣社會地位，他們因此得以維護男性至上的統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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