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人區裡有一群堅守的科學家
——記北京地質研究院高放廢物地質處置研究團隊
光明日報記者 金振蓉
荒漠無人區的秋夜，天空格外高遠，仰望滿天繁星，你會充滿無限想像。科學家王駒喜歡這樣的景象。那晚，他帶我們看天，指著「北鬥七星」說，你們慢慢看，它的勺把一會兒會不會翹起來。這時，年過半百的他有些孩子氣。他說，無數個夜晚，他就是這樣，在這個荒無人煙的地方，在無垠的天空中找尋那份屬於自己的快樂。
35年三代人，只為找到這個北山
越野車帶著我們前往北山，車出嘉峪關市，一路往北，樹木逐漸變成低矮的灌木，繼而是些零星的駱駝刺、芨芨草，再往前就只剩下光禿禿的石頭山。
和我們同車的北山基地負責人之一蘇銳，望著車窗外逐漸荒涼的景色，告訴我們，一會兒就會看到草原和胡楊林了。
正在我們感到不解的時候，他指著不毛之地的石縫中冒出的一片梭梭草和幾棵長不大的胡楊樹說：「看，我們的草原和胡楊林！」他說，每當隊員們長時間從無人區工作出來，第一眼看到植物時的興奮，就會讓他們不由自主地這樣叫出來。原來，這是他們心中的草原和胡楊林，在無人區裡，他們用自己的方式，感知著生命的頑強和活力，營造著心靈的綠洲。
一路上，我們看到大石頭上寫著「漢武大道」「霍去病路」「衛青路」等，感到十分好奇。後來王駒告訴我們，當年他們進出北山，根本沒有路，每次全憑司機的記憶，會不會迷失在茫茫戈壁，全繫於司機的方向盤。所以當那條車轍壓出的土路終於成型的時候，大家毫不猶豫地用司機李國軍的名字給它命名。在這裡，他們給所有被車壓出的路都起了名字，而那些路名裡透出的是一種英雄情結。
開過100多公裡遮天蔽日的揚塵路，越野車停在這個叫北山的地方。這裡正在建設我國首座高放核廢物處置地下實驗室。
核工業產生的核廢物的99%，屬於中低放廢物，經過一段時間後，放射性物質就會衰變成為無害物質。只有剩下的1%屬於高放射性廢物，對它如何安全處置，一直是一個世界性難題。通俗地說，安全處置高放廢物，就是挖一個深坑埋起來。但這坑在哪挖，挖什麼樣的坑，怎麼挖，怎麼埋，埋了以後如何管理，如何保證其長久的安全性？這些就是前沿性的科學問題，為了找到北山這個理想的研究場址，核工業北京地質研究院高放廢物地質處置研究團隊的三代人，整整奮鬥了35年。
1985年，核工業北京地質研究院的徐慶國研究員，在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時發現，世界上部分地質專家已轉型從事核廢物地質處置研究，深感驚訝的他頓時恍然大悟，原來地質研究不只是找礦。如果說核工業是一條首尾相接的產業鏈，找礦就是「首」，而高放廢物地質處置就是「尾」，只是那時，這一問題還沒有引起普遍的重視，而徐慶國敏銳地意識到，隨著國家核工業的不斷發展，這項事業將具有廣闊的前景。
回國後，徐慶國從5000元開始，成立了高放核廢物處置研究組。如今，他早已退休，接力研究的領軍人物是王駒，30多年來，從青年到花甲，無論是面臨經費短缺，科研逆境，還是人員流失，王駒都選擇咬牙堅持，在這一過程中，不斷有更年輕的科研人員加入進來。目前，該院陳亮等人已接過接力棒，繼續推動我國高放廢物處置事業持續向前。這支研究團隊已發展到68名成員，其中27名擁有國內外博士學歷，所學學科涵蓋地質、水文地質、緩衝材料、工程技術研發、安全評價、工程管理等，現已取得重要研究成果100多項。他們成為活躍於國際高放核廢物處置舞臺的一支重要力量。
北山是怎樣被找到的
20世紀90年代，我國確定要建造一個高放核廢物處置研究場址，建造的首要條件便是確保萬年級別的安全。要滿足這一條件，首先要找到一個地質條件「一萬年不變」的地方，攤開地圖，舉目四望，這個地方在哪裡？
科技界有個說法，上天不易，下地更難。要找到堅固完整的巖石地質條件，這件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太難。先用排除法，從全國五個候選區中確定了西北的北山地區，接下來就是艱苦細緻的考查工作了。先從地面入手探知地下幾百米深處的地質情況，再通過打深井提取巖芯，進行科學評估分析。當年參與野外選址的陳偉明說，從1996年起，他們就在茫茫戈壁上開始了長期的野外地表勘探採樣工作，那時，他們用的是最笨的土辦法，每天的工作，就是按照地圖上標註的每500米一條間隔的路線，用腳一點一點去跑，每天早上揣著幾個饅頭，坐著四處透風的吉普車，一顛就是一天，回來時，背著石頭，滿臉滿身全是灰土，互相笑對方只露出兩隻眼睛。就這樣，他們硬是用人工的方法，將這裡的地質情況一絲不漏地弄清楚，為後續地質打井做了紮實的基礎工作。2000年，第一口地質調查井開鑽了，他們興奮無比。用他們的話說，打一口井的成本太高了，一定要做得更穩妥些，讓打出來的巖芯與他們的預判更相符。功夫終不負他們的努力，第一口井非常成功，許多年來，他們已陸續打了幾十口井，積累了完整的科學數據。35年，三代人用他們人生最好的年華，為國家找到了理想的核廢物處置場址。現在，在國家原子能機構的支持下，北山項目漸漸成為國際智慧匯聚的平臺，吸引了世界同行的關注。
找到北山也找到人生坐標
走進北山，我們聽到關於這個團隊的許多故事。王駒涉足高放廢物處置，看似有些偶然，但在心底裡仍是一份事業的召喚。他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參加一次地質學國際學術會議時，發現了大量關於核廢物處置的研究論文。由於喜歡探究問題，他就想要弄清楚核廢物地質處置到底是什麼？帶著問題，王駒遍覽凡是能找到的國內外書籍、文獻，那時28歲的他，已是「我國南方花崗巖外帶型鈾礦成礦規律研究」項目負責人，他的學術之路本來很順，但他選擇放棄，義無反顧投入到高放廢物處置研究組的工作中。當時我國這項研究還處於起步階段，工作開展十分困難，當許多人的熱情消退，紛紛轉行時，王駒始終選擇堅守。
在這裡，我們採訪到一批青年科研人員。陳亮，原本在法國已有穩定工作，但當他聽了王駒的報告，直接在會場找到王駒，表達了加入的意願。從奧地利回來的趙星光博士，談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高放核廢物處置，當他知道這份工作的意義後，二話不說就答應了，他甚至都沒想起要問一下待遇問題。還有季瑞利博士，這個生活中丟三落四的人，卻把工地上的貴重設備，整理得清清楚楚，並成為高端設備的使用專家。畢業於清華的博士馬洪素，一個文靜姑娘，卻是巖石實驗室的負責人。還有王錫勇博士，一個跑前跑後，樂於服務的基層管理工作者，還有在團隊裡收穫了愛情的高敏，還有羅暉、田霄等人——這裡集聚了一群想幹事，能幹事的年輕人。他們中的許多人，在北山，往往一待就是好幾個月，季瑞利創造了45天連續工作的紀錄，趙星光的妻子結婚好多年都不知道他是有假期的，他淡淡地說，既然休不了就不說了吧。這裡的每個人都吃過變了味的菜，爛了的水果，他們的住宿從最初的帳篷，到車廂房，再到彩鋼房，直到現在有了宿舍房。每天一身汗臭，捨不得用88元一噸從外面拉回來的水洗澡。在這裡，過的是沒有手機信號，與世隔絕的日子，娛樂生活就是數著星星看月亮，冬天拉回來的水常常在水箱中就凍成了冰坨。
問起這些年輕人，幹這件事不枯燥寂寞嗎？王錫勇的回答讓我印象很深：「這輩子做了這件國家需要的事，到老了，想起來，心裡會很踏實。」
而在中核集團地研院院長李子穎看來，這就是責任和擔當，北山團隊敢於攻堅克難的勇氣和動力，就來自於他們對事業的忠誠和對國家的熱愛，這也就是北山精神。
《光明日報》（ 2020年11月16日 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