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金融界網站
作者：韓和元
德國著名學者韋伯在一場題為《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的演講中，明確提及從維護德國利益的立場出發，德國應該對蔓延於德國東部的跨國流動的波蘭農民實施驅逐令，他呼籲政府關閉東部邊界。而讓韋伯認為應該這樣做的原因在於，他認為波蘭人種族低劣。但正是這群被韋伯嫌棄的波蘭人，卻為美國的發展做出了傑出貢獻。在《身處歐美的波蘭農民》一書的引言裡，扎列茨基就特別強調該書的作者託馬斯和茲納涅茨基正確的評價了外來移民對美國文化的潛在貢獻。事實上，外來移民不獨在文化上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在社會經濟發展方面的貢獻更是巨大。
一、廣州的「巧克力城」
微信公眾號《微廣州》於2017年8月17日推送了一篇題為《走進廣州非洲群落：那些你不知道的黑人生活》的文章，文章的一開頭，用著那特有的文藝腔寫道：
「從小北地鐵站D出口出來，往前走一段路，你會看到天橋上人來人來，天橋底下車水馬龍，天橋的另一邊，開往深圳的和諧號疾馳而過，發出巨大的噪音。穿過橋洞，你會有種穿越到了非洲的感覺。
在這裡，你會看到安哥拉婦女頭頂著裝滿商品的大塑膠袋，剛果的商人們從中國商鋪成批訂購內衣，奈及利亞籍的男人們在非洲酒吧裡，一邊喝著青島啤酒，一邊吃著非洲的特色米飯。
這裡是小北的寶漢直街，和廣州其他城中村一樣，50平方米的地方被分割成5個房間，大部分初來廣州淘金的黑人租住在這附近，形成了廣州最密集的黑人聚集區，因此這裡，被稱為廣州的『巧克力城』。」
對於「巧克力城」的形成，學者王亮在其最新出版的學術著作《大都市涉外社區治理》一書裡做了這樣的簡述：
「廣州，地處『世界工廠』的珠三角中心，有中國『南大門』的美譽，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也是中國南方最大、歷史最悠久的對外通商口岸以及世界著名的港口城市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自1957年開始舉辦的『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有60年歷史。憑藉悠久的歷史資源、優越的地理位置、物美價廉種類繁多的商品，促進了對外商貿的 發展，也吸引著不少外籍人員來穗發展。根據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目前常住我國的外籍人士有59.4萬人，而廣東省就有31.6萬人，居全國之首。
據廣州市公安局統計的數據，截至2014年10月25日，在廣州市居住超過6個月的外籍人士為11.8萬人。根據《羊城晚報》2016年7月16日報導，廣州每天實有外國人數量在8萬—12萬人，高峰出現在廣交會期間，接近12萬人。在廣州的涉外社區中，尤以非洲人社區最為有名。自1955年萬隆會議中非建交以來，中國同非洲的貿易發展良好，貿易額從2000年的73億美元躍升到2010年的1000億美元，增長十多倍。20世紀90年代，西非人追隨阿拉伯商人來到廣州『淘金』始，隨著中非貿易的連年快速增長，目前在廣州的非洲人數量越來越多，並形成了一些非洲人社區。」
二、矛盾且複雜的國人心態
隨著非洲人的持續湧入，這一群體也開始日益受到關注，終而成為社會熱點。正如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山大學移民與族群研究中心主任周大鳴在給王亮博士的《大都市涉外社區治理》一書所做的序裡所描述的：
「首先是媒體的關注，報紙、電視、攝影對廣州的非洲人群體進行了大量報導，廣州『巧克力城』『布魯克林街』迅速流傳；除了國內媒體，也有不少西方媒體進行了報導，如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的媒體都有介入。媒體的報導，也引起了社會大眾的關注和緊張，百度上『廣州非洲人』超過25萬條，照片超過8萬張。」
面對洶湧而入的非洲人，國人的內心其實是矛盾的。在一部分積極派看來，非洲人的大量移入，恰好說明，我國已經進入一個拐點。持有這種觀點的人的典型代表，是以拍攝非洲人在廣州的生活而聞名的攝影師、畫冊《生活在廣州的非洲人》作者李東。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這樣評述道：「在國人思維慣式中的『移民』含意往往都是『離開中國移民到國外去』，而今『外國人移民到中國』的『逆向』移民已不知不覺地在廣州湧現出來。」在他看來這可以說是我們國家的一個拐點。在李東看來，之所以會如此，根本原因在於「國家經濟快速崛起、人們物質生活大幅改善、官方或民間對外交流日趨頻繁深入」，這導致「我們與『外國人』相互間的關係、地位、心態都發生了重大變化。」
與之相對的是恐黑者，正如周大鳴教授在《大都市涉外社區治理》一書序裡所強調的，這類人通常以負面情緒來看廣州的非洲人，「對非洲人充滿歧視性刻板印象，極端者甚至認為會導致中國種族衰退、亡種。」
這類文章充斥於各種自媒體間，這裡且以兩篇文章兩例。一篇文章來自微信公眾號《南粵消息》，該號於2015年3月8日，推送了一篇署名為李旭之，題為《關於解決廣州黑人問題的「加急呼籲」！》的文章。文章說「中非關係是我國的一個重要的國際關係，中非的國際貿易往來日益增多，來華的非洲朋友也日漸增多。中國人民歡迎正常的國際貿易和國際交往」。寫到這裡，作者筆鋒一轉，開始強調「但是中國的開放也不是無限度的，中國有開放，但也有固守。」作者認為「對於廣州的黑人問題，是到了必須正視的時候了。廣州黑人正在以及潛在地給廣州乃至中國製造極大的社會問題。」他所基於的原因的是：
1、巨大數量的想方設法賴著不走的非法居留的黑人，不僅侵佔我勞動力市場，還擠佔中國日益緊張的空間資源、生活資料、物質資料。中國忍辱負重地搞計劃生育之意義何在？
2、黑人不僅聚集性強，而且極易發生鬥毆、強姦、搶劫、販毒、吸毒、誘姦女性、傳播愛滋病等高危危害；
3、非法居留者，他們化整為零，隱蔽藏身，並向周邊中小城市甚至外省轉移擴散，逃避檢查，有些黑人被抓後，既無護照又語言不通，成了無國籍人，給公安部門的處理帶來了極大的困難；
4、黑人數量一旦達到一定規模，將嚴重威脅中國社會。那些分散藏身遊擊流竄的黑人，也給當地人民群眾的安全帶去潛藏的種種危險，是一種存在的嚴重的社會不穩定因素；
5、黑人群體的大量侵入，正在強力破壞著中華民族的種族血統。
李旭之顯然是道不孤的，道不孤則必有鄰。微信公眾號《明天文摘》於2019年4月15日推送了一篇，持有相近觀點的文章。在這篇題為《看黑人問題的數據，不敢想像的後果...》裡，作者重申了一遍李旭之「反黑論」的第五條理由，說：「正確認識種族的差異，是基於科學研究與數據統計的客觀事實，不同的人種有著天然的種族差異，而我們反對黑人大規模移民中國，反對其混亂、玷汙我們民族的血統，正是基於尊重種族差異的客觀事實。反對黑人移民、黑黃混血，從不是種族歧視，而是種族正視。」
更為要緊的是，這種聲音不獨來自民間。2017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來自天津的全國政協委員潘慶林，就向大會提交了一份題為《建議國家從嚴從速全力以赴解決廣東省非洲黑人群居的問題》的提案。他基於的理由是，從人類歷史來看，人口流動，和外來文化的進入，是導致民族文化和歷史文明消亡的一個重要因素。提案中稱，據各方面大概統計「中國大陸的非洲黑人非法移民已達70萬，若不採取法律法規嚴加控制，粗算預計到2030年可能達到1500萬人，而25歲以下年輕人中黑人或黑黃混血人的比例可能將高達四分之一左右。中國將從民族國家變成移民國家，從黃種人基因國家變黑黃混血人國家。」
三、警惕一種錯誤的傾向
李旭之、潘慶林的言論，讓我們不由的聯想到了124年前的一幕。我們且將時間回溯到1895年。這一年的5月，剛剛步入而立之年的馬克斯.韋伯，獲得的著名的德國弗萊堡大學國民經濟學教授的教職。按照慣例，他需要做一場就職演講。在這場名為《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的就職演講中，這位日後將名揚世界的大學者，此時卻像李旭之、潘慶林一樣，對外來移民，尤其是來自鄰國波蘭的移民表現的憂心忡忡。在演講中，他大聲質問：為什麼是波蘭人在東部佔得越來越多的土地呢？是由於他們的經濟手段優秀？還是因為他們的資本雄厚？但他顯然不預備將這個問題的回答權讓渡給底下的聽眾。因為他很快就自己做了回答。對於自己所提出的問題，他給出的答案是「都不是，原因其實相反。」
在韋伯看來，來自波蘭的德國東部自耕農，與日耳曼小自耕農佔主導的德國西部農民，完全是兩種存在。「西部的小自耕農，就像我們從萊茵河得天獨厚的河谷地帶所能觀察到的一樣，擁有一小片土地，通過經營溫室和菜蔬花果農圃（market-gardening），供應城市的市場，忙得不亦樂乎。」而反觀東部的波蘭小自耕農，「可以說真的吃草為生，他不是忍受著物資和精神生活的低水平而立足於東部的，而正是憑著對物資和精神生活的低要求立足於東部的。」
韋伯將這種差異歸因為民族的優劣，「日耳曼和波蘭這兩個民族，長久以來在東部都面對同樣的生存條件。庸俗的唯物主義者或許會認為，這兩個民族因此都擁有同樣的物質和精神特徵。事實並非如此，我們看到了一個獨特的物競天擇過程：一個民族興盛，一個民族衰落。哪個民族更能夠適應既定的經濟和社會條件，就能獲得勝利。各民族適應能力的差別，似乎是既定的。最初造成這種差別的，無疑是長期的遺傳（breeding），並且還會因世世代代的際遇不同而產生變化。」
但他又同時指出，「物競天擇的結果，並不一定像我們當中的樂觀者所想的那樣，總是使更高等、或更有經濟頭腦的民族勝出。這一點我們剛剛才看到，人類歷史上，劣等民族勝利的例子實在不少，當一個人類社群出於社會組織的原因或種族特徵的原因，無法適應環境時，其知識和精神方面的光芒就會消失。」
為此，他認為，從維護德國利益的立場出發，德國不能再無動於衷。德國應該對蔓延於德國東部的跨國流動的波蘭農民實施驅逐令，他呼籲政府關閉東部邊界。
需要注意的是，這種現象不獨是中國或者德國所特有的，美國也存在過。學者埃利.扎列茨基在為《身處歐美的波蘭農民》一書所作的引言部分就曾這樣描述過「進步時代」的美國：
「在『進步時代』，外來移民給許多美國本土出生的美國人帶來了一個嚴重問題。首先，這一時期移居美國的移民數量巨大：在許多城市中，佔人口多數的要麼是移民，要麼就是移民的後代。一些美國本土出生的美國人感到他們自己國家的文化、宗教和種族同一性已經受到了威脅。」
更為值得關注的是，就美國本土出生的美國人的這種感覺，並沒有因為時間的流逝而有所淡化。事實上，近年來包括美國、歐洲各國在內的國家和地區，這種反移民的右翼傾向愈發強烈。如下事實，佐證了這點：
在瑞典，選民們通過手中的選票，首次將一個反移民的極右翼政黨「送入」議會，增加了反移民勢力的影響力；
在法國，政府正在驅逐吉卜賽非法移民；
在英國，非歐洲國家移民設定了上限；
在丹麥，執政黨已經暗示削減移民最低工資至丹麥人最低工資的一半；
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國，那些自我感覺，正日益受到外來移民的衝擊和威脅的美國本土出生的美國人，同樣用著手中的選民，將那個一直主張在美國和墨西哥邊境修「隔離牆」，強調反移民的川普選到了總統的高位。
至於中國，近年來排黑反移民觀念的興起，是不是受歐美反移民浪潮的影響和波及，目前尚不得而知，這需要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予以進一步觀察和分析。
但這種反移民觀念的謬誤性，卻是顯而易見的。
史蒂芬·威廉·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在《時間簡史》一書的第二章「空間和時間」裡曾做過這樣一段精彩的論述：
「亞里斯多德和伽利略一牛頓觀念的巨大差別在於，亞裡土多德相信存在一個優越的靜止狀態，任何沒有受到外力和衝擊的物體都採取這種狀態。特別是他以為地球是靜止的。但是從牛頓定律引出，並不存在一個靜止的惟標準。……缺乏靜止的絕對的標準表明，人們不能決定在不同時間發生的的兩個事件是否發生在空間的同一位置。……事件的位置以及它們之間的距離對於在火車上和鐵上的人來講是不同的。」
就「絕對空間不存在」這一科學物理現象，所蘊涵的社會學意涵，霍金的解讀是:「（從這可見），沒有理由相信一個人的處境比他人更優越。」
韓和元曾在其著作《告別恐慌》一書裡，將霍金的這一觀點做進一步的外延：「正如絕對空間不存在可證實的，我們沒有理由以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種族乃至一種文化，比其他一些國家、其他一些民族、其他一些種族，乃至其他文化更為優越。甚至我們還可將其進一步推到物種與物種之間。這也就意味著，民族、種族、文化優越論者，乃至人類中心主義都是站不住腳的。」
此外，正如生物學所證實的，沒有外來物種的介入，物種的近親繁殖會給後代帶來不好的影響。原因在於，血緣關係很近的個體，它們會從祖先那裡獲得較多的相同基因，這些基因中，有一些隱性遺傳病的致病基因；如果血緣關係很近的雌性和雄性交配並生下後代，那麼後代出現遺傳病的概率就會大大增加。這顯然不利於產生健康的後代，但健康的後代，對生物種群的延續卻十分的重要。也就是說，從優生學的角度而言，外來移民、外來文化，其實對於本土族群、本土文化而言，都將利多於弊，其帶來的影響，也更多的呈現出正面的和積極的意義。
扎列茨基顯然也持有這種觀點。在《身處歐美的波蘭農民》一書的引言裡，他就特別強調該書的作者託馬斯和茲納涅茨基正確的評價了外來移民對美國文化的潛在貢獻。事實上，外來移民不獨在文化上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在社會經濟發展方面的貢獻更是巨大。1789年，年輕而人口還不是很多的美利堅合眾國成立，當時其前景仍不明朗。但縱是如此，獨立戰爭的勝利仍然引起了人們對這個新國家的關注，美國享有了貧困者的安居樂土的盛譽。正是在這一盛譽下，大量的歐洲人開始湧入這個年輕的國度。
1860年發布的美國《第八屆人口調查》，根據「1819年以前資料不完全的研究」所提出的初步報告作過估計，從1790年到1800年，有五萬名歐洲人來到了美國，從1800年到1810年來到的人數約為7萬人。1810年到1820年末，這一數據約為11.4萬。到1832年後，這個數值開始迅猛增長，每年大約有6萬人前往美國。到了1837年，增長的數字更是跳高至7.9萬人。雖然，1838年由於美國經濟危機，這一數值有所下降，但到1842年時，該數字更是突破了10萬大關。到1854年時，由於加利福尼亞發現黃金這一偶然因素，導致該年更是有多達43萬人湧入美國。之後由於內戰的原因，一度對移民產生了不利影響，但由於戰時所頒布的「宅地法案」再度吸引了很多歐洲人前往美國。1860年時，在美國的出生於外國的移民人數達到400萬之多。而該年，全美總人口不過3100萬。也就是說排除移民二代、三代、四代不計，單純的移民一代就高達13％。
這種人口的大量湧入，造就的一種現象頗值得我們注意。1860年之前，湧入美國的移民中，半數以上來自英國。要知道，1859年時美國農業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佔比仍然高達64％。於歐洲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而言，當時的美國仍只是個不入流、無足輕重的農業國。而反觀英國，這個當年世界的頭號霸主，此時正是其全盛時期。在英國經濟學家傑文斯看來，美國的平原只不過是英國人的玉米地，芝加哥是他們的糧倉。
但正是大量湧入的移民，為美國帶來了大量的資金流、技術流、物流……締造了美國的今日成就——美國學者馬爾溫德.瓊斯就曾指出：「美國的每一個基礎工業———紡織、採礦、鋼鐵工業，都是靠英國工匠、工人、經理帶來的技術。」——也就是說，正是得益於這些移民，美國才得以避免了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走過的彎路，從而使美國可以在更新、更高的科技基礎上開展第二次產業革命，推動了生產技術的革新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就是那些從波蘭等落後國家而來的貧困移民，對美國也是助益極多。因為正是他們的湧入，無疑為美國進行第二次產業革命提供了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除此之外，由於大量移民的湧入，進而導致的都市化的興起，也為美國本身提供了廣闊的國內市場。
回過頭再來看身處廣州的非洲人。很多研究者發現，廣州的非洲人建構的是一種典型的族裔經濟，他們的很多經濟活動，基本都是在非洲族裔內部的經濟體系中運行。但縱是如此，他們對中國經濟的貢獻仍然無法忽視。
一方面，由於非洲大多數國家工業基礎薄弱，物資尤其是輕工業製成品嚴重匱乏，這就使得當地市場嚴重依賴進口。在界面新聞的採訪中，就有不少的非洲商人這樣調侃，「如果中國人不賣衣服，我們可能都沒有衣服穿了。」另一方面，由於國內工業產能過剩，大量過剩的產能需要對其他發展中國家進行輸出。從這個層面上來說，我們需要非洲這個龐大的市場。來到廣州的非洲人，正是洞察到了個中的商機，通過倒貨掙差價，將中國製造的工業製成品，銷往遙遠而物質匱乏的吉力馬札羅山下那片廣袤的非洲大地。
正是基於此，我們認為，對於當前開始興起的排黑反移民的傾向，需要有所警惕。我們甚而認為，基於種族和文化的發展需要，基於社會經濟的發展需要——長期以來中國擁有龐大的人口數量，是世界上第二大移民輸出國，極大緩解了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問題。但受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在未來我國將進入老齡化社會，這就需要大量輸入年輕人口——我們需要在文化和制度上有所準備，我們不僅需要對來自非洲的移民持一種更為開放的態度，也需要對來自歐美、來自印度、來自東南亞的移民持同樣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