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古代科技與儒學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中國古代科技經歷了科技體系奠基的春秋戰國時期、科技體系形成的漢代、科技持續發展的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科技發展至高峰的宋明時期以及科技緩慢發展的清前時期,直至後來的衰落。同樣,儒學也經歷了春秋戰國時期的創立、漢代經學的形成、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的儒釋道三足鼎立、宋代理學以及明清經世之學,直至後來的衰落。如果將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與儒學的發展歷程對應起來加以比較,便不難發現,儒學的發展與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是同步的。重要的是,儒學發展與古代科技發展的同步性不能簡單地視為一種偶然現象,尤其是儒學發展的兩個最重要的時期,即儒學成為主流文化的漢代與儒家以理學的形式再次佔據主導地位的宋代,恰恰是古代科技發展的兩個最重要的時期,即漢代古代科技體系的形成時期,宋明時期古代科技發展的高峰時期,這種吻合足以說明儒學發展與古代科技發展的同步性存在著某種內在的聯繫和關聯性。
漢代科技體系的形成與儒學
儒學自春秋戰國時期形成,至漢代被官方化,上升為主流文化,在思想文化以及社會各個領域中都佔據了統治地位。與之相對應的是古代科技的迅速發展,至漢代形成完整的科技體系,尤其是中國古代的數學、天文學、醫藥學和農學四大學科大致在漢代各自都具有了自己的科學範式,基本形成了各自的知識體系。
數學以漢代的《九章算術》為代表,以解決社會的各種實際問題為主要目的,以算籌為主要的計算工具,以十進位值制的記數系統進行各種運算,是一個包括算術、代數、幾何等各種數學知識的體系。然而,《九章算術》源自於儒家經典《周禮》中所說的「九數」,即「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魏晉時期數學家劉徽《九章算術注·序》認為,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即《九章》,秦始皇焚書之後,漢代北平侯張蒼等人對《九章》作了刪補,而有流傳至今的《九章算術》。然而,張蒼又是傳《春秋左傳》的經學家。據西漢劉向《別錄》所說,左丘明作《春秋左傳》,經過幾代的傳授而至荀子,荀子授張蒼。顯然,數學最早的經典《九章算術》與儒學有著密切的關係。著名中國數學史家錢寶琮甚至認為,《九章算術》「是東漢初年儒學的一部分,與儒家的傳統思想有密切關係」；「《九章算術》的編集與東漢初年經古文學派的儒士有密切的關係」。
天文學以《周髀算經》的蓋天說、張衡的渾天說和宣夜說等宇宙結構理論,以及漢代的曆法為代表。重要的是,漢代儒家普遍對天文曆法感興趣,並參與了當時的天文曆法研究。英國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甚至說:「天文和曆法一直是『正統』的儒家之學。」西漢儒學家落下閎、鄧平等創製的《太初曆》和劉歆修《三統曆》,為中國古代的曆法發展奠定了基礎。以桓譚、揚雄為代表的不少儒家學者參與了宇宙結構理論上的渾、蓋之爭,推動了天文學的發展。需要指出的是,漢代天文學家張衡對儒家經典多有研究,曾著《周官訓詁》,還曾「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殘缺者」,而被看作儒家學者,而且他的天文學思想受到揚雄所著《太玄》的影響。由此可見,漢代的天文曆法與儒學有著密切的關係。
醫藥學以《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以及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為代表,形成了完整的醫藥學體系,其中包括以中國古代的陰陽五行學說來說明人體的生理現象、病理變化以及藥物性能。陰陽五行學說形成於春秋戰國時期,儒家思孟學派綜合各家之說構建了系統的陰陽五行自然觀,又經漢儒董仲舒的闡釋,而成為陰陽五行說的正統表述。《黃帝內經》一開始就以「黃帝」與「岐伯」對話的方式就如何養生長壽展開討論,並分別闡述了真人、至人、聖人、賢人的養生智慧,其中既有先秦道家的養生思想,也有儒家的養生思想。張仲景《傷寒雜病論》確立了辨證論治的原則,並且認為,醫學的根本宗旨在於「愛人知物」「愛躬知己」,實踐儒家「仁者愛人」的最高理念。
農學以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為代表,內容涉及精耕細作、選種播種、作物栽培、果木種植、畜禽飼養、食物加工等許多方面,體現了中國古代農業精耕細作的基本特點。然而,《齊民要術》與儒學有著密切的關係。它吸取了儒家的民本思想,講「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以儒家經典《周易》的「三才之道」為基礎,要求「順天時,量地利」,反對「任情返道」；而且還大量吸收儒家經典中的農學知識,成為中國古代農學研究的典範。
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科技體系是在漢代儒學成為主流文化的背景下,在儒學的積極推動下得以形成的。
宋明時期的科技高峰與儒學
宋明時期,儒學發展至新的高峰,古代科技也在這一時期達到高峰。這一時期,儒家學者普遍對自然知識以及科技感興趣,或對科技有所研究；更為重要的是,宋代儒家所形成的濟世精神、博學精神、求理精神和懷疑精神,對於宋明科技達到高峰起到積極作用。
論及宋代儒家的濟世精神,首推北宋儒家範仲淹所倡導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一理念得到了同時代儒者的共鳴。張載志在「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則道出了理學家的為學旨趣,反映出北宋儒家普遍的濟世精神,並成為宋明時期普遍的儒學精神。
宋代儒家大都博學多才,除了研讀儒家經典之外,他們無所不讀、無所不問,尤其對自然知識以及科技感興趣。張載說:「惟博學然後有可得以參較琢磨。」「學愈博則義愈精微。」朱熹講「一書不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一件與他理會過」；王應麟則講「君子恥一物不知,譏五穀不分」。
宋代儒家講「理」。歐陽修通過「疑古」、「疑經」拋棄了漢代儒學的章句之學,直接從經典本身來闡發其義理,從而開創了義理之學。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等都講自然之理。二程則要建立以「理」為核心的包括自然之理在內的理學,朱熹則繼承二程,集理學之大成,形成理學自然觀。
宋代儒家的求理精神,往往與懷疑精神聯繫在一起。宋儒要突破漢學的樊籬建立自己的義理之學,需要有懷疑精神。宋學各學派要標新立異,自立門派,同樣也要有懷疑精神。張載說:「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朱熹說:「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卻要無疑,到這裡方是長進。」「學者不可只管守從前所見,須除了,方見新意。」
與宋代儒家一樣,宋代科學家也有濟世精神、博學精神、求理精神和懷疑精神。宋代科學最重要的代表沈括,撰寫過不少儒學著作,其中《孟子解》推崇「君子之道」,闡發「以民為本」,足以表現出他的濟世精神。同時,據《宋史·沈括傳》記載,他「博學善文,於天文、方志、律歷、音樂、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作為他的代表作,《夢溪筆談》既有人文、社會科學的內容,又有自然科學的內容,反映出他的博學精神。
更為重要的是,沈括還大講「理」。他的《續筆談》記載說:「太祖皇帝嘗問趙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間,再問如前。普對曰:『道理最大。』上屢稱善。」 沈括講「理」,主要表現在科學研究上。在解釋黃河中下遊陝縣以西黃土高原成因時,他的《夢溪筆談》說:「今關、陝以西,水行地中,不減百餘尺,其泥歲東流,皆為大陸之土,此理必然。」所以,他要「原其理」。他在考察了雁蕩山奇特地貌後說:「予觀雁蕩諸峰,皆峭拔險怪,上聳千尺,穹崖巨谷,不類他山,皆包在諸谷中。自嶺外望之,都無所見；至谷中,則森然幹霄。原其理,當是為谷中大水衝激,沙土盡去,唯巨石巋然挺立耳。」
沈括具有強烈的懷疑精神。他不盲目地相信與遵從前人的看法,而是用親身的觀察、實驗予以驗證,並對錯誤的看法提出質疑和批評。當然,對於前人的理論見解,他也不是一概否定,否定其錯誤的,肯定其正確的,體現出科學性,是科學的懷疑精神。對於沈括的科學懷疑精神,中國科學史家竺可楨有一段評論:「括對古人之說,雖加以相當之尊重,但並不視為金科玉律。其論曆法一條,拋棄一切前人之說,主張以節氣定月,完全為陽曆,而較現時世界重行之陽曆,尤為正確合理。其言曰:『事固有古人所未至而俟後世者,如歲差之類,方出於近世,此固無古今之嫌也。……予先驗天百刻有餘、有不足,人已疑其說。又謂十二次鬥建,當隨歲差遷徙,人愈駭之。今此歷論,尤當取怪怨攻罵,然異時必有用予之說者。』括去今已八百餘年,冬夏時刻之有餘有不足,鬥建之隨歲差遷徙,與夫陽曆之優於陰曆,雖早已成定論。而在括當時能獨違眾議,毅然倡立新說,置怪怨攻罵於不顧。其篤信真理之精神,雖較之於伽利略,亦不多讓也。」
應當說,宋明時期科學家具有濟世精神、博學精神、求理精神和懷疑精神,與宋代儒學有著密切的關係,體現了儒學與科學的相互聯繫、相互影響和相互促進,而這正是宋明時期科技發展至高峰的重要原因之一。為此,中國科技史家們認為,宋代儒學「追求理性的精神和創新的精神,無疑有推動科學發展的作用。宋明科學高峰期的出現,這是一個因素」。
清代科技的衰落與儒學
中國古代科技發展至清中期,開始出現轉折而衰落。關於中國科技為什麼在清中期之後衰落下去,這一問題自20世紀初以來一直為學者們所討論,其中有些人把中國近代科技衰落的原因歸咎於儒學。筆者以為,分析中國科技在清中期之後的衰落,應當從清代的經濟基礎、政治制度以及科技文化政策等諸多方面尋找原因,當然也應當具體分析清代科技的衰落與清代儒學的關係。
論及清代學術,梁啓超曾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指出:「『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簡單言之:則對於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而以『復古』為其職志者也。」「對於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是指儒學的自我批判；「以『復古』為其職志」,則是指清代儒學的主要特徵。
明清時期有不少儒家學者研究科技,即使到了清中期也出現過一些對科技有所研究的大儒。乾嘉學派「以『復古』為其職志」,致力於整理古代文獻典籍,其中也包括了對於古代科技典籍的整理,而且所編修的《四庫全書》還收錄了一些西方科學著作,表明乾嘉學派對於科技的重視。因此,很難把清代科技的衰落歸咎於清代儒學本身。至於清代儒學「對於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則是儒學的進步,更不可能阻止科技的發展。
尤其是,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魏源撰《海國圖志》,在系統介紹當時世界各主要國家的地理、歷史和社會的同時,對西洋兵器以及包括哥白尼日心說在內的近代天文知識也作了詳細介紹,並明確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進而形成了持續半個多世紀的「科學救國」思潮,直至民國時期。其間,張之洞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把儒學與西方科技聯繫在一起,說:「《中庸》『天下至誠』,『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是西學格致之義也。《大學》『格致』與西人『格致』絕不相涉。……凡此皆聖經之奧義,而可以通西法之要指。」與此同時,還出現了大量以「格致」題名介紹西方科技的著作。直至1897年,康有為編《日本書目志》,其中的「理學門」列舉了《科學入門》《科學之原理》等書目,最早使用了「科學」一詞,從而實現了從儒家「格物致知」概念向「科學」概念的過渡。
然而,由於種種原因,清代儒學雖然仍具有自我批判的能力,但缺乏新思想的創造動力；他們對於古代科技典籍的整理,實際上並沒有轉化為對於科技的研究；他們主張學習西方科技,但最終沒有能夠挽救中國科技的衰落。不可否認,在這一時期的儒學發展中,也有過一定程度的學術繁榮,曾出現過一些著名的學術大家,但終究沒有創造出超越前人的新思想,缺乏引領社會發展的思想大師。從這個意義上說,儒學衰落了,儒學對於社會的影響力衰落了。
所以,在清代科技的衰落與清代儒學之間,不排斥清代儒學對清代科技發展的負面影響,但這不是清代科技衰落的主因。而且,清代儒學由於自身的衰落,無法像漢代儒學那樣促進古代科技體系的形成,也無法像宋代儒學那樣促進科技達到高峰,所以在面對清代科技的衰落時,縱有各種各樣的努力,也終究不能阻止科技的衰落。
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與儒學的發展具有明顯的同步性和關聯性。當然,這種同步性和關聯性的存在,並不意味著古代科技的發展只是依賴於儒學的發展、儒學發展是古代科技發展的唯一動因。科技的發展有經濟、政治以及文化等諸多方面的原因,而且,文化本身的發展、儒學的發展也最終取決於社會的經濟、政治等因素。即使是從中國傳統文化對古代科技的影響看,除儒學外,道家道教以及佛教都對古代科技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中國古代科技是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背景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儒學、佛教、道家道教三大體系都對古代科技的發展產生著影響。但是,儒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其對古代科技的影響應當是首位的,從而成為古代科技發展的主要的文化原因。重要的是,中國古代科技發展與儒學發展的同步性和關聯性表明科技與儒學二者具有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休戚相關、興衰與共的密切關係。□ 樂愛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