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股取士制度和競相爭利的社會風氣的影響和刺激下，很多當時的士子都將原本是用來進行儒家傳統的德性培養和教化的朱學當成了追名逐利和知識炫博的工具，作時文、求功名、尚空談、輕踐履，不在身心上切實用功，從而使注重道德踐履的儒學思想日益淪為口耳之學並喪失了其內在的精神活力。
上述種種問題的產生，暴露出程朱理學的理論體系自身的問題困境以及其思想在約束人心以及應對社會危機問題上的無力，這迫使當時的儒家學者們不得不在在試圖克服和解決程朱理學理論困境的基礎和前提下對已有的禮樂典章制度的合理性和神聖性展開本體論反思，以尋求和揭示出禮樂典章度作為當時的社會倫理制度合理性和神聖性的形上學最高根據。這樣一來，便形成了面對同一時代課題的明代思想家們不同的本體論觀點。於是，以宋明理學自身的邏輯演變和明中葉社會歷史狀況的變化為雙重前提，陽明的心學思想終於得以產生。
王陽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諡文成。生於明成化八年，卒於明嘉靖七年。祖籍江蘇餘姚，早年隨其父王華遷居山陰（今紹興）。十七歲時在離越城不遠的陽明洞結廬講學，自號陽明子，世人稱其為陽明先生。他在晚年所提出的「致良知」思想，不僅是其一生學術思想的最終旨歸和集中概括，而且還推動了明代心學運動的展開而蔚為一代思潮。可以說，中國哲學發展到宋明理學的陽明心學階段後，中國古代哲學在中國古代哲學文化形式下所能開顯出來的、所能包容的基本精神和義理在王陽明的「致良知」思想中得到了最為豐富和集中的表達。
王陽明一生的經歷兼有立德、立言、立功的特徵，體現為一個為學、為道與為人相統一的過程。從為學、為道方面說，作為哲學家的王陽明一生都圍繞著「成聖何以可能」的問題而進行著哲學思考，「龍場悟道」後，他在心學立場上建立起了自己的「心即理」思想，此後這一思想不斷發展，倡導知行合一之說，圍繞著知行合一之說，王陽明又先後提出靜坐功夫、省察克治、存天理滅人慾等種種實現知行合一的教法，並最終形成了其建立在對古本《大學》予以解釋基礎之上的誠意格物思想。經寧藩之變，最終創立起了其一生學術思想的最終旨歸—「致良知」思想體系，並以其為「聖門之正眼法藏」。
從為人方面講，王陽明一生經歷過諸多居夷處困、動心忍性的磨難，但始終堅守自己的良知，表現出極大的道德勇氣，並以自己卓越的軍事才能先後平定了南贛的農民暴動、廣西的少數民族暴動乃至來自明廷內部的寧王朱宸濠的叛亂，為明王朝中期的社會穩定和政治穩定屢立奇功。所以後來其弟子徐愛稱其師：「固已超入聖域，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而其另一弟子鄒守益也在回憶其師生平言行時說：「當時有稱先師者曰：『古之名世，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氣節，或以勳烈，而公克兼之。』」從王陽明一生為學、為道與為人相統一的發展過程來看，這些弟子們的評價並非濫美之詞。因此，可以說，王陽明學術思想的產生與形成，既以宋明理學自身內在的邏輯演變和明中葉社會歷史狀況的變化為其雙重前提，同時也與他在具體的生存實踐活動當中的個人遭際、事功經歷等等方面有著直接的關聯，正是在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下，王陽明提出了自己建立在心學立場上的心學思想體系。
在對王陽明早年思想發展的具體內容予以介紹和闡釋之前，本文首先需要對後世學者有關王陽明早年思想演變的幾種劃分觀點進行辨析和說明，以便在理清王陽明早年思想發展的幾條關鍵線索的基礎上來呈現其早年所思所想。
陽明弟子錢緒山在《年譜》中評價王陽明為學與為教的變化過程時說：「先生之學凡三變，其為教也三變。少之時，馳騁於辭章；已而出入二氏；繼乃居夷處困，豁然有得於聖賢之旨：是三變而至道也。」由此可以看出，錢緒山是以陽明在三十七歲「龍場悟道」為分界點，並認為在「龍場悟道」前陽明思想有「學凡三變」，而「龍場悟道」之後又有「為教也三變」。而黃宗羲則認為：「先生之學，始泛濫於詞章，繼而遍讀考亭之書，循序格物，顧物理吾心終判為二，無所得入。於是出入於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處困，動心忍性，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
而陽明弟子王畿在評價其師思想變化過程時則說：「先師之學，凡三變而始入於悟，再變，而所得始化而純。其少稟英毅凌邁，超俠不羈，於學無所不窺。嘗泛濫於詞章，馳騁於孫吳，其志在經世，亦才有所縱也。及為晦翁格物窮理之學，凡至於隕。時苦其煩且難，自嘆以為若於聖學無緣，乃始究心於老佛之學，築洞天精廬，日夕勤修，錬習伏藏，洞悉機要，其於彼家所謂見性抱一之旨，非惟通其義，蓋已盡得其髓矣。自謂嘗於靜中內照，形軀如水晶宮，忘己忘物、忘天忘地，混與虛空同體，光耀神奇，恍惚變幻，似欲言而忘其所以言，乃真境象也。」此外，還有湛若水關於陽明早期思想演變的「五溺」之說：「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辭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正德丙寅始歸於聖賢之學」。總體上說，王陽明在「龍場悟道」之前的早年思想演變的劃分觀點，就是上述這四種觀點。
首先，就上述對陽明早期思想演變的具體內容的判定來看，錢緒山認為陽明「龍場悟道」之前經歷了泛濫辭章、沉溺佛老以至最終龍場大悟，「經三變而至道也」。黃宗羲、王畿則在錢緒山劃分觀點的基礎上，又在泛濫辭章和沉溺佛老兩個環節之外加上了一個學習朱熹格物窮理之學的環節。而湛若水則將陽明早期思想判定為任俠、騎射、辭章、神仙和佛氏五個環節，最後在丙寅年。其次，就這幾位學者對陽明早期思想「最後一變」的時間劃定問題上來看，錢緒山、王畿與黃宗羲都將「龍場悟道」作為陽明早期思想發展的「最後一變」，而湛若水則有所不同，他將陽明早期思想演變的「最後一變」規定為「正德丙寅始歸於聖賢之學」。但上述這四位學者有關王陽明早年思想演變的劃分觀點也有一致性即他們都認為王陽明早年思想中存在泛濫辭章之學和出入佛老這兩個環節。
其次，對於構成上述學者對於陽明早期思想演變的不同觀點的原因，筆者認為主要是由他們各自的劃分觀點的著眼點不同所導致。湛若水之所以將陽明早期思想的「最後一變」定位為丙寅年（1506）而非在丙寅年之後的「龍場悟道」，是因為湛若水所試圖突出強調的是陽明早年在任俠、騎射、辭章、神仙和佛氏這些儒學外部的領域進行多方面探索的過程以及在丙寅年「一變而至道」實現了從泛濫異學而向儒學內部回歸的這樣一條線索，所以實際上湛若水突出強調的是陽明早期思想之變乃是一種「異質」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