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的偏見會較少嗎？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周刊》2020年第36期，原文標題《科學家的偏見會較少嗎？》，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脫離了自己研究領域和同行評議的約束，科學家和普通人一樣，觀點來自本能和直覺，來自選擇性觀察和片面經驗，因此也像普通人一樣會產生偏見。但是因為有科學家身份的加持，這些偏見在傳播中會被另眼相待，不明真相的人會以為科學家的觀點一定有證據和邏輯支持，所以其危害性比普通人的偏見要大得多。

文/孫欣

實驗室的婚育問題

2018年2月，我休完7個月的產假，重新回到實驗室。小寶寶在家，由配偶帶。我每天需要泵奶帶回家，在哪裡泵是個小小的難題，洗手間太不方便了。回到實驗室第一天，秘書問我，是否需要哺乳室？我喜出望外，說當然要的。她指給我看一個小門，告訴我需要用的時候就來問她拿鑰匙。從此以後我每天帶著吸奶器，午飯後拿了鑰匙去哺乳室。這個房間很小，有一張摺疊床、一把椅子、一個床頭桌、兩個插座，然而這對需要泵奶的新媽媽已經足夠了。

後來系裡請做了父母的教職員開座談會，是Athena SWAN評選的一部分。Athena SWAN憲章於2005年制定，旨在提高和重視英國的科學、技術、工程、數學和醫學領域女性的參與和貢獻。如今，英國要求所有申請國家醫學研究經費的大學院系必須申報Athena SWAN獎，銅獎以上才有申請經費的資格。這個憲章從2015年開始擴大覆蓋面至人文藝術、社會科學、商業和法律。我所在的院系，Athena SWAN的負責人是一個為人直爽的女教授，粗聲大嗓，在走廊的一頭說話，另一頭的牆壁都嗡嗡地響。她在英國讀博士，在美國做博後，又來到牛津成立了自己的獨立研究組。這個會有十來個人參加，唯二的男性都來自我的實驗室。其中一個剛做爸爸兩年，每天在實驗室和家庭之間奮力尋找平衡；另一個馬上要做爸爸，又興奮又緊張，很想知道生孩子帶孩子到底是怎麼樣的。有的新媽媽說：感覺產假回來以後被架空了，以前自己的工作分配給了別人。有的說：合作者（中老年男性）以為產假是放假，自己生完孩子第三天，還在流血不止，就收到合作者要求她匯總數據的郵件（這個經歷我也有過）。還有人說：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工作，遇上突發的急事，只好請24小時帶孩子的保姆，價錢是200英鎊一天。令人欣慰的是，大部分女性在艱難奮鬥幾年以後，工作和生活都漸漸回到了正軌。所有人一致同意新父母最需要的是近距離方便接送的託兒所，在目前的情況下，沒有大學的全面改革，當然無法辦到。在系裡懷孕做媽媽的女老師都說哺乳室非常必要，有人說懷孕後期特別疲倦的時候就靠有哺乳室可以小睡一下。系裡在哺乳室添置了一臺微波爐，方便使用者消毒奶泵，讓人覺得事情總是在一點點變好。可是就是這樣一間一次只供一個人使用的小屋子，也會有閒言碎語。有人說：這屋子說不定會被用來偷情呢。好在這樣說的人，也輪不到他們做出什麼決定。

如果實驗室得到一筆經費招聘合同制的研究人員，最後人選由實驗室主要負責人決定，但這並不表明實驗室負責人可以按自己心意隨意挑選求職市場上「價廉物美」的研究者。如果一個實驗室要招人，參與這一過程的人都要接受人力資源部門的培訓，告知哪些問題可以問，哪些問題不可以問。無論男女，婚育計劃都屬於不能提問之列。好幾個同事都是加入以後在慢慢相處的過程中才知道他們是單身還是結了婚。

人事部門負責決定薪酬的等級，不能用比較便宜的工資僱用有較高學歷者或資深研究者。人事部門也會引導面試者避免自己潛意識裡的偏見，針對應試者的衣著、談吐、國籍、族裔、性別，及性格的外向或內向。理想的研究者面試應該只關注應試者是否有能力開展工作，而不是別的。人事部門的預培訓看似都是套話，其實很有必要，因為有不少人在科研之外也另有一套關於世界上各類人的看法，通常都是偏見，有些老教授甚至偏見擺在明處，可能因為從來沒有人反駁過他們。我就親耳聽過一位老教授（女性）大談特談如何從女性應試者的著裝判斷她們的性格和成就，好像她談的是DNA轉錄法則一樣確定不移的事。

進入大眾語境的科學家的偏見

在學術界，針對女性和其他少數族裔的偏見一直存在，偶然會進入大眾語境。2005年，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薩默斯在一個私人性質的會議上發表講話時，宣稱科學界和工程界的高級職位缺少女性是因為女性忙著帶孩子，不願意像男性一樣全心撲在事業上；他還說男生和女生在中學階段體現出來的數學和科學成績差異是基因決定的而不是社會環境決定的。當時在場的一半聽眾是女性，反響可想而知。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分校的校長丹尼斯·丹頓說：「哈佛校長公開做出這樣的言論，令人震驚。」此事後不久，勞倫斯·薩默斯辭去哈佛校長一職。公開的性別偏見言論只是他辭職的一個原因，但是，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無獨有偶，著名的DNA發現者詹姆斯·沃森，也曾發表言論說深色皮膚的人性慾更強，可能是因為黑色素的合成與性衝動有關。他也說過黑人與白人的智商測試成績差距是遺傳原因。他的言論一經公開立即引起了科學界到公眾的廣泛而聲勢巨大的抗議，導致他在冷泉港分子生物學實驗室的26年統治結束。管理層解除了他的職位，收回了他的榮譽頭銜，力圖將冷泉港分子生物學實驗室與沃森完全切割開來。現在全世界都知道了DNA雙螺旋的發現過程中還有第三個人的參與，也就是羅莎琳德·福蘭克林。沃森和克裡克在她不知情的狀況下偷看了她做出的數據，才推斷出了雙螺旋結構。遺憾的是，福蘭克林過早因病去世，與諾貝爾獎無緣。分享了DNA 雙螺旋諾貝爾獎的人也是近些年來才承認了她的貢獻。沃森卻一直極力忽視和貶低福蘭克林的貢獻，曾在他自己的《雙螺旋》一書中批評福蘭克林絲毫不注意自己的女性特質，不愛打扮，從來不用口紅。

2018年，美國路易斯維爾芭蕾舞團收到了一封憤怒的電子郵件，指責他們廣告單上的劇照宣揚同性戀，說芭蕾舞團是「撒旦的玩偶」，要求他們停止向每家每戶派送舞團節目的廣告單。這封郵件來自肯塔基大學醫學院的一名教授羅伯託·伯利，他也是美國心臟協會期刊《循環研究》的主編。伯利用個人郵箱發送了這封郵件，但是郵件被貼到網上以後，他的職業身份很快曝光，美國心臟協會立即解除了他的總編職位，他在大學的教職則得以保留。他在自己負責的最後一期《循環研究》中發表了長達10頁的離別致辭，大談雜誌在他做主編的10年裡如何得以繁榮發展，並專門寫了一個「祈禱」部分，其中寫道：「我祈禱分隔科學與宗教的牆終將被推倒，我祈禱人們終將認識到生物學其實是神學。」他還呼籲讀者拒絕進化論，相信超自然力。對此，美國心臟學會的回應是：「期刊編者按僅代表其個人觀點，與學會無關。」

這幾位學術界的重要人物，因為傳播自己的偏見而被業界和更廣大的公眾狙擊了，付出了一點代價。這些倒下的大佬並無悔意，可能唯一遺憾的是錯過了位高權重之人隨便說什麼都最多只被一笑置之的「好時光」，進入了偏見會被公開批評和糾正的「新時代」。但是對他們所持的偏見指向的對象來說，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還是要克服許多由他們這種人造成的困難。如果沒有那些大大小小的偏見，這些困難本可不存在。

並不只有這幾個重要人物滿腦子偏見，只是剛好被發現。認為女性和少數族裔不適合學術圈的大有人在。我認識的一位化學系的女教授，在自己的領域內成績卓著。她曾經笑著提起過有次出席有政界和商界人士參與的晚宴，一個男人在喝酒交談時過來跟她這桌上所有男性教授握手打招呼，唯獨很自然地跳過了她，好像沒看見她也坐在那裡一樣。

在公眾的心目中，科學家是科學的執行者、代理人，科學法則的人形化身。科學提倡「用事實說話」，所以一般人可能會認為科學家持有的偏見較少。這可能也是一種偏見，雖然是偏向科學家的偏見。

公開說出來的偏見不是人們飯沒吃飽心情不好或思想火花走火入魔，它是一株株根深蒂固的野草，地面上看不過是幾片草葉，地下的根系其實交織成網，斬不斷理還亂。科學家成長和工作的環境並非真空，他們也受周圍環境和個人經歷的影響。在有同行評議監督的學術話語圈，科學家的自省可能發揮一定作用，規範在研究論文裡使用謹慎的措辭。脫離了自己研究領域和同行評議的約束，科學家和普通人一樣，觀點來自本能和直覺，來自選擇性觀察和片面經驗，因此也像普通人一樣會產生偏見。但是因為有科學家身份的加持，這些偏見在傳播中會被另眼相待，不明真相的人會以為科學家的觀點一定有證據和邏輯支持，所以其危害性比普通人的偏見要大得多。

何為「正見」？

育齡女性親身經歷過或聽說過的事情，過去很少為男性所了解，即使有點了解，他們也不太在意。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學術界的主體是佔盡優勢地位的人群——西方白人男性。在英國，1974年之前的牛津大學，38個學院中只有5個招收女生，女性只佔本科生總數的16%。自1974年起，牛津傳統的全男學院開始陸續允許女生的加入，學院管理層不得不急匆匆改造大量的洗手間供女生使用。牛津最後一所全男學院聖貝奈堂開始招收女性學生是在2015年。到2016年，牛津的本科生中女性比例達到了45%。2017年，英國有13萬女生被大學錄取，男生只有10萬。可以推測，在不久的將來，女生在所有領域從初級到高級的階段都會跟男性平分秋色，甚至壓倒勝出。

從另一方面來說，男性的參與率和貢獻率將要一路攀高的領域是家庭，越來越多的男性正在積極參與到育兒和家務勞動中去。學術界的男性，配偶常常是同行，丈夫和妻子都得兼顧工作和生活，不可能要求一方為另一方犧牲。學術界日常工作時間靈活，男性只要有心，完全能幫得上忙。男性過去在家萬事不管，孩子上幾年級都不知道。現在女性也要工作和實現自我，照顧家庭不是必選項，男性如果不想放棄家庭的安穩快樂，就必須投入到家庭勞動中來。照顧孩子分擔家務的男性越來越多，偏見就會越來越少。「在家帶孩子很輕鬆」這種話，只有沒帶過孩子的人才說得出。

本系Athena SWAN負責人女教授的丈夫是一名物理學家。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以後，因為他不需要一天到晚在實驗室或辦公室待著，美國產假又短，他自告奮勇承擔白天在家帶孩子的工作。帶了兩周以後，他哀嘆：「還是做研究輕鬆多了。」這種感受可以說是所有學術界媽媽的心聲。更多的學術界爸爸通過艱苦育兒能跟媽媽們共情以後，才可能理性討論年輕人在學術界發展面臨的挑戰，不再把男性和女性的成就和困難對立起來。我們實驗室的一位合作者、布裡斯託大學的發育生物學家保羅·馬丁教授曾經接受《自然》雜誌的採訪，講他20多年來如何跟同是科學家的妻子照顧和教育兩個女兒。他說，有的同事認為男人不需要平衡工作和家庭，這是女人的事。恰恰因為如此，他才需要把一切說出來——困難，同情，挑戰，很少被其他男性談及的感受，以及孩子長大成人的欣慰。他的大女兒只有三四歲時，他會帶她去「倫敦果蠅俱樂部」跟其他研究果蠅的科學家開會，後來他翻到了女兒當時畫在某些論文上的果蠅，百感交集。

有「偏見」，就有「正見」。在學術界的聘用和發表體系中，何為「正見」？在理想情況下，有志從事學術工作的人，從進入學校接受研究訓練開始，他們的天賦才能和成就會一直接受系統的評估。做學生的時候是導師組，之後是評審自己論文和經費申請的人，同事同行。然而只憑才能和成就說話，就真的公平嗎？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薩默斯之所以敢於在一半聽眾是女性的場合說出女性在工程和數學領域佔有的高級研究職位不如男性多，是因為他根本不認為自己持有的是「偏見」，而是「憑成就說話」的「正見」。這個「正見」的基礎非常薄弱，只是他的個人觀察。如果是任何一個學生在階段報告中做出一個這樣的從現象到機理的飛躍，肯定會被導師組共同批評。

具備了一定的基本邏輯和公平理念的人都可以很容易地指出哈佛校長在哪裡犯了錯誤。傳統的社會角色分工和生理懷孕育兒職能決定了女性在照料家庭和育兒上比男性投入更多時間，這是她們進入高級研究職位的一個障礙，並不是她們先天能力差，更不是她們活該就得照顧家庭。如果男性和女性分擔同樣的家務和育兒時間，假以時日，學術界的女性的才能和成就都能達到與男性相當的水平。

因為人類的本能，偏見會永遠存在下去；但是也因為人類的理性思考自我修正能力，客觀全面的見解會與偏見一起產生和傳播。儘管十分緩慢，系統性清除學術界偏見，尤其是針對由於社會經濟原因處於不利地位的女性和少數族裔的工作已經在推行了。學術界中的人受到過系統的批判性思考訓練，不僅應該領先抵抗無所不在的偏見，更應該積極解釋得出正確見解的方法而不是純粹灌輸。這個過程與其說是為了惠及更廣大的人群，不如說是學術界中人對自身局限性的時刻警醒和自我再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