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爆發至今，在不知不覺中已經從一種傳染病演變成為一種社會現象。它讓人想到了那些歷史上著名的大瘟疫，如十四世紀中期肆虐歐洲的黑死病等。那些可怕的瘟疫不僅讓成千上萬的人死於非命，也常常因此改變了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和歷史發展進程，讓人唏噓不已。而這次新冠疫情的發展，不僅讓人得以審視當下中國與世界的交往和互動，新冠的擴散路線似乎也給平時隱而不顯的資本的流動繪製出了一幅可以直觀的路線圖，因此也給了人們重新審視由疫情引發的大到國際政治小到市政管理的反應措施並對此進行評價。
不過，在當下新冠持續擴散的過程中，新冠和「速度」的關係卻更加值得人們思考，這其中既有病毒自身傳播的速度，也有科學家分解病毒研製疫苗的速度和醫生護士治癒病人的速度，還有所有這一切都化作有關病毒的信息傳播的速度，每時每刻都以嘆為觀止的速度在打開各種網絡媒體和朋友圈時幾乎瞬間便呈現在視網膜上，讓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讓人感覺到，似乎所有這些不同的「速度」，最終都變成了與新冠病毒傳播速度的競爭。而且，自從新冠的疫情開始擴散並被政府確認並公之於眾後，所有這一切都突然開始「加速」了。
2020年3月15日，走過巴黎凱旋門的人們。 新華社 圖
當代法國哲學家維希留（Paul Virilio，1932-2018）曾開拓了引人矚目的「速度」（vitesse）的研究，建構了以速度為核心的「競速學」（dromologie）的理論體系。他認為速度是社會發展的最根本的驅動力，人類從使用牛馬到發明火車汽車再到發明飛機火箭等交通工具就是一個最直接的表徵，由此產生了時空的壓縮、轉換及時空感知體系的變化。而更重要的是，這一「速度」的進步從交通運輸到信息的傳播乃至科技發展的方方面面，逐漸呈現出一種趨向越來越快的「加速」（accélération）狀態，所以維希留將自己的速度理論叫作「競速學」而不是「速度學」。但更關鍵的是這一系列速度的變化所引發的社會的政治經濟及文化乃至人的內在的心理狀態的變化，或者像近期努力將速度引入社會學研究領域的德國社會學家羅薩（Hartmut Rosa）一樣，將這些加速現象概括為「社會加速」（social acceleration）。當然，不管是維希留還是後起的羅薩等人，他們都認為社會的「速度」或者「加速」與「權力」（pusisance）密切相關，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對速度的掌控就是對權力的生產和運用。比如羅薩就把國家和軍隊比作社會加速的「核心加速器」，這也就是為何武漢的新冠疫情公布後，所有的防疫措施突然「加速」的原因之一，特別是軍隊的醫療力量馳援武漢，也可看成是「社會加速」的一個標誌性事件。
因此，如果從速度的角度來審視新冠，或可給人一種新的反思，並且，也可以多少豐富我們對這次疫情的思考，進一步完善對這場疫情的認知。
顯然，新冠傳播的速度固然與病毒自身的感染性的劇烈程度有關，但更與社會流動的速度密不可分，尤其是人們所使用的交通工具的速度的快慢成正比。十四世紀那場改變歷史進程的黑死病在歐洲傳播的速度與馬車和主要依靠人力及風力行駛的輪船是基本一致的，這樣的速度與今天高鐵和噴氣飛機速度下的新冠的傳播速度是無法比擬的，也就是說，新冠的傳播速度更快，在全球擴散的速度也更快了。但是有一點沒有改變，那就是除了季節與氣候關係外，一般瘟疫爆發和傳播的中心常常是人物交流頻繁的貿易中心和交通中心，因為這樣的中心具有其他地方所沒有的速度優勢，所以才可以讓病毒快速傳播，短時內形成規模性的傳染，導致大量的人染病，最終演變成為瘟疫。從中文來說，「疫」字，《說文解字》釋義為「民皆疾也」，即指數量眾多的人染病。「瘟」有熱的意思，指的是讓人發燒的熱病，原來也寫成「溫疫」，瘟疫連用，泛指傳染病。而英文的傳染病多用epidemic這個單詞，來自希臘和拉丁語，最初的意思指的也是同時在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快速廣泛傳播的疾病。這次新冠的爆發地武漢不僅是「九省通衢」，同時也是中國對外交往和貿易的一個中心，有著極為便捷的交通條件，病毒因此可以快速傳播開去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而這次新冠的流行，也讓大家增長了不少有關瘟疫的知識，比如「檢疫隔離」這個用於治療傳染病的醫學術語很快變得廣為人知。它對應的英文單詞quarantine既與傳染病有關，更與威尼斯這個東西方的貿易中心和水路碼頭有關，因為14世紀四五十年代黑死病就是從威尼斯開始向歐洲其他地方蔓延的。為了阻斷外來船隻帶來的瘟疫，威尼斯政府要求到岸的船隻在海上停留四十天，而隔離的單詞quarantine就是來自義大利語的數字四十「quaranta」。知道了這段威尼斯的「黑歷史」後，就知道南來北往的商船給威尼斯帶來的不僅有滾滾黃金，也有各種致命的瘟疫。現在再看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就會明白為何莎士比亞會選擇威尼斯作為人物活動的舞臺了。威尼斯直到今天也依然是重要的商業和旅遊中心，也許，作為中國人置身於威尼斯的街頭時，這種感覺會更加強烈，因為滿大街賣的紀念品幾乎都是來自於中國真正的享譽世界的國際大都市義烏。義烏在世界的影響可能一點也不亞於上海，甚至在某些方面比上海更有影響。
在那些形形色色的旅遊紀念品中，尤其是那些造型精美的五顏六色的漂亮的面具，更讓人莫名其妙產生一種神秘的感覺，其中有一款尖尖的鳥嘴面具更是奪人眼目，讓人隱隱覺得恐懼和困惑，而這個人們在威尼斯狂歡節佩戴的標誌性的鳥嘴面具也恰與當年爆發的那場黑死病有關。據說由法國醫生發明的這種鳥形面具是當時醫生們為了防止在診療病人時被傳染使用的，在尖尖的鳥嘴裡放有草藥，這也許就是最早的N95口罩，後來逐漸演變成了時髦的面具，成為威尼斯的旅遊紀念品。這個很像口罩的功能在中國和日韓地區發生的變化，最早是人們是為了在冬天禦寒和春秋防塵才戴的口罩，可隨著時間的推移，口罩最初的實用功能蛻化，變成了明星和時尚人士的美顏用品了。而這次新冠疫情重又把口罩最初的醫學功能挖掘了出來。
這次新冠在歐洲國家的擴散，在義大利造成的傳染病例是最多也最快的，或者說是因為最快所以也是最多的。有很多人將其歸因於義大利人的「心大」或者宗教信仰中視死如歸的精神，認為是他們對新冠的防護不以為然導致了疫情的迅速擴散。其實這還是與義大利對外交往頻繁，交通便利形成的傳統的「速度」優勢有著不可忽視的關係。
2020年3月14日，羅馬一所公園因新冠病毒疫情關閉。 新華社 圖
但是，與新冠在全球的傳播速度逐漸「加速」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很多政府對新冠的反應和各種響應措施的「速度」卻都明顯滯後，與新冠的快速流行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不僅最早爆發疫情的武漢如此，美國、義大利、法國、英國等都是如此。因為對總統川普沒有快速響應新冠疫情感到不滿，《紐約客》（2020年3月9日）的封面特地發表了一副川普戴著口罩的漫畫，但是可笑的是他的口罩卻不是戴在自己的口鼻之上，而是戴在了眼睛上，這其實就是對他對飛速發展的疫情的視而不見表示批評。各國政府的應對背後原因各異，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相對於新冠的傳播速度，大多數的政府的舉措確比大家想像的總是要「慢半拍」，而這種慢，又使得疫情的擴散被「加速」。那麼，到底該如何解釋這種現象？
波蘭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在《流動的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2000）中曾提出一個概念，他認為現代性像液體一樣，本質上首先就是其所具有的不可遏制的「流動性」（liquid），或者強大的「液化」能力；其次，就是現代性所具有的驚人的速度，以及加速趨勢。因此，直至今日，「現代性仍在作出連續的，永不停息的快速再加速的努力。」（《流動的現代性》，歐陽景根譯，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第14頁）這種液體一般的「流動性」，這種對於速度的追求，不僅使得現代社會的一切都流動起來，也使得這種流動逐漸加速運行起來。而新冠的流行就像是鮑曼的這種對現代性的描述的「具身化」，它不僅始終在流動，並且始終在加速，變得越來越快。因為速度本質上是對空間的徵服，所以，要控制這種新冠加速流動的「速度」，就不得不對空間進行「凍結」，以阻止其進一步擴散，而所謂的「隔離」和「封城」就是通過對空間的凍結以遲滯疫情傳播的速度，只不過前者是以個體為單位，後者是以集體為單位，本質都是對空間的凍結，在此基礎上予以區隔和監視。但鮑曼認為這種管理方式是一種古典的管理方式，很難阻止現代性的流動性，他借用福柯得自邊沁的「全景監獄」的觀點，指出這種對於空間的管理方式是一種「全景權力」的管理，但這種把人和物固定在空間的做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可持久性：
這是一個代價高昂的策略：空間的徵服和控制，以及使它的居民固定在實施了監控的地方，這會產生許多代價沉重，繁雜累贅的行政任務。......最後，行政無可奈何地意味著，要承擔保持那個地方全部安康的責任，即使僅僅是在容易理解的自我利益和對自己的責任的名義下，它還意味著他們對那個地方負有義務。（《流動的現代性》，第15頁）
也就是說，「全景權力」式的管理在對於空間的凍結，實施絕對「徵服和控制」的同時，也帶來了其不可承受的沉重的「行政」負擔。從這個角度看，武漢這樣的千萬級別的特大城市封城後所出現的巨大的「行政任務」以及居民的「安康」保障其實是很不容易承受的，實際上如果沒有全國力量的調配和支援只有武漢市或者湖北省的力量來承擔是根本不可能承擔的。甚至，即使有全國的力量支撐，也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或者至少是異常艱巨的任務。
正因為這樣，鮑曼認為，這種傳統的「全景權力關係模式」在流動性面前最終不得不退卻，權力關係的雙方的抗爭時代也已經「終結」：「現在權力的首要技巧，是逃避，是溜走，是取消，是避開，是有效的拒絕任何地域的限制，是拒絕建立秩序，維持秩序所必然帶來的不堪重負的結果，是拒絕像去承擔它們必須承擔的代價一樣，去對所有後果承擔它們必須承擔的責任。」（《流動的現代性》，第17頁）
或許，這也是一些地方在新冠爆發宣布「封城」後還有意無意作出了時間上的彈性處理的原因，這很可能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否則一直以一種正常速度流動的人流和車流就會因為受到阻擋而突然加速，並將導致「凍結」空間的計劃的崩潰。
當然，這或許也是新加坡，日本，美國以及義大利，德國，法國及英國等國家不願意採用「封城」或遲遲不願意採取「凍結」空間的措施的真正的原因。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其實並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或者說，我們其實並不知道我們做一件事情背後真正的原因是什麼。而對這樣的處在現代加速社會意想不到「減速」現象，羅薩也曾予以批評，他和鮑曼的看法很類似，那就是現在國家和軍隊的模式屬於「經典的現代」的加速模式，在當下這個「晚期現代」已經有點力不從心：
國家和軍隊是歷史上非常強有力的，基本的加速要素，它們對現代的增長動力的產生和相應的時間實踐的發展發揮著決定性的「接生術式的」作用。.......這些機制在晚期現代又遭到了由它們自身所釋放的加速要素的侵蝕，這是因為它們的作用方式就是通過它們的穩定性，將加速器變成了制動器，或者速度阻礙因素。（《加速：現代社會中時間結構的改變》，董璐譯，北大出版社，2015年，第231頁）
在此前提下，羅薩著重指出，昔日作為加速動力的馬克斯·韋伯曾讚許的具有很高行政效率也即「速度」的現代國家的科層管理體制如今不僅失去了過去的速度和效率，反而變成了沒有效率和「不靈活」的機構。這使得國家不得不對其進行新的改革，才能再次發揮其加速處理行政任務的作用。從這點來看，其實在正常狀態下，現在的行政管理機構的效率已經不能跟上因為網際網路、高鐵以及噴氣式飛機的時代的挑戰，在新冠爆發後，社會瞬間加速之後，原有的管理體制及技術更加做捉襟見肘，產生了「滯速」，由此也引發了更多的不滿和詬病。因此，這次新冠也給了國家及政府調整和升級自身的行政效率及「速度」的機會，適當「加速」，這樣才能跟上時代與社會發展的「速度」。
當然，新冠還以另一種方式讓人產生一種加速之後的眩暈感，一種強烈的衝擊，那就是因為信息傳播的加速引發的對人的情感的衝擊。羅薩也指出網際網路是今天也即「晚期現代根本的加速器」（《加速》，第236頁），而行動網路時代的到來，智慧型手機的出現，社交軟體如微信的廣泛應用，給網際網路的「加速」運行提供了可能，這也使得新冠對人的影響從精神層面給人造成更大的衝擊力，讓人有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產生「浸入式」體驗，同時使得新冠因傳播速度加快而產生的「信息新冠」的「疫情」更深也更重，從這點上來說，新冠的影響很有可能超越之前的任何一次疫情。上海青年學者鄭興博士借鑑麥克盧漢的「媒介即訊息」的觀點，以維希留的速度概念為理論支持，在國內率先提出了「媒介即速度」的觀點（見《讀書》2020年第3期），把新聞傳播的速度提到至關重要的地步，對因速度造成的新聞的衝擊力和影響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探討，很值得人深思。維希留說過，「資訊的立即性本身正可能立即創造出危機」（《消失的美學》，楊凱麟譯，臺北揚智出版社，2007年，第99頁），新聞或資訊的加速到來一方面故然給人帶來真相，一方面也會給人帶來猝不及防的應激的創傷。這次新冠，大家幾乎每天都置身於在加速的疫情新聞之中，即刻之間便可悲欣交集，就與新聞的加速有關。
2020年3月10日於五角場。2020年3月14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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