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變遷過程的真正秘密，既有來自領導層或政治精英的智慧和設計，更有源自普羅大眾或草根的行動和實踐。」
南嶺，1955年1月生，湖北浠水縣人。經濟學博士、研究員。現任深圳市決策諮詢委員會委員、深圳市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華中師範大學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
南嶺是深圳改革開放進程的見證者和參與者。曾任深圳市委副秘書長、深圳市政府副秘書長、深圳市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深圳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市政府研究室）主任等職。在深圳市政府工作期間，南嶺參與過深圳市多項重大規劃、政策和體制改革的研究、推進。卸任政府職務後，南嶺仍心系深圳改革發展，筆耕不輟，積極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深化改革、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深圳未來轉型方向等議題，為深圳探索先行示範區建設等建言獻策。
當過深圳市體改辦主任，擔任過深圳市委、市政府副秘書長，從高校講臺走出來的南嶺，身上始終帶著讜論侃侃的赤誠之心和思深憂遠的學者之氣。
與改革開放偕行四十餘載，如今，卸下公職的南嶺又重回研究的角度，出任深圳市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總結深圳經驗、審視深圳現狀、建言深圳未來，初心未泯。
透過南嶺平時辦公的窗戶向外望，深圳河緩緩流過，對岸就是香港的一方風土。
「我很喜歡在這裡看窗外的景致。」南嶺對上海證券報記者說，自己平時喜歡拿起手機拍拍窗景，時見河岸春生綠，時聞蘆葦晚風起，深圳河兩岸的變化，仿佛都寓於這一方「畫框」之中。
「不過，當年的深圳河可沒有眼前的平靜。」南嶺笑著說，現在看深圳的發展成就，可謂舉世矚目。
四十春秋，時移勢遷，滄海桑田。「閉塞漁村」變「現代化大都市」的「深圳奇蹟」如何寫就？透過南嶺深情凝望的眼神，我們看到根植深圳基因裡的市場經濟體制已生發播撒，立足開放新格局的「雙區疊加」驅動發展正在加速推動，順應創新發展潮湧的數位化經濟大浪滾滾而來。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上下齊心的改革突破口
「制度變遷過程的真正秘密，既有來自領導層或政治精英的智慧和設計，更有源自普羅大眾或草根的行動和實踐。」南嶺開門見山地說。
深圳經濟特區持續快速增長40年，由農業經濟區一躍進入中國城市經濟第一方陣，其基本共識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其提供了強大動力。而這一特色體制的形成經歷了怎樣的過程、對當下的改革又有怎樣的價值呢？
南嶺認為，站在今天進行回顧和總結，意義深遠。
1978年，一場轟轟烈烈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席捲全國，最終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也深刻改變了深圳的歷史命運。
此前被視作階級鬥爭產物的「逃港事件」，得到了重新審視。深港兩地經濟水平落差是主要矛盾，這促使廣東加快對外開放步伐。民間經貿交往由此萌動，大量海外僑胞、港澳同胞急切回到故土，建設家鄉。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於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報告，同意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試辦「出口特區」。
一年後，「出口特區」正式改稱「經濟特區」，隨著認識的進一步深化，一次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制度創新躍出地平線。
「今天看來，這一重大制度創新，遠超一般性的優惠政策，為經濟特區改革發展奠定了基礎。」南嶺評價道。
此後，更多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接軌的法規文件相繼落地。1981年，《深圳經濟特區土地管理暫行規定》出臺，標誌著土地流轉開始從計劃劃撥向市場決定過渡。1983年，《深圳市勞動合同制暫行規定》將採用合同制的範圍從蛇口進一步擴大到整個特區。改革開放之初，深圳大規模拉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但國家財政撥款僅佔3%，倒逼深圳在資金籌措上走市場化的路子。在土地、勞動力、資本市場萌發的同時，深圳的商品市場也破繭而出……
南嶺舉了一個「高價飯」的例子：80年代初，糧食憑票供應，實行定人定額管理，如何解決部分無糧票配額人員的吃飯問題？當時，深圳一家餐館就推出了「高價飯」：有糧票的5分一碗，沒有的5角一碗。餐館再出去買高價糧，這樣一來，高價糧需求大了，供應也就上來了，競爭就充分了，飯價又重新走低，直至市場回歸均衡。
南嶺感慨道：「一個無法用計劃手段解決的問題，市場給出了正確回答。」
「如同饑荒中的農民發明了承包製，鄉鎮企業引進了農村工業化，個體戶打開了城市私營經濟之門，經濟特區也是回應群眾的呼聲和對外開放的要求而設立的。」在南嶺看來，這種自發的、分散的創新是社會進步不可忽視的生長點，經濟特區的出現，屬於執政者行動與民眾行動的高度匯合。
粵港澳大灣區：
攜手並進的發展新機遇
「地理上的灣區是自古形成的，而城市與區域經濟意義的灣區則是近40年才崛起的。」在南嶺眼中，開放是粵港澳大灣區形成的基本經驗，全面開放和更高水平的開放又為大灣區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和格局。
從歷史數據來看，上世紀70年代末，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總量還很小：香港GDP剛越過千億港元關口，廣東全省經濟總量則不足300億元人民幣，深圳經濟總量甚至不足2億元，而且各經濟體聯繫也較弱。
開放帶來的成效，表現為大灣區內「經濟數據」的跨越式發展：最新數據顯示，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總量超過11.6萬億元，成為中國乃至全球經濟最活躍的區域之一。大灣區內，香港、深圳、廣州三個城市的經濟總量均超過2萬億元人民幣。
對這一令人驚嘆的崛起速度，南嶺總結出了十點開放性經驗：一是堅持「一國」，善用「兩制」；二是制定稅收、用地、用工等優惠政策，吸引外商、促進外貿；三是制定涉外經濟法律，保護外商的合法權益；四是制定和修改出入境規定，提高服務便利化；五是降低關稅，推進貿易投資的自由化，便利化；六是豐富惠及大灣區的政策，如自由行、CEPA等；七是完善重大基礎設施，如港珠澳大橋、深圳灣大橋、廣深港高鐵等；八是建立粵港澳、深港澳政府聯繫機制，解決大灣區發展中的問題；九是通過粵港澳市場經濟體制，為內地探索改革提供借鑑；十是開放倒逼改革，促進內地在開放中逐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機制。
「總之，大灣區9+2格局是在開放的環境下形成的，大灣區經濟體的特色和優勢是在40年的開放環境下競爭合作的產物。」南嶺說，開放是大灣區彌足珍貴的經驗，也是新發展的保證。
近年來，隨著新的開放舉措不斷推出，粵港澳大灣區也逐步形成全面開放的新格局。以服務貿易為例，南嶺介紹道，香港在金融服務、貿易服務、物流服務、教育醫療等方面優勢突出，廣州、深圳則在信息服務上有一定優勢，大灣區內各經濟體間服務業市場空間大，結構互補。
「服務業的開放不只是合作領域寬了，合作機遇多了，從某種意義上看，高端服務業將構成高端製造業的支撐。服務業的開放關乎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的未來，合作十分迫切，前景十分廣闊。」南嶺表示。
數位化轉型：
再立潮頭的時代新動能
在改革開放的洪流中，在創新發展的浪湧中，深圳每每勇立潮頭。這是時代賦予的良機，是人民奮鬥的成果，也是「雙區驅動」下的發展使命。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深圳將怎樣繼續做時代的「弄潮兒」？
「數位化轉型。」南嶺給出的答案很簡單，指向的道路卻很開闊。「所謂『數位化』，簡要來說，即指數位技術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廣泛地應用並產生深刻的影響。在此過程中，既有的生產方式被生產力更高的方式所取代，全新的生活方式被創造出來。」
當下，數位化正將世界帶入一個新的時代：在工業網際網路領域，生產過程、企業管理過程、物流和銷售過程全面數位化，實現了柔性製造和個性化定製；服務經濟領域，數位化在金融、商貿、物流、教育、醫療等方面深度介入；社會聯繫和交往領域，數位化逐步取代傳統方式漸成主流；政府治理開始步入數位化，包括政務服務的網上辦理等；產業組織和社會也因數位化而重構，生產組織向網絡化、平臺化、扁平化發展。
「數位化支持下的原子型（個體化）社會正成為一種新形態。」南嶺認為，分散的而非聚集的、線上的而非面對面的解決方案，未來將成為一種自覺選擇。
數位化的各種應用背後，離不開晶片、物聯網、人工智慧、雲計算等技術的研發支撐。「毫不誇張地說，誰在數位技術的研發、應用、產業化、市場化上取得領先並實現良性循環，誰就擁有了未來。」南嶺表示。
20世紀80年代初，深圳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以發展外向型經濟為主，引進了電子信息產業，迅速實現了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生產方式；上世紀末，深圳將城市經濟聚焦於高新技術產業、金融業、物流業以及文化產業；本世紀前十年，深圳又把自主創新作為城市發展的主導戰略，建設人才聚集高地、發展風險投資和創新型金融，破除制約創新發展的制度性障礙；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波及全球，深圳卻化危為機，及時淘汰落後產能，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謀劃並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以新體制機制引進和培育研發機構、創新創業團隊……
南嶺直言，這就是深圳特區40年來「奇蹟」不斷的根源——不破不立、勇往直前。他說：「呼嘯而來的數位化轉型是世界性的，也是時代性的，不亞於任何一場大潮。來時的路告訴深圳，在這裡，必須有一場新的蛻變！」
如果說數位化大潮湧起為深圳提供了「趕潮」的機緣，那麼獨特的產業、技術、社會環境則是深圳搏風擊浪的「風帆」。
在南嶺看來，深圳正迎來一個數位化轉型的「窗口期」：一方面，中國5G的全面啟動為數位化轉型提供了基礎條件；另一方面，深圳具備數位化轉型的競爭優勢。此外，深圳還具有一定的體制機制先行先試權，大膽的制度創新有利於形成對技術創新的正向激勵。
「當然，不止如此。深圳的發展，從來就超出了自身的意義。」南嶺表示：「深圳特區自建立以來，就承擔著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試驗場』、『排頭兵』的歷史使命。國家寄望深圳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當好示範。因此，面對著數位化轉型這個最激烈的賽道，國家更期待新的『深圳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