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學術造假已經不再是什麼新鮮話題，歷史上的學術騙子也是數不勝數。其中騙子之王更是達到前無古人的地步，發表論文數
212篇，因涉嫌造假而遭到撤稿的就達到了
183篇之多。然而打假的過程並不是一帆風順，也因此誕生了有名的「學術警察」。
學術界可能是這世界上僅以「自我審查」作為主要行為監督方法的群體之一。
2000年4月，學術期刊《麻醉與鎮痛》（Anesthesia & Analgesia）發表了一篇由Peter Kranke和兩個同事寄給雜誌編輯的、語氣挖苦的投訴信。這三位麻醉學家攻擊的對象，是同為麻醉學家的日本學者
藤井善隆（Yoshitaka Fujii）。藤井之前在這個期刊上發表了一篇利用一種藥物來防止術後噁心、嘔吐的論文。「捉假三人組」在信中稱，藤井的研究數據「完美到難以置信。」在科學界，稱實驗結果「完美得不可思議」並不是一種讚譽——這相當於質疑作者學術不端甚至造假。但《麻醉與鎮痛》雜誌並沒有特別注意這一警告，而是打了個圓場：在發表致編輯部信函的同時，還發表了來自藤井的解釋，藤井反問道：「到底要提供多少證據，才能證實我的證據可信？」換言之，「不相信我？隨你。」在此之後，藤井又先後在該雜誌上發表了11篇論文。致編輯部信函的共同作者之一克裡斯蒂安·阿普費爾（Christian Apfel）曾赴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提醒他們注意藤井的問題，但並沒有收到回復。
或許感到他的好運要受到挑戰了，在2005年前後，藤井便差不多終止了在麻醉學領域的文章發表，繼而轉戰眼科和耳鼻喉科學。
截至2011年，藤井已發表文章200多篇，在他的研究領域可算非常高產了。2011年12月，他在《麻醉學期刊》（Journal of Anesthesia）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這成了他所發表的最後一篇文章。
隨後的兩年裡，他在大部分研究中造假的事實露餡了。
如今他雄踞個人撤稿篇數榜首，遭撤稿的文章有驚人的183篇之多，一個人就佔了從1980年到2011年撤稿總篇數的7%。這個爬得高又摔得痛的故事還開啟了學術出版的新紀元：誕生了用於搜尋學術造假的統計學工具，以及樂意用它們尋找造假的「學術警察」。2009年，史蒂夫·伊恩提斯（Steve Yentis）成為《麻醉》（Anaesthesia）雜誌的主編。他承認當時「並沒有意識到問題已經很嚴重」。
2010年，故事迎來了關鍵的轉折。和10年前的《麻醉與鎮痛》一樣，《麻醉》雜誌發表了一篇由多位作者署名，質疑藤井研究結果的評論，並且呼籲加強論文監管，過濾虛假結果。
這篇評論是由伊恩提斯授權發表的，後來他在「謊言、致命謊言和統計」一文中寫到，這篇評論一經發出便收到了洪水般的來信，其中一位讀者說「為研究者歪曲證據基礎的事感到惋惜」，還督促麻醉學期刊的編輯要有所行動。這封信的作者是英國麻醉學家
約翰·卡萊爾（John Carlisle）。
無獨有偶，此時的麻醉學領域正處於兩次大型學術不端衝擊的恢復階段。第一次衝擊來自塔夫茨大學的疼痛學專家
斯科特·魯本（Scott Reuben），他在臨床實驗中數據作假，最終被判入獄。緊接著在第二年，德國的高產研究者
約阿希姆·博爾特（Joachim Boldt）被揭發篡改論文，違反學術道德，近90篇論文遭撤稿。
《麻醉》發表過6篇博爾特的文章，這讓伊恩提斯有些難堪，因此當他讀到卡萊爾的來信時，他看到了機遇。他回信直言卡萊爾要有所行動並拿出證據，「我督促相關來信人對藤井的研究進行分析」。卡萊爾坦白他那時並未掌握統計學的專業技術，在麻醉學同行中也不算很出名。但是他的結論卻簡單而又令人無法忽略——藤井的數據根本不可能從真實實驗中獲得。
卡萊爾將藤井從1991~2011年間168篇符合臨床實驗「金標準」的論文，與其他調查者文章中的數據進行對比。他對比的變量包括患者試驗前的身高、血壓，以及藥物副作用出現的比例等。
通過這種手段，卡萊爾在2012年發表於《麻醉》雜誌的文章中得出結論：
在藤井的一些文章中，通過其試驗得到最終研究結論的概率是10-33——一個低得可怕的數字。卡萊爾解釋道：「這些數據偏離隨機樣本的程度足以說明它們根本不可能成為證據。」換言之：如果一件事好得難以置信，數學便會告訴你，它確實是不可信的。
諷學術造假持續數十年的插畫。圖片來源：Acme Science. Aurich Lawson
卡萊爾的結論與2000年揭發藤井的觀點很像，不同的是這次受到了人們關注。在他的研究結果發表後不久，日本一項調查研究顯示，
藤井所發表的212篇論文中僅有3篇的數據明顯可靠，有38篇無法定論是否造假，另外171篇則被認定完全偽造。調查最後總結道：「這相當於一個人坐在書桌前，寫了一本關於科研點子的小說。」
卡萊爾的統計分析方法不僅適用於麻醉，還還適用於人體科學研究。他說：「這個方法可以應用於任何隨機分組的研究，無論是植物、動物還是礦物研究」這對於其他學術刊物來說也「相當容易」施行。
史丹福大學麻醉學家，時任《麻醉與鎮痛》主編的史蒂文·謝弗（Steven Shafer）說：「約翰·卡萊爾的基本方法已經作為一種檢測研究造假的工具開始得到推廣，儘管它還在不斷完善中。」 謝弗、伊恩提斯以及許多人都在為此努力。謝弗表示，他們的一個目標是使這個過程自動化。
謝弗表示，在2012年，他曾經親自使用卡萊爾的方法鑑別出一篇投給《麻醉與鎮痛》的論文存在造假。謝弗退稿後，又得知它被投遞給了其他期刊。他說：「同一篇論文，不同的數據！我在拒稿信中暗示了這是造假論文，論文作者看到之後又編造了新的數據。」他與編輯通知了該論文作者所在機構的負責人，對方回覆：「這些人以後不會再進行研究了。」卡萊爾的方法需要與期刊編輯合作，但許多人並不願意參與。有人認為有理由拒絕修訂論文，論文作者們則認為他們是「圍剿」的受害者。通常在允許匿名評論論文的網站上，如PubPeer.com，一篇論文出現大量批評後媒體會跟進報導，這時才會有人採取行動。
例如，因發明了致癌物檢測手段（埃姆斯測試）而聞名的布魯斯•埃姆斯（Bruce Ames），在2009年與同事共同開展了一項與卡萊爾類似的分析研究。研究對象是三篇印度科學家Palaninathan Varalakshmi團隊的論文。與卡萊爾不同，在這次調查中，三位研究者對他們進行了反擊——他們稱埃姆斯的方法「不公平」，說它是對因果關係和相關性的混用。這一次，負責Varalakshmi論文的編輯站在了Varalakshmi這一邊。在這三位科學家發表過論文的期刊中，
至今仍沒有一家對他們的問題論文採取行動。
遺憾的是，這才是學術造假調查的典型結果。對造假者追責困難的部分原因在於學術出版本身。伊恩提斯說，學術出版「一直依賴於人，而不是體系；同行評審過程有其自身的優劣性，而造假鑑別不是它的強項」。
出版都建立在信任之上，即使可以獲取原始數據，同行評審員通常也會匆匆略過。例如《自然》（Nature）雜誌要求作者「進行適當的統計檢驗，尤其需要說明數據是否符合統計檢驗的假設」。PLOS雜誌的執行編輯韋羅妮克•基爾默（Veronique Kiermer）認為，編輯「會將作者自證的過程作為評審的一部分，但不會系統地檢查論文涉及的全部深層數據的統計學分布。」同行評審同樣也不要求檢查全部數據統計。
2014年，《自然》出現了一起令人心痛的幹細胞論文撤稿事件（
小保方晴子STAP細胞論文造假事件），小保方晴子的導師笹井芳樹隨後自殺。但雜誌依舊認為：「我們和評審者不能發現論文背後的致命問題。」《自然》在另一篇評論中提到，抓得太嚴會造成真的問題，期刊「僅僅宣布撤稿可能就會受到起訴的威脅，更別說在撤稿聲明中提到學術不端了。」
《自然》或許樂于于將繁重的監管工作留給學術機構，但伊恩提斯已吸取教訓。儘管2010年由他授權發表的評論引起了讀者對藤井善隆論文造假問題的關注，但他卻無視了評論信息。直到看到一堆信件，包括卡萊爾的信，他才行動起來。因此，直到2012年才刊出了那篇決定性的分析報告。伊恩提斯說：「如果現在評論中出現這樣的指控，我不會再放任不管。」本文來源：環球科學ScientificAmerican、學術圈、科研小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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