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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謝明宏
來源：娛樂硬糖（ID：yuleyingtang）
「連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在1996年的春晚小品《打工奇遇》裡，不滿經理鞏漢林投機取巧，「打工人」趙麗蓉憤怒辭職。老太太扛上自己的麻袋，唱起「走四方，路迢迢，水長長」，留下了瀟灑的打工人背影。
對於如今的青年「打工人」，趙麗蓉的這份曠達，正成為他們的新精神。「早安，打工人」、「打工人，打工魂，打工都是人上人」、「我們要悄悄打工，然後驚豔所有人」、「打工讓你少活十年，不打工你一天也活不下去」、「打工不僅能致富，還能交友娶媳婦」、「不拼爹不拼媽，我們打工人只拼命」。
從朋友圈到社交網站、短視頻，「打工人」成為光速走紅的網絡梗。全國總工會的微信公眾號，積極回應給出定義：「打工人被賦予了鋼鐵般的意志，炙熱的情懷，還有詩和遠方的期待。」
豆瓣新成立的「打工人聚集地」小組，也在精華帖裡澄清：「在本質上，打工人和社畜是不同的。打工雖是事實，但它幾乎消除了階級差異。」也就是說，無論工作的門類和收入高低，打工人具有更廣的普適性和更積極的精神面貌。
圖片來源 @ohBoyDaily
天下苦「喪」久矣！可打工人真的等同於「好好工作，天天向上」嗎？「打工」與「工作」的區別在於，工作是正式而穩定的契約勞動，而打工則具有相對的流動性。
如今自稱打工者的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務工群體，更不乏白領等現代企業體制下掙扎的人。儘管擺脫了喪氣，「打工人」仍然是一種帶有自嘲意味的圈層代稱。
日暮途窮，所以倒行逆施。看似表達打卡奮鬥的積極，實則對碌碌無為逗趣調侃。和此前「985廢物引進計劃」組員以five（廢物諧音）自稱一樣，我們看到的是以一種看似抵抗的方式，達成了對既定現實的高度接納和自洽。
加油，打工人
《馬男波傑克》有段臺詞：「我覺得很難以理解，人們每天醒來，然後說新的一天加油。他們怎麼加油，我不知道。」熱衷於給自己加油打氣的「打工人」，似乎不能和馬男產生共鳴。
如果把「打工人」的段子作為文本分析，會發現它們從屬於一套「佛喪混雜」的語義系統，更像是披著海綿寶寶皮的馬男波傑克。第一層往往是樂觀樣貌，第二層才是辛酸悲情，第三層則是五味雜陳的「悲喜交加」。
「打工人起的早，打工人身體好。一混就一天，還給咱上社保。每月開個仨瓜倆棗，就能解決溫飽。只要公司不裁員，就把它靠黃靠倒。」
沒人喜歡早起，身體好只是被迫早起的心理慰藉。溫飽與社保，都只是安撫打工人心緒的「磨盤胡蘿蔔」。至於靠黃靠倒，非但沒有消弭階級差異，反而以「楊白勞與黃世仁」的心態在慫慫地詛咒。
「李佳琦熬夜賺錢，白天可以補覺。你熬夜花錢，白天還得打工。加油吧，定金人！一起衝向美好的未來。」定金人如果不加油，尾款人就只有望貨興嘆。不妨告訴大家一個秘密，定金人和尾款人都是一個人！以「打工人」為主幹，衍生出的XX人大概都有「杯水車薪」的吐槽意味。
「過安檢的時候機器一直響，安檢小姐姐叫我把東西全拿出來，可過了還是一直響。小姐姐問我是幹嘛的我說我打工的，小姐姐說好傢夥，怪不得檢測出了鋼鐵般的意志。」這則廣為流傳的打工人笑話，將鋼鐵意志進行了具象化調侃。但在鋼鐵意志的背後呢？恐怕是沒有鋼鐵意志就熬不下來的打工生涯。
勞動勞動白勞動，付完定金愁尾款。一頓操作猛如虎，工資到帳兩千五。當「打工人」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完全可以看成社會時代的階段性產物。不管工作苦不苦的，都在叫苦。恰如榮格在《原型與集體無意識》中的斷言：「我於其間體驗自身之中的他者的同時，非我之他者也體驗我。」
正話反說，喪語要用積極的口吻吶喊。如果說社畜式的喪文化，撕裂了雞湯學的流暢敘事。那麼「打工人是人上人」的宣言，則再度屈從了主導價值的評判標準。顛三倒四的破壞感，前後轉折的反語修辭，狠狠地嘲弄了老闆「以夢想為餌，行剝削之實」的大餅。
打工人不是「人上人」，而是「人和人」。單純的抱怨「上班真特麼累」太直白，蒙頭工作「明天會更好」又過於自欺，於是敢於自我激勵敢於戳破淋漓真相的「打工體」應運而生。
打工人、三拋世代、社畜
同一個世界，不同的打工心態。從日本傳來的社畜，在韓國熱議的三拋世代，以及我們本土孕育的打工人，有著微妙的異質同構性。基於不同的社會體制和時代背景，它們的字詞意蘊也南轅北轍。
日本「社畜」的出現，源於日企終身僱傭制和年功序列制的職場文化。「會社」的「畜生」，即賣身給企業的比喻。一輩子只給一家老闆打工，故而是像家中犬畜一般的存在。
在日劇《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中，強顏歡笑的女主深海晶為了保全項目，甚至不惜向合作公司的老闆下跪。只會使喚人的老闆，加上豬隊友同事，讓她幾乎包辦了公司的所有勞務。
「如果可以向野獸一樣自由生活就好了。」其實我們生來就是無規矩的動物，遵循造物的設定，有時柔弱有時殘酷。但在社會生活裡，慢慢被規訓成了依仗智力和計謀，但沒有自由的「高等生物」。已經困獸猶鬥，卻仍然不如一頭野獸。
進入中文語境後，「社畜」被賦予了社會動物和社交動物的意思，已經偏離了本義。畢竟國情不同，企業制度更大不同。我們這邊，大家都不是「家畜」，而是「野獸」。能一輩子給一家企業打工，也是不少年輕人的夢想呢。
在2011年，韓國就出現了「三拋世代」，指的是丟棄戀愛、放棄成婚、拒絕生子的青年一代；到了2015年，三拋加上社交和買房變成「五拋世代」；添上夢想和希望後，2016年年初進化為「七拋世代」。
後來還嫌不過癮，乾脆改成了「X拋世代」或「全拋世代」，X可以放入想放棄的任何東西。韓國的父權主義或者說上下級社會階層關係的森嚴，在亞洲國家中位居榜首。思想觀念加上農業保護政策，使得韓國青年的生活成本普遍很高。
公職和財閥企業是最好的就業選擇，但競爭異常激烈。97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上升空間和創業環境都不可與「88萬元世代」同日而語。若說「88萬元世代」是輿論界「贈予」韓國青年的稱呼，那麼「全拋世代」則是他們自我意識覺醒後的自稱。
以社畜和全拋世代為參照，中國青年的「打工人」不難尋根。90後在深刻的社會轉型期成長，進入社會後又發現階層壁壘難以打破，從而產生了巨大的焦慮和挫敗感。當無論怎麼努力，也追趕不上房價的狂飆突進，奮鬥的無意義感便開始蔓延。
60後已功成身退，70後享受過「天子驕子」的待遇，80後也趕上網際網路的末班車，而後來一步的90後乃至00後，作為「準中產」面臨著不上不下的困境。內卷趨勢不可阻擋，有限的資源陷入無限的競爭。
傳統寫字樓裡「面上有種顧盼自豪」的白領，也開始了「下滑」。他們越來越像龐大工業機器上的螺絲釘，一到中年就面臨著替換的危機。
某網際網路巨頭的校招特別諷刺，宣稱員工隊伍都是年輕人，被問到年紀大些的人去哪兒的時候慌了神。一代自有一代的打工人，當然是被更鋼鐵的下一代換掉啦。
潘曉來信2.0
潘曉並不是真實人名，而是來自兩個人名的拼接。潘，是潘禕，一位在校大學生。曉，是黃曉菊，一名普通工人。這封信敘述了當時年輕人的普遍疑惑：為什麼過去三十年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信仰，似乎在市場化的浪潮中失去了有效的解釋力。
信中感慨：「對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雙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譴責這個庸俗的現實；另一方面，我又隨波逐流。」
潘曉的迷茫，和如今的「打工人」很有緣。完全處於不同歷史時段兩端的年輕人，所面臨的幾乎是相同的心境。
蓋·斯坦汀在《岌岌可危的階級》中定義「危險階級」，是處於不穩定就業，且無法通過工作建構理想身份和事業的一個全球化時代的新階級。
打工人，無疑是危險階級的的最佳代言人。他們生於「喪文化」之中，卻多了一抹樂觀主義的色彩。與其被動接受，不如主動出擊。資本家的話術，階層躍升的幻象，被「打工人」的機關槍擊得稀碎。錢少事多離家遠，位卑權輕責任重。「打工人」，是專屬這個時代的黑色幽默。
寫成「打工人」，讀作「新無產」。年輕人從「社畜」的負面自嘲，再到假裝不在意的「佛系青年」，最終落腳於把苦吃成甜的「打工人」。究竟是大無畏的英雄主義，還是自我麻醉的犬儒主義，全看使用者的自我調適。
就像咖啡加不加糖：今天你脆弱，打工人的段子就藏一個心酸的底色；今天你堅強，那就不妨把打工人改成一碗雞湯。當齊澤克在首爾發現滿街都是《江南style》的時候，這位來自前東歐的哲學家評價：「這種淫穢痛快的愚蠢的強制性質，恰是真正的藝術應該給予我們的解脫。」
痛並快樂者，或者說因為無法逃離「痛」，而選擇了喜歡「痛」。雖然是一種弔詭的存在狀態，但至少在「佛」與「喪」之間求得了微妙的呼吸夾縫。在早起的痛苦和案牘的勞形中，盡情地來上兩三回深呼吸。
人生意義的討論，雖然每個時代都會發生。但於潘曉來信40年後的「打工人」來說，卻是形而上的。它無法解決任何實際的問題，但卻可以讓心裡不那麼彆扭和難過。
當文學還沒有失去轟動效應時，潘曉來信還是以雜誌作為社會問題的傳聲筒。而當新媒介全面入侵日常生活，打工人只能變成活躍於短視頻和社交網站的集體狂歡。留不下信，只留下無數若干年後人們不懂笑點的段子。